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14章 康宗篇6 倒呂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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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謂的劾章在朝中引的反響可謂一石驚起千層浪，過去的這些年，攻訐、非議宰相的情況不勝列舉，但像這種點名道姓，撕破臉皮，赤裸裸地攻擊當朝宰相、吏部天官的情況，二十餘年來還是第一次。

知制誥丁謂，這個雍熙元年秋舉的探花，是一朝聞名。再加上此前任率賓知府、海東經撫的曾會，升任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太宗時錄》的孫何，調任遼東道佈政副使的俞獻可，平康二年似乎成了“元年秋舉”當屆進士們集體爆的一年。

而緊隨丁謂之後，皇帝劉文澎自上陽宮返宮，於垂拱殿召開御前會議，就“丁謂彈劾呂蒙正”之事進行討論。皇帝，這也算“一鳴驚人”了。

而針對此事，朝廷上下，聞風而動。僅在御前，就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辯論，張齊賢、李沆、寇準自是堅決維護呂蒙正，丁謂只能算是個馬前卒，真正衝鋒在前的，乃是都察使王玄真以及刑部尚書徐士廉，這兩人一個是太宗死忠，一個則是孤臣且身上打著“鷹犬”的標籤。

他們兩個攻訐呂蒙正，當然也不是出於個人恩怨，本質上還是反對他“裁撤皇城司”，出於維護皇權的目的。尤其是王玄真，由於出身的緣故，他與滿朝公卿宰相幾乎是格格不入的，他的立場也不可能完全站在“相權”一邊。

當年還是武德使之時，與皇城司相爭，也曾一度希望皇城司消失，但也是經過世祖晚年那場由張遜、呂蒙正引的“倒王風波”之後，王玄真才真正意識到，皇城、武德二司互相對立又互相成就的道理，才真正明白，二司之於皇帝、皇權的價值以及定位。

而作為曾經掌權多年的武德使，也因此不容於眾臣，在涉及二司尤是武德司問題的立場上，也必然有所偏向。雖然呂蒙正針對的仍舊是皇城司，但皇城司若被取締廢置，那武德司呢，他這個前武德使呢？

相比於王玄真的沒有選擇，徐士廉則是主動難，與那幹輔臣，尤其是李沆、呂蒙正二者，在政治理念上有衝突。作為一個“戴罪”士子，在北疆邊經受了十數年苦楚磨礪，然後重新崛起，成為太宗股肱，部司重臣，徐士廉乃是“世祖—太宗”政策理念最為堅實的踐行者以及維護者。

在這一點上，他比同樣起於地方、飽經風雨的實幹派宰相張齊賢還要堅定，張齊賢畢竟是尚書令，需要通盤考慮，顧全大局。

相較之下，李沆、呂蒙正二者，雖然頗具治國才幹，在政風上也劉隨開寶、雍熙之大流，但從思想理念上，卻始終有他們的堅持，對“儒學為體”、“仁德之治、“君子當國”依舊抱有想法，簡單地講，就是想走“回頭路”。

從平康二年春闈取士的情況就可窺一二，由李沆作為總監的這次大試，比起往屆，在取士比例上就有比較明顯的變化。最顯著的一點便在於“明經科”人數，足有33人，這可是幾十年來第一次，同時，如醫科、工科、農科的取士人數，幾乎回到開寶中期的水平

不那麼顯著的，則在於考試內容的變化，在保留既有法律、算術、實務、策論等基礎考核大項的同時，增加了不少儒史經典、聖賢教義。而增加的部分，恰恰成為了拉開本屆士子水（分）平（數）的原因，在過去幾十年大漢的科考環境薰陶下，總有一部分考生，有“基礎不牢”的問題。

因此，平康二年科考，也成為了幾十年來，爭議最大的一屆，堪比最初世祖皇帝提出“實務論”，並把農、醫、工這樣的科目堂而皇之地擺上科考的殿堂。

以李沆為代表的一批掌權者，做出如此變革，其目的顯然是為了迎合乃至收買那些“傳統文人”。

誠然，大漢帝國的思想界與學術界，經過世祖皇帝幾十年的修正，以及太宗皇帝十數年如一日的堅持，已經生了很大的改變，也由此誕生了各種新思想、新理論。

地方上更出現了湘學、閩學、浙學、睢陽、齊魯、燕代、關隴等一大批“新學”，這些新式學派也或多或少迎合著統治者的意志，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湘江學派。

但不可否認的是，信奉傳統思想、堅持舊學的讀書人，依舊不在少數，他們數量龐大，在思想上，在知識的解釋權上，依舊佔據了極重的話語權，並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屬於寒門、平民。

如李沆者，從世祖時代起就很吃香，仕途上也是順風順水，一路高升，本身的素質自然是足夠的。能受世祖、太宗兩代帝王的看重，甚至成為遺詔輔臣，其見識、能力也必然是受認可的，絕不可能是那種食腐不化、抱殘守缺之人。

而他之所以開始撬動帝國實行了幾十年來的取士制度與原則，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他早就現了現行取士制度下一個極其嚴重並且越來越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對寒門子弟、下層士人越來越不友好，那些注重經驗、實操的科類、題目，要求太高，並且越來越苛刻，根本不是普通讀書人能達到的。

早年的時候，帝國人才短缺，也確實需要一批務實的幹才來做事，即便經驗不足的讀書人，也能比較輕鬆從各地官府，獲得一份“吏”的工作，得到一定鍛鍊，獲取一定經驗之後，再參加科考，自是水到渠成。

但是，這種情況在幾十年後的今天，也變了，因為吏也不是那麼容易就能做的。漸漸的，很多讀書人就現，在如今的大漢帝國，上升的渠道雖然依舊很多，但那是對於權貴、豪貴家族子弟來說的，而對於普通出身計程車子來說，上升的空間實則有限。

對於一般出身計程車子來說，想要出人頭地，除了那些天縱英才、生而知之者，能闖過科舉這道龍門，一朝登天，更多的人，其上限只是官府皂吏，這也需打拼突破，而想要繼續上進，就得依附權貴，很多人也都是這麼做的。

長此以往，或者說已經生演變著的，會是什麼情況，也就可想而知了。大漢，在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由“權貴”主導的帝國了。

這個權貴，除了開國以來的功臣勳貴、地主官僚之外，還包括一些新崛起的學閥、富商，他們要麼有權，要麼有名，要麼有錢，有他們做背景靠山的子弟、學生，如何能是普通讀書人比得過的？

相比之下，對於普天之下的讀書人來說，也唯有聖人的經典教義，才是最為公平，成本最低的，

這也是，世祖當年推行他那套“實務興邦”的辦法時，雖然飽受士林非議，但依舊能順利實現的根本原因，畢竟有一大批“不說話”的權貴默默且堅決支援。

帝國的階級快固化，也早在世祖時期就形成了，世祖皇帝當然早就看到了，但他一不好自打其臉，二則是比起那些掉書袋的讀書人，他也更相信精英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這是有利於帝國統治的。

同時，在大漢帝國的體制下，也不可能出現魏晉時期那樣門閥，畢竟文化土壤都生改變了，同時，出身是很重要，但並不是唯出身論，考舉這個政策核心依舊保留著，並且揚光大。

但不管如何，階級固化會給這個國家帶來的種種矛盾與負面影響，依舊會存在，累積到一定程度，也必然會爆問題。

如果說世祖是不管，太宗則是沒空管，畢竟終其整個統治生涯，都在忙著給世祖補漏，給帝國打補丁。當然，在科舉上，太宗皇帝也不是毫無作為，在制度上進行了更加嚴格、全面的強化，尤其在考核內容與方向上的拓展，舞弊徇私上的嚴防死堵重懲。

同時，大漢科舉在律法、演算法、農、工、醫諸科目上取士比例的大提升，恰恰是在太宗時期才真正出現，尤其是律法一科，更是膨脹式的展，因為太宗堅決堅持“以法治國”理念，在此道上，除了各項法治政策與執行之外，最重要的一樁舉措，就是培養提拔了一大批知法、懂法且能用法的吏幹之才。

而透過促進對法、算、農、醫、工科這些“專科”的展，也是太宗皇帝對帝國階級固化的一種緩解辦法，一是帝國在各方面實則也需要這些人才，同時對於廣大讀書人而言，只要肯放低眼光、彎下身段，總能學有所成，再難還能難過晦澀難懂的先賢教義嗎？

只不過，這樣的辦法終究是有上限的，上千年展傳承下來的思想觀念與文化傳統，可不是短短几十年就能真正扭轉的。別看“專科制舉”展得如火如荼，但那些表現踴躍計程車人，更多的只是為迎合統治者，其目的是為了當官享權，是為了實現個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志向而採取的權變辦法。

一旦當權者想法展轉變，政策一改，讀書人拋棄身份，轉變立場，也不是什麼難事。

同時，不論世祖還是太宗，對於傳統士大夫那一套又不可能真正放棄，至少從思想上，那是極其符合劉氏天下統治的。

因此，從科舉選材、治國方針，到帝國體制乃至思想觀念，帝國上下是一直有所拉扯的，尤其是文化教育界以及政壇官場，更是激烈，只不過，過去有世祖、太宗這樣的強人皇帝，足夠控場，壓制住矛盾，等到平康時代，情勢就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