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10章 康宗篇2 輔政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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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在太后移宮之後，大漢帝國內部的爭鬥並沒有停下，反而是此起彼伏，愈演愈烈。“還政天子”的呼聲，也從年頭喊到年尾，從春夏喊到秋冬。

但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劉曖-張齊賢”為核心的輔臣集團，依舊牢牢地把持著大漢帝國這艘船平穩向前航行。

這段旅途，當然不可能風平浪靜，甚至波瀾起伏，挑戰迭出。遇到問題，解決問題，問題解決不了，就解決製造問題的人。

當然，能夠讓他們如此把持朝政，也主要源於兩方面的原因。一則是皇帝劉文澎相對剋制，慕容太后的事給了他相當大的壓力與教訓，即便心懷諸多不滿，也只能暫時忍時待機。

同時，在群情相逼之下，“輔臣集團”還是還了一部分權柄與皇帝，政事堂處置的國事都要上呈皇帝批閱，一些事務甚至也能讓皇帝決定。

只不過一些牽涉重大的問題，皇帝還是沒有拍板權就是了。但有這麼一層妥協在，就還能得一夕之安寧，劉曖等人，也終究不敢真正的、徹底地“挾天子以令諸侯”，那是要遭群起圍攻的。

至於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則在於“輔臣集團”畢竟沒有明目張膽地犯上作亂，欺君僭越，又有太宗遺照的背書。同時，他們掌握的實權，透過體制運轉建立的威勢，足夠牢牢地壓制住內外的異聲，那些反對者，即便不乏影響重大者，但在形成合力以前，是很難動搖“劉張”輔政集團的。

同樣的，這樣一套“輔政模式”，也註定難以長久。先還是輔臣集團內部的問題，輔臣之間，貴庶之間，以及劉曖與眾臣之間，都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些矛盾，有些矛盾甚至是不可調合的。

其二則在於，反對者們之所以難以對劉曖等人造成真正的威脅，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無法形成合力，而在大漢帝國內部，真正能夠整合起眾人，挑戰乃至推翻輔臣當政格局的，有且只有一個人：天子劉文澎。

對於這一點，認知得不清楚的人，只能做一些無用的攻訐與呻吟，認知清楚的人，也有兩種選擇。少部分採取行動，上奏也好，密諫也罷，總之表忠心的同時，也希望能夠讓皇帝“覺醒”。

而大部分，卻選擇了保守地等待，這還是皇帝帶來的影響，終究是當今天子，從繼位開始，就沒有一個讓人信服的表現。

但就是這樣的情勢，帶給劉曖等輔臣的壓力仍是巨大的，他們並不能隔絕皇帝對外的交流通道，左一個皇城司，右一個武德司，即便有一些限制措施，但其深淺，外人誰也不清楚。

即便當今天子是個“闇弱”之主，真到關鍵時刻，二司仍舊只可能站在皇帝一邊，畢竟是皇權的爪牙，從來都沒有取錯的外號。

輔臣當政，最大的法理來自太宗遺命，他們所擁有的權威，更多來自於帝國那套延續了六十年的國家管理體制。

然而，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在於，這套由世祖皇帝注入靈魂的國家社會運轉體制，即便經過太宗的改革完善，其本質依舊是圍繞著皇權，以皇帝為中心展開的。

能夠最大程度揮這套體制威力的，只可能是皇帝。皇帝闇弱時，輔臣尚能攫取一部分權柄，而一旦皇權覺醒反彈，其揮的第一道威力，劈向的也很可能正是這些“輔政柱國”。

當然了，天子劉文澎能否覺醒，能掌握幾成本屬於他的權力，能揮出多少帝國體制的威力，又如何揮，向何處揮，這些仍是未知數。

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由魯王劉曖、尚書令張齊賢主導的大漢輔政格局，不會持續太久，也很難持續太久。

自世祖、太宗二帝時起養成的帝國性格就不是這樣的，帝國可以有權臣，但必須是皇權下的權臣，這一點，可沒那麼容易改變，至少不可能出現在“後雍熙時代”。

在世祖登基之初的乾祐早期，倒也勉強出現過類似的局面，只是太過短暫，一干輔臣被世祖迅收拾得服服帖帖。

如今，或許只是歷史的重演，只不過，同一場戲，不同的主角，不同的能力，不同的局勢，導致的過程與結果，也難免會出現差異。

事實上，在大漢出現“輔臣當國”的情況，本身就很矛盾，說到底還是一個“少年”天子的鍋，然而，若無“嫡長制”這根天柱的支撐，朝局或許又是另外一番光景，並且未必就比進入平康時代以來消停多少。

自古以來，權力傳承交接時期，總是麻煩最多、問題最重的時候，而大漢帝國的情勢，又遠比歷代統一帝國同時期的情況要複雜得多，即便十多年前已然經過了太宗皇帝嗣位的洗禮，在這方面，依舊不算成熟了，至少“少年天子”對於統一的帝國來說一個全新的需要摸索的新模式。

便是早早給“劉張輔國”斷定了一個沒有多少未來可言的結局，但不可否認的是，至少在平康二年，正式開啟了一段輔政時期的魯王劉曖，達到了他人生的巔峰。

平庸了五十多年的魯王劉曖，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告訴所有人，他並不平庸。

偌大的帝國，那麼多如狼似虎的權貴與官僚，那麼多錯綜複雜的關係，那麼多是非與衝突，卻能被居中協排程過一段平穩的時光，這樣的人，豈能是庸才。

愚其外，而內秀於心，或許才是對魯王劉曖更合適的評價。

而若是把目光放長遠一些，從更寬、更高的視角，從更長的時間線，從歷史展、王朝興衰，再來看這段“輔政時代”，卻又具備一定研究價值與意義。

至少證明了，在皇帝少干預朝政的條件下，國家依舊能夠保持穩定，各項機能依舊能夠平穩地運轉。

當然了，這個結論，只能在既定歷史條件與特殊歷史時期下得出，並且附加約束較多，對制度、意識與人的要求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