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宗篇11 共治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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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皇帝劉文澎能否有所改變，這是必然的，畢竟親政掌權了，也終於可以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了。

不過，在此之前，劉文澎需要找個人來接任尚書令的職位，這可讓劉文澎好生傷了一陣神。

依劉文澎的性子，本想著乾脆把尚書令之職給廢了，因為他現大漢帝國“相”地權力，對他這個皇帝的鉗制能力有點大。

當然了，這種想法也僅僅是想法，想想就得了，劉文澎還真就不敢廢相這樣的大動作。這可涉及到“祖制”的問題，一定程度上，可比打壓、排擠宰輔要嚴重得多。

一個宰相倒臺了，總有人續上，大夥還得感謝皇帝給機會，若是直接把飯碗砸了，那就別怪臣下們奉祖宗之法力爭了。

大漢帝國的事，到了第四代皇帝，顯然已不是皇帝一人說了就算的了。劉文澎能親政掌權，只能證明他在帝國權力的掌握上佔據了主動，比之太宗尚且天差地別，就更別提世祖了。

即便不討論這些，帝國的宰相制度，最早延續自世祖，而尚書令在這個制度下的領導核心地位，則早在趙普二度拜相之時就徹底確定下來了，其中同樣貫徹有世祖意志。

世祖定下的東西，太宗都不敢輕改，何況你一個劉文澎？別看太宗皇帝在位十四年時間進行了諸多改革，也就導致，比起開寶時期，雍熙時代帝國上下風貌生許多顯而易見的改變。

但事實上，太宗皇帝真正做的，只是對世祖之政、之制的匡正與完善，改動的地方不少，但強化的地方更多，萬變，而不離其宗，帝國最基礎的東西，還是世祖的那一套，太宗皇帝真正做的就是繼往開來的事情。

而延續貫之了幾十年的東西，可不是劉文澎這麼一個登基不過四年的青年皇帝能夠輕易改變的。

平心而論，對皇帝劉文澎來說，趕走劉曖、張齊賢、呂蒙正等宰輔，甚至把所有雍熙輔臣一個不剩都排斥出中樞，都不算什麼太難的事情。

真正難的，是真正、徹底地掌握這個帝國、掌握這套成熟社會管理體制，是擺平那些看不到的衝突與角力，倘若做到了這些，那麼劉文澎才有資格去觸碰制度、規則之類根本的東西。

世祖皇帝構造的這一整套帝國體制，在其內，皇帝理論上可以擁有無限的權力，但這份權力，偏偏就不包括對“祖制”的修改。

太宗皇帝能夠稍微觸動，那是三十多年太子，以及秉政多年積攢下的雄厚實力與巨大威望做支撐，即便如此，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甚至明面上還要高舉高唱“皇漢宗法”的旗幟與口號。

太宗尚且如此，就別提劉文澎了。沒有世祖、太宗的權威，卻要行其大權，必然是會出問題的。若是敢改宗法，尤其是涉及權貴根本利益的宗法，那麼可以想見的，會有一大波人高舉祖宗成法來與皇帝鬥上一鬥。

一旦形成那樣的局面，劉文澎能夠借用的力量就不多了，那些此前站在他這一邊的勳貴、重臣，或許都將成為他的反對者，即便是那些倖進的“帝黨”也未必不會心存疑慮，畢竟這樣的人，在見機識相上，可遠比一般人更加敏銳聰明。

初掌大權的劉文澎，自然是春風得意，不可一世。不過，他或許看不清楚其中的門道與要害，但他身邊的人可不都是蠢的，比如三朝老奴、少府劉規，以及新晉的中書侍郎、宰臣王欽若，在皇帝表露出廢相意圖之後，都是神色驚變，極力勸阻，陳說厲害。

尤其是王欽若，雖然他從內心裡他是很支援廢除尚書令的“相”職權，畢竟他這個新晉宰相資歷薄弱，在政事堂甚至很難站住腳，那樣對他來說是有好處的。不過，要謀長遠的王欽若，顯然不敢給皇帝出犯眾怒的主意。

而除了劉規與王欽若，就連皇城使王約、武德使林特也都向劉文澎提出勸阻抑或警醒的意見。

眼瞧著身邊的這些親信或者“功臣”都提出相對一致的看法，青年皇帝劉文澎也不由泛起嘀咕了。當然，劉文澎的任性若是作起來，也不是這些人勸得住的。

真讓阻止劉文澎“起飛”的，還是世祖、太宗這兩座大山，祖宗成法的在當前這個時代的威力是很難為不通其理的人所理解的，那一項項賦予了世祖意志的條文規矩，對所有人都是一種約束，包括皇帝。

這也是帝國諸統治階級們對皇帝最有效的一項限制，上上下下，如何能不高擎這麼大旗，拼命維護。

而劉文澎，畢竟還是趕上了世祖晚年的那段時間，雖然短暫，那也是真正親近地見識過餘暉下的世祖，是何等的威嚴或者說恐怖，又打小成長在太宗的“陰影”下。

或許對天地師長，劉文澎都沒那麼地敬重，唯獨對兩代先帝，常懷一顆敬畏之心。

改不了制，最終還是得按規矩來。一個都察使，都能引得滿朝雲動，各派相爭，何況是尚書令這個帝國相的位置。

朝廷內部更是爭得頭破血流，基本各大派系都下場了，很多劉文澎甚至沒多少印象的人都被舉薦到他面前，比如河東轉運使柴宗誨，這是英國公柴榮的幼子；關內道布政使高處讓，這是安國公高懷德三子；西南巡檢使趙昱，這是已故陝國公趙延進次子無一不是開國元勳、功臣勳貴之後。

值得一提的是，大漢帝國公卿勳貴的傳承，已然出現一種趨勢。二代繼承者們，尚有一部分才幹出眾者，能在朝中當重職，享實權，繼續鞏固、延續著自父輩創下的功業與影響力。

類似的人物，在過去的幾十年，可以說是一抓一大把，並且很多人也的確成為帝國的中流砥柱，包括趙匡義在內的諸多宰輔大臣、將帥封疆，都是如此。

而到了第三代，情況就逐漸生變化了，那些承爵者，在朝中基本只擔虛職，不掌實權，而代表家族出仕打拼，繼續保持、提升權威與影響力的，則是其他沒有繼承權的子弟。

這種趨勢，在世祖開寶後期便已有體現，等到太宗時代，就已然很普遍了。這其中，未必沒有兩代先帝王的推動，保留勳貴後裔們福廕的同時，也在各大家族造成一定的分化。

此舉極大地保證了各大勳貴家族的根本利益，也使勳貴在帝國的政治生態中始終佔據一個較重的利益，即便有世祖、太宗兩代各種管理、約束、限制的政策辦法，但他們對帝國的影響力實則是不減反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