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八五章 東學西漸的詭異產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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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友仁在澳門這段時間，受到的這三個衝擊，可以說是大順的特殊性導致的。

而他受的第四個衝擊，就和大順的關係不是很大了。

得賴到他們耶穌會自己身上。

從利瑪竇開始，就一直試圖把借用華夏古文裡上帝的概念。

即便後續被教廷禁止了，但是耶穌會這邊還是一直試圖這麼辦，並且一直在嘗試和儒家辯經，從耶教那一套來解釋上帝、太極、氣、理的概念。

這當然對蔣友仁也產生了影響，他本就是耶穌會的人，又是專門來中國的，而且還是在大順明令禁教之後來中國的，對這一套東西可謂是相當熟悉。

在前三個思想上的衝擊產生之後，某日夜讀《尚書》，讀到湯誓一文，唸到“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的時候，猛然一悟。

隨即翻閱《舊約》……”

翻完《尚書》，就看《舊約》，加上耶穌會內部一直以來對上帝這個漢語詞彙的解讀，讓蔣友仁的腦子裡一陣漿糊。

腦子裡下意識地想到的，就是《易》裡面的詞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本身從利瑪竇時候開始，就在爭奪上帝這個詞。而一旦按照利瑪竇以及後續的耶穌會教士這麼理解，那麼，這裡面就有問題了。

出埃及，和湯武革命，是否都是一個意思？

只是在巴別塔讓各地語言不通之後，產生的不同版本？

而精神核心，其實是一致的？

故事可以不一樣，但只要精神核心一致。

聖經本身，舊約中的一些故事，是否只是一種現實政治的隱喻？

夏桀不憂念民眾、捨棄稼穡，奪農功之業，以斂財貨，勞遏民力。於是商湯見夏氏有罪，聽從上帝旨意，不敢不正。

這和出埃及相較。

是否其精神核心，可以認為，湯武革命、出埃及記，都是受壓迫者按照上帝的命令進行的一場革命？

能對著《尚書》、《易經》把《聖經》理解成這樣，這已經不是簡單的異端了，而是異端到可以直接上火刑架然後挫骨揚灰的水平了。

歪到天際、飛到天外去了。

蔣友仁對那天晚上猛然冒出的這個想法，自己把自己嚇得好幾天沒睡著覺。

可他內心的想法，又實在不敢跟別人說。

這種話，沒法說，這已經不是耶穌會上帝、祭祖祭孔這麼簡單了，而是簡直要讓自己精神崩潰信仰崩塌的可怕想法。

翻來覆去睡不著，越想越迷糊，便多看書。

看了一堆先秦古籍，蔣友仁從墨家的“兼愛”中，又堅定了諸多他內心已經萌芽的種子。

在先秦古籍中的兼愛，是功利的，目的性非常明確，兼相愛、交相利，透過彼此的愛，達到彼此得利的目的。

而耶穌會的這些會士，一方面儒家經典看得多，一方面本身就反對墨家的那種愛，是以蔣友仁在這其中尋找他所理解的愛，與先秦異端的愛之間的異同。

看了半天，只覺得，他們耶穌會理解的愛，和先秦異端的愛，最大的不同，便是他們的愛，是無償的、沒有功利性的。

為什麼會有他理解的這種區別呢？

蔣友仁覺得，翻看聖經，經常可以看到神對那些弱者和受侮辱者的偏愛。

弱者、窮人、受侮辱者，從他們身上是得不到好處的。

因為神這樣去偏愛那些弱者、窮人、受侮辱者，所以這種偏愛，造就了他們的愛的無償性、無功利性。

人要模仿上帝的善嘛。

這就是他所理解的，他們的愛和先秦異端的愛說不通的區別——人間的一切行為和情感都是神構建的，神偏愛弱者窮人和受侮辱者，所以構建出的人間的愛就是得不到好處的、無償的、無功利性的。

既然愛的定型源於神對弱者、窮人、受侮辱者的偏愛，那豈不是更加印證了他內心萌的那種極為可怕的異端想法？

出埃及記在這個時代的解讀，就是受壓迫者、弱者、窮人、受侮辱者，按照上帝的旨意，去進行一場革命？因為上帝的旨意貫穿在書中了，無一不在印證著這一點，祂偏愛這些人……

再配上他受到的萊布尼茨的影響，連祂若偏愛這些人，為什麼卻讓這些人受苦這個悖論都解決了——。

這種可怕的想法不斷地折磨著他。

自我的精神折磨，無非兩種可能。

要麼精神崩潰。

要麼豁然開朗。

蔣友仁的結局，是豁然開朗。

而豁然開朗的契機，則是由於大順下南洋的軍事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