叄、兩江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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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七日，李鴻章也收到京信，正式得知馬新貽調任兩江總督，而曾國藩則調任直隸總督。當天，他即提筆給馬新貽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畿疆拱衛，非老成碩望不足挽回頹波；江海要衝，非盤錯大才不足坐鎮雅俗，豈唯皖士重庇福星！欣躍不可言喻。”（《李文忠公全書》）大概意思是說曾國藩老成碩望，馬新貽盤錯大才，二人分掌直隸和兩江，各得其所。以李鴻章肱股重臣的身份，如此吹捧馬新貽這樣的後起之秀，實在是很令人費解。

不過在信中，李鴻章也表示了擔心，認為“侯相恐將乞退，處斯時地，似不可行，容專緘勸駕”，意思是擔心曾國藩恐怕不會在這樣的情況下赴任直隸總督，很可能會退休。言下之意不言而喻，他也認為朝廷調曾國藩任直隸總督有貶斥之意，是典型的明升暗降的伎倆。

就在同一天，李鴻章也給曾國藩寫了一封信，大力強調直隸總督位置的重要性——“欲借老成重望拱衛神京，即備就近顧問，親政贊襄之”，顯然有寬慰曾國藩的意思。但在信末卻話鋒一轉，說：“谷山（馬新貽的字）素極謙謹，一切必守蕭規。但威望過輕，長江從此多故矣。”一句“威望過輕”，一句“從此多故”，似乎已經預料到了馬新貽日後的悲劇結局。

顯然，李鴻章給曾國藩的信才能代表他對馬新貽的真實看法，他為什麼又要玩弄兩面三刀的權術，在給馬新貽的信中肉麻地吹捧對方呢？這要從後來李鴻章請求馬新貽助淮軍軍餉的事情中去尋找答案。實際上，在曾國藩與馬新貽的兩江總督之爭中，李鴻章始終是一個坐山觀虎鬥的旁觀者。這是後話。

那麼，這個令慈禧、李鴻章等另眼相看的馬新貽，到底是什麼來頭呢？

馬新貽，字谷山，號燕門，別號鐵舫，山東菏澤人，為回教徒。他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進士，跟李鴻章、郭嵩燾同榜。二十六歲的馬新貽中進士後步入仕途，沒有點翰林，也不曾補京官，榜下即用，分發到安徽當知縣，從此一直在安徽做官，歷任安徽建平、合肥等縣知縣，廬州府知府，以勤明稱。從咸豐三年（1853）開始在安徽境內與太平軍作戰，因戰功累遷安徽藩司（布政使）。

郭嵩燾，字筠仙，湖南湘陰人。跟隨曾國藩組建湘軍起家，號稱曾國藩的第一高參。曾國藩也將自己的第四女許配給郭嵩燾之子郭剛基，又幫助郭嵩燾進京入南書房，成為“天子近臣”。光緒三年（1877）起，郭嵩燾出任清朝駐英法公使，是中國第一位駐外外交官。抵達倫敦後，郭嵩燾應邀訪問倫敦附近的電力廠，並參觀了剛剛發明不久的電話。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到電話。歐洲之旅對郭嵩燾影響很大，他開始不遺餘力地向清朝廷介紹外國先進的管理概念和政治措施，由此引來朝中保守派的仇視，次年便被召回國。郭嵩燾將途中見聞寫成《使西紀程》，希望對清朝能有所借鑑，結果再次受到猛烈攻擊，被誣衊為“勾結洋人”，從此閒居，再未起用。

馬新貽精明能幹，有“能員”之稱，歷任巡撫都很賞識他，這也令他的官場大道走得一帆風順。這當然與他本人的才幹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在大動盪的時局下，他遇到了一系列千載難逢的機會。

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國平定，曾國藩受到朝廷猜忌，尤其是其弟曾國荃因為捲入奪取太平天國鉅額財富一事而成為眾矢之的，為避免兔死狗烹的下場，他主動上書請求裁撤湘軍，力推李鴻章出面主持大局，打算以淮代湘。一時之間，李鴻章風頭無二，儼然有曾國藩衣缽繼承人的姿態。當然，他還需要一些幫手，而且，最好不是湘軍一系的人，這樣，同年進士馬新貽就進入了他的視線。很快，馬新貽受到李鴻章的暗中推薦，接替開缺回籍的曾國荃，升為浙江巡撫，從此步入封疆大吏的行列。

在這之前，浙江巡撫名義上為曾國荃，浙江軍務也歸兩江總督曾國藩管轄，但其實浙江本是左宗棠的地盤，此時左宗棠正任閩浙總督。馬新貽到杭州上任浙江巡撫後，表面上還是相當尊敬曾國藩，曾專程到江寧向曾國藩問計，給曾國藩留下了相當精明強幹的印象。馬新貽與左宗棠的關係也很好，曾上書力贊昔日左宗棠在浙江的治跡。

這裡要專門講一下總督與巡撫之間的關係。按照清朝官制，總督和巡撫都是封疆大吏，不相統屬。按照職責而言，總督主管軍事，節制省內綠營提督、總兵各官，且自轄“督標”三至五營；巡撫則主管民事，總管省內政務監察，也自轄“撫標”二營，用兵時也須負責糧餉。一般來說，總督、巡撫選用文人，極少用武人。這是因為武人知兵，不能輕與事權，而文人不習兵事，不妨假以重任，平時以文制武，戰時由朝廷另外特簡經略大臣等專事征伐。另外，一省的民政財政和司法則分別由布政使和按察使主管，只聽命於戶部和刑部，也不屬於總督、巡撫管轄。

不過，自曾國藩憑藉湘軍以文武雙重身份崛起後，情況開始改變。他受任兩江總督之初，還兼有欽差大臣的身份，有權統轄江、皖、贛、浙四省軍務大權。這樣，原本不屬於他節制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巡撫以及各省布政使、按察使均成了他的下屬。在清朝，這可是前所未有的大事。按照清朝制度，總督對文職道府以下、武職副將以下官員有奏請升調免黜的權力，正是在這樣的便宜之下，大批湘軍將領倚靠曾國藩進入政權機構，得任地方實職，由此掌握了一方的軍事、財政大權。即便到後來曾國藩主動裁撤湘軍、湘軍為淮軍所取代時，湘軍一系羽翼已成，不但軍事力量雄厚，“七八省政權，皆在掌握”，且五臟俱全，成長為完全有實力分權割據的力量。尤其是曾國藩所管轄的兩江富甲全國，形成了“重地方、輕中央”的政治格局。在這樣的局面下，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廷惶惶不可終日，視曾國藩為眼中釘、肉中刺，也就不足為奇了。馬新貽升任浙江巡撫，已經是清廷要將曾國藩調離兩江的前兆。

馬新貽任浙江巡撫期間，講究政通人和，積極興修水利，修築海塘，並奏請豁減杭嘉湖等七府浮收錢和漕米，減輕百姓負擔，復興各府書院等，在當地很有名望，頗受百姓愛戴。正因為馬新貽政績突出，次年左宗棠西征之時，便由他接任了閩浙總督。升遷速度之快，令人大跌眼鏡。

此時的馬新貽，儘管實力上遠遠不及，但在聲勢上已經如同前任左宗棠一般，隱隱然有與兩江總督曾國藩相抗之意。不久，東、西捻軍先後平定，清廷長鬆了一口氣，急不可待地開始考慮督撫的調動問題，其實最首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讓令朝廷寢食難安的兩江總督曾國藩離開兩江。經過一番商討後，由恭親王奕訢出面，力薦馬新貽接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理由是：“馬新貽精明強幹，操守亦好。他在安徽服官多年，對兩江地方最熟悉。剿捻的大功告成，淮軍裁遣回籍，非得要馬新貽這樣的人，才能把那些驕兵悍將妥為安置。”原兩江總督曾國藩則調任直隸總督。

當時的八大總督中，以直隸總督地位最尊，其次是兩江總督。但論實權，兩江總督卻要排在第一。而直隸總督雖位列各地總督之首，但地近京畿，上有朝廷，下有順天府尹，位尊而權輕。加上同時兼任北洋大臣，須常駐天津辦理洋務，並不是一樁輕鬆的好差事。

馬新貽升官速度快得匪夷所思，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就由二品官升到了疆臣中最有實力的兩江總督，實在令人吃驚。當時他才四十七歲，是最年輕的總督。這其中，固然有馬新貽自己個人才幹的因素，但可遇不可求的機遇遠比才華更為重要。當時，太平天國已經平定，曾國藩兄弟名蓋天下，但流言也與功名一樣多。多年以來，中外紛傳曾國藩有謀取帝位的野心。清朝因曾國藩軍功封其為一等侯時，曾國藩幼女曾紀芬說，曾家人聽到後都說：“侯爵太細。”意思是嫌侯爵的官職太小，不滿之情溢於言表。曾國藩勢大如猛虎，讓這樣一個人在江南坐大，真是讓慈禧太后坐臥不寧，因此考慮將曾國藩調離江寧成為必然的選擇。只是由馬新貽來接任兩江總督，不僅天下人驚訝，整個湘軍系統的人驚訝，曾國藩驚訝，就連馬新貽自己也相當驚訝。朝野對此議論頗多，輿論普遍認為馬新貽資歷尚淺，德不高望不重，讓他接替曾國藩的兩江總督，太過破格。

在曾國藩接到調任直隸總督的諭旨前，馬新貽早已知道自己即將接任兩江總督。他的心情，應該是且喜且憂：喜的是他現在是大清朝最讓人眼紅的大紅人，以朝廷心腹的身份當上了兩江總督，受聖眷之隆，一時無二；憂的是兩江素來是湘軍的地盤，他們在那裡經營了多年，豈能輕易讓給他這個外人？

同治七年（1868）五月十六日，時任閩浙總督的馬新貽從杭州坐輪船到達天津，次日到達北京。應該是這個時候，他已經知道慈禧太后的心意。五月二十六日，馬新貽被召進宮中，很久才出來，出來時大汗淋漓，神態極為反常。這之後，他突然請了二十天假，回到山東菏澤老家探親掃墓。離家時，馬新貽突然將二位兄長和兒子召到身邊，秘密囑咐說：“我此去吉凶難料，萬一有什麼不測，千萬不要到京告狀。一定要忍氣吞聲，方能自保。”

此時，正式任命他為兩江總督的諭旨尚未下達，他卻已經在交代身後事，難免令家人大為吃驚。這也就是馬新貽臨死前交代兒子馬毓楨“別忘了當日為父在菏澤交代你們的話”的由來。

顯然，馬新貽在一開始就已經預料到：他孑然一身赴江寧，既沒有自己的軍事力量，還需完成朝廷交代的公開和秘密的雙重使命，無異於孤身入龍潭虎穴。但是，他不想就此服輸。

未到江寧前，馬新貽曾致信給曾國藩，商議交卸等公事。曾國藩除了按禮節回信外，還給馬新貽送去“巡捕鄭興儀一員，戈什哈四名，聊供驅使”。尚未交接，便送去幾名保鏢，這份見面禮，著實耐人尋味。在這之前，天下人盛傳將來繼任曾國藩兩江總督的人選是其弟曾國荃，就連曾國荃自己也一直認為總督是自己囊中之物。也許曾國藩也如同李鴻章那樣，擔心馬新貽“威望過輕”，湘軍由此憤憤不平，“長江從此多故”？

曾國藩有一幕僚名邵順國，邵之妹夫名鄭興儀，一向被曾國藩尊稱為“鄭世兄”，似乎私人關係非同一般。未及考證曾國藩所送巡捕即是此人。

當年九月二十日，馬新貽到達江寧。九月二十六日，曾國藩向馬新貽交卸關防印信。這期間，江蘇巡撫丁日昌和湖廣總督李鴻章先後趕到南京，面見曾國藩。曾國藩為此奏請“會商公事，暫緩啟程”。

十一月初四，曾國藩終於乘船離開江寧，據說“金陵士民焚香酌酒以餞送者，填咽街巷”。如此情形，想來馬新貽心中也不是個滋味。

馬新貽到兩江上任後，立即著手為百姓做了一些好事，比如奏請以寬免錢糧來勸墾招領江南荒廢田地，使得編民早得復業。這些措施確實為他贏得了一定民心，他一度很受鼓舞，又提出了“應辦最要者六條”，即：培養民生以籌辦善後；修築運堤以宣防河務；清查官虧以講求吏治；選擇將才以整頓綠營；酌留水師以聯絡江防；恪守條約以辦理洋務。當然，他自己心中最清楚，這六條中，“清查官虧以講求吏治”、“選擇將才以整頓綠營”、“酌留水師以聯絡江防”三條，其實都是有計劃地針對湘軍的。

為了有效地制衡湘軍，馬新貽還與手中握有淮軍的李鴻章暗中結成了聯盟。當時，湘軍和淮軍的軍餉主要來源於兩江地區，李鴻章為了保留自己的淮軍精銳，主動向馬新貽求助軍餉。馬新貽爽快地答應了，大大增加了淮軍的軍餉，此長彼消，湘軍的軍餉自然被相應的削減。如此一來，不提馬新貽所謂追查太平天國寶藏下落的秘密使命，單是此一項，便是公然得罪了曾國藩和湘軍。軍餉減少涉及最切身的利益，湘軍中大大小小的人物無不因此對馬新貽切齒痛恨，甚至包括那些已經退伍的湘軍。湘軍戾氣本重，最終形成了湘軍暗鬥馬新貽和淮軍的局面。淮軍尚有舊情可念，馬新貽則是有怨無恩，首當其衝。

然而，儘管馬新貽採取了種種措施來抑制湘軍，但他很快就發現他自己確實是過於樂觀了。湘軍勢力根深蒂固，從軍隊到後勤自成體系，地方割據局面已經形成，別說他馬新貽，就是中央朝廷也絕難撼動。雖然他與李鴻章的淮軍暗中結盟，但依舊不過是以軍餉的利益為紐帶，並非牢不可破。實際上，以李鴻章的性格，馬新貽真要出了事情，第一個跑的準保就是李鴻章自己。換句話說，老謀深算的李鴻章其實也是在利用馬新貽來對付湘軍，只不過他在暗，馬新貽在明而已。

在沒有有力同盟者和支援者的情況下，馬新貽上任兩江總督兩年多徒勞無功就很正常了。他諸多對付湘軍的手段並無任何成效，唯一的結果就是造成了他本人與湘軍——尤其是與湘軍的嫡系和精銳長江水師——嫌隙越來越深。天津教案發生後，曾國藩處理教案不力而身敗名裂——傳說天津教案本身就是朝中有人有意針對曾國藩——湘軍為此憤憤不平，開始在兩江滋事。而天津教案還引發了外交衝突，外國列強以軍艦聚集於天津和煙臺，對清廷進行武力恐嚇。在戰爭一觸即發的情況下，清廷急令馬新貽調長江水師佈防。本來就有心惹是生非的長江水師自然不肯聽從調遣，多有陽奉陰違的事情發生，矛盾和衝突開始表面化了。

所以，不到一個月後，當刺客一刀刺中馬新貽的時候，他感到這是他早已經預料到的結局，才大叫了一聲：“扎著了！”

不過，刀扎中的不僅僅是兩江總督馬新貽，還有慈禧太后的心痛之處，以及清王朝風雨飄搖的時局。馬新貽遇刺後，舉國側目，疆臣人人自危，朝野為之震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