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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李沆、呂蒙正為代表的一干文臣,起對現行舉士制度的衝擊,正是基於帝國在體制矛盾的背景,在眾輔當國的格局下,才面前具備一個策動的條件。

從一個客觀的角度來講,即便是寒門出身的呂蒙正,也屬於“權貴”,是真正實現階層跨越的統治階級。他們的思想理念與政策主張,實則就是對一大批既得利益權貴的挑戰,甚至可以說是背離自身階級的一種行為。

也正因如此,是可以將李、呂二人與一般爭權奪利的官僚大臣區別對待的,他們有自己的政治主張,基本秉持一顆公心為國謀事。

而在政事堂中,張齊賢是尚書令,他最大的職責是維護朝廷的穩定與維持朝政的運轉,他是太宗舊臣,雍熙之政同樣凝聚著他眾多心血,因此張齊賢在朝堂更多致力於對太宗各項政策的延續與維護,在個人志向方面,反倒不如青壯年時期有諸多主張。

相比之下,李、呂二人算是堅定的“改革派”,也是緊密的政治同盟。因此,在呂蒙正受到攻訐的時候,李沆也是最堅定地維護他的。

同樣的,“倒呂派”的力量同樣強悍,宰堂上有王玄真、徐士廉,而朝堂之外,則有京畿布政使劉繼昌,當然,劉繼昌的主要目的,則是為了自身的權位考慮,畢竟,前者正是呂蒙正壓他一頭,登居天官。

同時,魯王劉曖在此事的態度上,也很曖昧,最主要原因在於,李沆與呂蒙正這二人的政治同盟,在朝中影響力實在太大了,不只是二人本身的名望,還有財政使與吏部兩個實權重職的加成。

一個管錢袋子,一個管官帽子,兩者還是同黨,短時間已經展現出巨大威力了,若是時間久了,朝廷還不由這二人說了算?因此,必須得把“李呂同盟”給拆了,就和皇帝劉文澎的考量一般,劉曖也覺得,沒有輔臣光環加身的呂蒙正,更容易對付些。

從皇帝到宗室,再到宰相重臣,己方勢力一一下場,參與到“倒呂”行動中來,這樣局面,即便呂蒙正再廉正,“李呂同盟”再強大,也是扛不住這等壓力的。

結果,也是可以預見的,幾乎從丁謂上表彈劾開始,就已經註定了。

不過,呂蒙正此人,在道德上是幾乎找不到什麼瑕疵的,個人言行也從來突出一個“正道”,滿身正氣,寬簡至公,對容易出現問題的家人、親戚也一向管束到位。

因此,要從呂蒙正本人身上找毛病,是很困難的事情,但是,“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有必要時,雞蛋裡都能挑出骨頭,何況找幾個呂蒙正的短。

而最具攻擊性的,還是丁謂抓住的那個點,用人徇私,還能擴充套件出一個“欺君”的罪名。

關鍵就在於呂蒙正對當年“二十八臣”的起復任用,差不多有二十年過去了,當年遭貶的“二十八君子”,活下來的除呂蒙正外還有七人,至少都被提拔到州府級別。

而這些人,在二十年前,可是世祖皇帝欽點的罪臣,貶黜流放,呂蒙正如此做法,就是在背棄“世祖之志”,這不是欺君是什麼?

當然了,這樣的說法並不是那麼站得住腳,罪名也加得有些牽強附會,但這些都不重要,世祖當年的意志並不重要,太宗對呂蒙正的重新提拔任用也不值得一提,關鍵在於,有那麼多人,有一股股強大的力量要把呂蒙正打壓下去。

於是,時隔二十年,一代名臣呂蒙正再度因“廢黜皇城司”而倒臺,倒沒有一擼到底,而貶到江南太平州任知州,算是還維持了一點基本的體面。然而,以呂蒙正的年紀(年六十四),還有那不那麼健康的身體,幾乎宣告了他徹底的謝幕,即便還有一個知州的職位,但政治前途已然徹底凋零。

取得大勝的“倒呂派”則還不罷休,一些人又把矛頭指向李沆,給他安一個“結黨營私”的罪名,如此一來,事態可就在“呂蒙正案”的基礎上又嚴重了一層。畢竟,李沆可是名正言順,在廣政殿排名前四的受太宗遺命的宰輔。

此議一出,震動自然更大,不過,當那些表露出苗頭的時候,尚書令出手了,他堅決地維護李沆,或者說,他堅決地維護太宗遺命與雍熙之政。在尚書令的強力干預下,才沒有把這場紛爭鬧大,把李沆也給裝進去。

然而,倒了一個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就是對李沆以及他為的一派文臣勢力最大的打擊。

生在平康二年冬季的這場“倒呂”風波,對大漢帝國的影響是重大且深遠的。

從個人角度來說,先皇帝劉文澎第一次出了真正屬於自己的聲音,皇權開始不斷復甦,“蒙塵”的皇帝逐漸覺醒。畢竟,一出手就打掉了一個宰相。

同時,從劉文澎的視角來看,他似乎把宰輔們想象得太強大了,且不提他們各自之間的矛盾與齟齬。更為重要的是,皇帝現了一個問題,他想撬動朝中局勢,似乎只需要一道詔書即可。

縱然太宗欽定的那些輔臣不好妄動,但其他人呢?至此,皇帝劉文澎才真正開始意識到,皇帝這兩個字究竟意味著什麼,帝國體制賦予他的權力究竟為何物.

於王玄真與徐士廉而言,則是保住了皇城司,維護了成制,守衛了皇權。

京畿布政使劉繼昌,則終於登堂拜相,晉位吏部天官,這一回,則沒有人成為他的阻礙。

還有知制誥丁謂,由此外放開封府,成為東京判官,掌握近兩百萬人口京府的司法大權。

當然,對丁謂而言,最大的意義在於上達天聽,同時又一次見識了殿堂之高的激烈鬥爭究竟是怎樣一種情況。對於後期只能謹小慎微地坐看大佬們鬥法的丁謂而言,在認識到自己卑微的同時,也對更高的權勢充滿了無限嚮往

若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倒呂”風波,此事對大漢持續了差不多兩年的輔政格局,造成了劇烈衝擊,原本的格局,隨著時間的流逝,伴著人心的不滿,已經越來越難以維持。

同時,帝國上層之間政治理念與權力之間的鬥爭,也越趨於複雜化與激烈化。

就在平康二年臘月十四,都察使王玄真便被排擠出宰堂了,動手的是李沆,促成的是尚書令張齊賢,以漠北不寧為由(乃蠻部與漠北契丹衝突愈劇,攻伐頻繁),需重臣前往山陽坐鎮調控。

王玄真被安排了一個山陽巡撫使兼漠北安撫使的職位,至少在地方,實權還是很重的。

但同時,王玄真去朝,也意味著又名欽命輔臣的非正常離開,這是政局變化最顯著的體現。

緊隨其後的,便是各方勢力下場,對都察使這個重職的爭搶。整個雍熙時代,都是帝國監察系統大擴張的時代,到雍熙末年時期,已經是政務部司中僅次於吏部、財政司的衙門了。

而為了這個職位,各方勢力爭得是頭破血流,甚至展到魯王劉曖、尚書令張齊賢聯合都壓制不住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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