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九二章 工業革命（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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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畸形的進出口貿易，肯定不能說是單向的。要較真的話，那江蘇等地種大米的百姓還受到朝鮮稻米衝擊的影響了呢。

但問題不在於是否受到了影響。

問題在於，受到影響的這些人，是否能夠影響大順的貿易政策。

因為朝鮮的貿易政策，是不能自主的，尤其是邊境採參殺人事件之後，擴大開埠，主動權已經完全在大順手裡了。

雖然朝鮮國內部已經迸出了一些思潮，認為大順對朝鮮，由“王道”轉為了“霸道”，實際上大順已經從夏變夷了。因為只有夷狄才只用霸道不用王道。

然而，大順的核心力量在京城，京城的駐軍、官員、勳貴、統治核心集團，是靠財政收入支撐的。

更深入的白銀貨幣化改革之後，下來的是錢。

糧食，希望糧食越貴越好。

錢，自然希望糧食越便宜越好。

真正的政治核心的這群人，並不覺得糧食降價是件太壞的事，那這件事也就這樣了。

總歸，朝鮮國其實最終也接受了這種結果，並且因為朝鮮國特殊的賦稅制度、財政收入來源，使得朝鮮國王室，也最終認可了這種畸形的進出口貿易，甚至從中得到了一定的利益。

朝鮮國，自稱小中華。

諸如兩班制度、種姓身份、奴婢制度、門閥制度等，沒看出來哪裡中、哪裡華了。

但朝鮮國有一點，倒是很符合，那就是朝鮮國的稅收制度，真的很符合黃宗羲透過總結歷朝稅制改革而提出的“黃宗羲定律”。

黃宗羲定律，簡言之，稅越改越多，底層越來越苦。

理論上是從甲稅、乙賦，合併改成丙稅。現實是改成丙稅之後，甲稅乙賦都保留著——比如王夫之吐槽的一條鞭法，說好了是把過去的幾股繩擰成一條鞭，結果變成了幾股繩還在又加了一條鞭。

理論上，一些特殊稅種，在特殊情況下要徵收，一旦特殊情況過去就該取締。然而現實是——比如經典的滿清竊據天下後，繼續徵收“為了收復遼地、擊敗東虜而加”的遼餉。

理論上，甭管按照人頭徵稅是否合理，但按照人頭和勞動力征稅，總能保證朝廷的財政支出。然而現實是——按照人頭徵稅，必然導致擁有奴婢的官僚貴族，隱瞞人口；朝廷按照人頭徵稅，那麼一些人就選擇投效貴族官僚；最後這些稅全落在了最底層的百姓頭上。

這黃宗羲定律在朝鮮國可是演了個全套。

甚至這還不過癮，還加上了朝鮮國特色的“青苗法”，還谷制。

簡單來說，所謂還谷制，就是變種青苗法，朝廷放稻米給百姓，然後用利息收入支撐官僚和王室消費。

不貸也得貸。

基層搞增收。

這種情況下，朝鮮朝廷也現，哎，放高利貸給百姓，搞還谷制收那麼點利息；為什麼不把稻米賣給大順，從大順進口棉布之類內部銷售，再賺一筆呢？

加之劉鈺搞對外貿易，尤其是對周邊國家的對外貿易，素來猥瑣，從來都是主動幫對面建立海關、允許對面徵收一定的關稅的。

對日本如此，對朝鮮也是如此。

主動讓對面徵收關稅，只是稅率不高，恰好能把其本土產業壓死，還又能讓對面的朝廷保持一定的財政收入，從而對內鎮壓，順帶增加他們對關稅的依賴。

日本是幕府拿著關稅，美滋滋，幫著大順壓制各路諸侯，做大順的守土官長。

朝鮮則因為情況特殊，還谷制和黃宗羲定律下的稅制，都使得朝廷王朝手裡的稻米是最多的。

以及伴隨著朝鮮內部的變革，允許邊遠地方用土貢代替稻米。

這就使得朝鮮王朝，在經濟意義上，蛻變為大順資本集團控制的朝鮮貿易公司。

朝廷收稅、放貸、收谷、收土貢；然後朝鮮的朝廷，再把這些米、人參、鹿茸等，賣給大順，換取大順的棉布絲綢瓷器鐵器書籍；再把大順的這些棉布鐵器手工業品，在內部換更多的米。

朝鮮朝廷也不是沒考慮過抗爭，比如下達過禁奢令，希望扭轉風氣，從而禁止大順的棉布、綢緞在朝鮮的流通。

劉鈺做的反擊也非常簡單。

蒐集了許多前朝隆慶年間被禁燬的《皇明通紀》，補貼刊行，往朝鮮運。

這裡面就涉及到一個合法性問題了。

按照明朝開國之初和《皇明通紀》的說法，李成桂是權奸李仁任之子，其父子二人連弒四君，妥妥的得國不正。

本身朝鮮王繼位就有點問題，他哥喝了口他的人參湯，嘎一下就死了，兄終弟及。

本來就扣個“弒君”的帽子。

追到祖上，說李成桂就是李仁任的兒子，父子二人弒君成癮，朝鮮王室自然是扛不住了。怎麼，這次你哥死，這屬於是家族特色唄？

這李昑因為他的親媽出身低，連士大夫讀《史記》的時候，一句“爾母、婢也”都能暴跳如雷，搞文字獄，況於這事兒。

最終，大順這邊嚴禁一些“藩屬驚詫”的史書出口，海關嚴查。

禮政府表示這史書寫的不對，前朝隆慶年間就被禁了，李仁任其實不是李成桂的爹，我們修的《明史》不採取這個說法。

條件嘛，是朝鮮那邊，放開禁奢令，大順的出口品在海關納稅之後，不再繳納其餘的厘稅官銀在內部通行無阻。

同文化圈還是有同文化圈的好處，能準確摸到文化圈內的著手點。

西方勢力要搞的話，就很難摸到這個點，最起碼短時間內不會找到這個點。

這主意當然不是劉鈺這種非大順人想出來的，自有其身邊真正的大順人給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