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篇50 花落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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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內心憤怒不滿，但劉文濟再一次深刻地認識到，新太子是他與大漢帝國，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幾乎伴隨著他整個統治末期生涯。

而圍繞著新太子的推舉，快地在帝國上層形成了一個政治旋渦，幾乎將所有中樞朝臣都吞噬其中，只要在這個權力場間，少有能置身其外者。

在這件事上，大漢帝國上層的權貴們，似乎都一一甦醒了，包括那些家世顯赫，但在歲月流逝之下，已經漸漸邊緣化的開國公侯，元從故舊。而這種鬥爭，幾乎是無法避免的。

勳貴大臣們，實在給了皇帝劉文濟半年多的緩和時間，希望他能從喪之之痛的陰影中恢復過來。()

因此，一直到建隆二十年春，隨著京畿道布政使柴熙讓前以吏部尚書職出任上奏，請立太子，早定國本，這場醞釀了半年多的暗流，終於徹底暴露了出來。

緊隨柴熙讓之後，請立太子的奏章有如雪片一般飛向皇帝劉文濟，這還是明請的，還有諸多旁敲側擊、拐彎抹角，以各種形式向皇帝暗示的，類似的奏疏，十張皇帝御用大案都盛不下。

而這種風正式吹起來之後，在沒個確切的結果之前，就很難平復下去了。隨著“冊立太子”的呼聲甚囂塵上，遍及朝野，對儲君的意見，朝廷內部也逐漸正式地分裂成三派。

睢陽公劉繼英以及皇長孫劉維箴，這是最核心的兩派，還有一派，則是持“中立”態度，準確地講，遵聖諭而行。但不論哪一派，在請立太子的事務上，態度是一致的。不管是存有怎樣心思與謀劃，太子該當及早確立。

而劉繼英、劉維箴兩人支持者們之間的爭鬥，也形成了開國以來帝國在繼嗣問題上第一次尖銳的、大規模的政鬥，影響之深遠，甚至一度使朝政糜廢。

雙方從大方向上，代表了自世祖時代起就延續下來的兩股勢力的鬥爭，貴庶集團的角力。支援劉繼英的，當然是以楊氏為的軍功貴族們，劉維箴則以庶族官僚集團居多，同時，也不乏貴族支援，畢竟楊氏樹大招風，難免引人嫉妒，另一方面，在楊家也很難完全代表帝國的軍功貴族階級。

這也導致兩者之間，實力與影響相對均衡，因此，如果僅憑臣僚們自己推戴擁立，是很難迅出一個結果的。事實上也是如此，從建隆二十年，一直到建隆二十二年，為了將目標物件扶上位，帝國的權貴們是絞盡腦汁，各顯神通，從鼓譟推戴，迅演變成相互攻訐，一場大型的黨爭，就這麼堂而皇之地在劉文濟統治時期出現了.....

朝廷的風氣，為之一改，建隆時代維持了二十年的清明政治，也不可避免地多了幾分汙濁與陰霾，甚至從中樞，傳導至地方，最誇張時，連一邊遠州縣官吏，都不禁參與到太子的討論中來，其中不乏用自己的辦法表明支援之意。

這樣的局面，是遠很多人最初之意料的，沒人能想到，太子之位能拖這麼久，而造成這樣的結果與影響，皇帝劉文濟負有不可推卸之責任。

因為，一切的本質，還在於劉文濟內心的猶疑。

同諸權貴大臣一般，劉文濟對繼嗣之君的人選，也是從劉繼英、劉維箴二者之間考慮。但最終選擇誰，卻難有個果斷的決定，每個人，都讓劉文濟顧慮重重。

劉繼英，性沉穩，有志氣，涵養足，是一個標準的皇室教育出的精英，雖然少鍛鍊，但畢竟還年輕，極具培養價值，未來可期，身份上也沒有什麼可指摘的地方。

唯一讓劉文濟顧慮的，恰恰是楊氏外戚的影響，看看以楊氏外戚及一干軍功貴族們組織起來的“睢陽派”吧，那等聲勢，讓劉文濟都不禁側目。

即便有諸多身不由己的地方，但楊氏之盛，並且持續了這麼多年，甚至影響到下一代帝王了，劉文濟是怎麼都無法忽視這些因素的。

劉文濟畢竟也是個老皇帝了，而老皇帝最不安的就是掌控力的減弱，有些憂慮甚至能蓋過理性......

劉維箴，太子死時，也有十九歲，年紀上並沒有什麼大問題，但性情上，比其父更加迂腐懦弱，雖然一樣孝順恭敬，但其短智遲鈍，一度讓劉文濟看得都著急。

但是，朝野上下，偏偏支持者眾多，並且涵蓋諸多階層，各派勢力，人聲雖雜，但其意甚堅，尤其是一些又臭又硬的諫臣，更是打著“死諫”的名頭，要維持帝國正統！

正統！這個詞，劉文濟為之努力爭取了一輩子，沒曾想，最終卻在繼嗣的問題上，透過這樣的方式被認可，()

說來也有那麼幾分可笑......

皇帝猶豫不決，傳遞出的模糊訊號，自然給人鑽營者渾水摸魚的機會，奪嫡之勢既成，鬥爭起來便是無休無止。雖然劉文濟在這個過程中，也以嚴厲手段進行彈壓，但表面上控制得住，但潛流依舊，他也震懾不住那騷動的人心。

也就導致，在建隆二十到二十二年這三年間，朝廷中樞的氛圍十分緊張，為了禁止兩派之間那種層出不窮、跌破下限的爭鬥，劉文濟不得不以執政以來最酷烈的手段與作風去鎮壓，一大批的大臣遭到貶謫，其中不乏有識之士，忠臣孝子。

比如，在劉文濟的大力提拔下，已經升任洛陽府尹的范仲淹，見太子之爭，波及朝野，已經嚴重影響到國家的穩定，對此痛心疾，上表進諫。

言辭固然激切了幾分，其中不乏影射政事堂諸相尸位素餐，坐視鬥爭，不為君王社稷盡心參謀之言。范仲淹的奏章，不只引起了劉文濟的厭煩，還惹惱了那一干宰相。

尚書令陳堯佐，財政使呂夷簡，先後上奏，彈劾范仲淹，說他不敬宰相、妄議朝政。罪名雖然很弱，但劉文濟惱怒之下，於建隆二十一年春，將范仲淹貶到隴右道當佈政副使了。

由此，開啟了范仲淹在隴右長達七年仕途生涯，在那七年間，范仲淹也沒有片刻放鬆，時刻關心朝局，憂懷君王。並且，在隴右完成了兩件大事。

一是在曹利用的基礎上，進一步鞏固大漢在青唐地區的統治，將帝國統治影響向高原深處輻射；二則推動隴右道治西遷蘭州，一直以來，隴右道治都在鳳翔府，從地理上來講，偏重於東方，尤其在對青唐地區開拓益深的情況下。

也是從范仲淹遭貶開始，朝廷重臣，一一遭到劉文濟的整頓，柴熙讓被貶到高昌道任主官，呂夷簡外放遼東，到建隆二十二年，尚書令陳堯佐罷相。

到這個時候，朝堂之上雖然在劉文濟的鎮壓下平靜了下來，但關於太子的爭鬥卻在帝國更廣泛的範圍內展開，面對這種情況，劉文濟既然惱怒，又無奈。

面對眾多紛爭，劉文濟是日益疲敝，也清楚地知道，太子之事，是不能再拖了，他必須得做決定了，否則禍患或許就將起於忽微了。

在歷朝歷代的諸多權力爭鬥中，在那些漫長的角力之下，最終比拼的實則並不是有多優秀，而是比少犯錯。而在太子之位的爭奪上，這條規則同樣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