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傳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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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聞說，馬新貽在上海與小刀會作戰時受了傷，在董家渡醫院治療時受洗加入了天主教。他上任兩江總督後，與法國天主教江南教區的主教郎懷仁來往密切，關係極為特殊。安慶教案發生後，法國駐華公使羅淑亞到江寧同馬新貽交涉，馬新貽對羅淑亞極其友好，一切照法國人的要求辦理。事後，馬新貽與安徽巡撫英翰聯銜釋出告示，極力宣揚天主教的善行，勸人維護外教，並勒石豎碑保衛天主教。馬新貽又派兵保護在江寧等地的天主教堂。同治九年（1870），江寧發生反洋教活動，組織者是提督陳國瑞。陳國瑞還得到了江蘇布政使梅啟照的暗中支援，幫助印刷了大量宣傳傳教士殘殺中國幼童的材料。馬新貽知道後十分生氣，派兵捉拿陳國瑞。陳國瑞逃離江寧，經揚州到天津，參加了反洋教的活動，並得到了醇親王奕譞的支援。天津教案發生後，法國傳教士及駐華公使公開以武力威脅，要求懲辦陳國瑞，但由於醇親王的庇護，被軍機處敷衍過去。馬新貽被刺殺後，傳教士反應強烈，鎮江城裡的傳教士還公然為他搞悼念活動。剛好張文祥供詞中有“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的說法，又因為如沒有內線指引，張文祥根本就無法進入馬新貽由校場回署的箭道，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刀槍林立之中，一刀殺了兩江總督大人。於是，江寧城中又流傳著是醇親王奕譞和陳國瑞指使張文祥刺殺了馬新貽。而更為離奇的是，陳國瑞後來被髮往黑龍江齊齊哈爾當差，於光緒八年離奇死於黑龍江戍所，風傳他是被人殺死。

同治八年（1869）初，法國天主教教士韓石貞（Plerre Hende），英國內地會教士密道生、衛養生等人來到安慶，以超低價格強行購買民房，拆除後改建為教堂，由此引發當地民眾的不滿。當年五月，湖南反教揭帖（傳單）傳到安慶。當時正值府院考試，安慶府各地文武考生雲集於此，看到揭帖後群情激奮，對外國傳教士強取豪奪的行徑十分憤怒。到了九月，考場附近貼出了揭帖，號召大眾在某個日期一起去拆毀教堂。九月三十日，英教士密道生、衛養生乘轎趕到安慶府署，要求查辦散發揭帖之人。民眾和考生聽說後，十分憤慨，武舉王奎甲率眾搗毀了位於西右坊、東右坊英法傳教士的住所，密道生、衛養生逃入安慶府署，韓石貞連夜乘船逃往上海。這就是安慶教案。當年十月初三，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和法國駐華公使羅淑亞聯合對清廷進行要挾。為了達到恫嚇的目的，羅淑亞還與法國水師提督一起率六艘兵船趕往上海，又派四艘兵船趕赴江寧，另派兩艘兵船經安慶、九江至漢口查辦教案。清廷立即屈服，立即命兩江總督馬新貽等迅速結案。馬新貽對羅淑亞的無理要求一一答允：將安慶城內的官地或倉廒衙署撥給教會作為堂基；賠償損失四千元；懲辦“肇事首犯”等。

曾國藩本人就是在天津教案上栽了個大跟頭，與洋人有關的一切都令他避之如虎。而醇親王奕譞是恭親王奕訢親弟，慈禧太后親妹夫，正受太后力捧，廣結八旗子弟，整頓神機營，隱有制約湘、淮兩軍的用意，是個絕對碰不得的人物。因此對於這個版本的故事，他不願意相信，也不敢追查。

第五種傳聞是“督撫不和”說。

傳聞說，是江蘇巡撫丁日昌花三千兩銀子買通張文祥，謀殺了馬新貽。

江蘇巡撫為兩江總督下屬，管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四府和太倉直隸州，駐在蘇州。之前，太湖水師哨勇徐有得、劉步標陪同哨官王有明到蘇州看病。當晚，徐有得、劉步標二人閒逛妓院，剛好遇到丁日昌族人都司丁炳、範貴等人。雙方因為爭奪一名美貌妓女起了衝突，打起架來。剛好蘇州親兵營遊擊薛蔭榜帶兵巡夜，將滋事的雙方都抓了起來，各打四十軍棍，以示警戒。偏偏徐有得很不服氣，結果又被加打了四十軍棍。這件事就此了結。

不料四天後，徐有得傷重而死，事情一下子就鬧大了。江蘇巡撫丁日昌為了表示自己公正，主動上奏，自請議處。此時他還不知道當天晚上在妓院參與打架的還有自己的兒子丁蕙蘅（時為候補道員）和侄子丁繼祖，後來知道事情經過後，後悔莫及，但也無可奈何。

朝廷將案件交給了兩江總督馬新貽處理。馬新貽接案後，倒也十分認真地秉公處理，但丁蕙蘅始終不肯來江寧投案，派人前去傳喚，丁日昌則推託說兒子夜裡越牆逃匿，不知去向。而實際上，許多人親眼見到丁蕙蘅在巡撫衙門進進出出，毫無顧忌。這期間，丁日昌多次向馬新貽請託，希望他高抬貴手。馬新貽認為丁蕙蘅拒不投案是故意藐視自己，又因丁日昌是曾國藩親信，十分警惕，置之不理。就是從這個時候，“督撫不和”的故事開始廣為流傳。

由於丁蕙蘅拒不到案，此案拖了將近一年也無法結案。馬新貽十分惱怒，決定強行結案，將丁炳、薛蔭榜、丁蕙蘅、丁繼祖等人都處以革職，並判出款一萬兩白銀以安置死者。丁蕙蘅仗著父親是江蘇巡撫，堅持不肯歸案，馬新貽也有辦法處理，上奏請交朝廷議處。

以上全部是真事。四十天後，馬新貽遇刺。最可疑的是，馬新貽遇刺當天的閱射，按照慣例總督和巡撫都要參加，但江蘇巡撫丁日昌卻並未到場。他已經在刺馬案發生前夕自蘇州趕赴天津。

不過，丁日昌趕赴天津卻是奉旨所為。當時，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不力，被全國上下痛罵，曾國藩感到難以支撐，便上奏請求另派大臣赴津協同辦案。於是清廷選中了有“洋務能員”之稱的江蘇巡撫丁日昌。六月二十八日，清廷下諭令命江蘇巡撫丁日昌赴津辦理教案，因其路遠，難以速至，又命工部尚書毛昶熙先赴天津。

奇怪的是，丁日昌接到諭令後，沒有立即趕赴天津，而是一直拖到七月十四日。當時，從蘇州到達天津需要十天左右，也就是說，丁日昌是在馬新貽遇刺前十天就離開了蘇州，並且剛好在刺馬案發生的前一天——也就是七月二十五日到達了天津。一下船，丁日昌便直奔直隸督署，與曾國藩密談良久。正是在當天，江寧大雨，馬新貽閱射未能成行。

第二天，七月二十六日上午，身在江寧的馬新貽被張文祥刺殺於回府衙的路上的時候，在天津，曾國藩正趕去回訪丁日昌，秘密交談了近一天。

第三天下午，馬新貽因傷勢過重而死時，曾國藩正在午睡，還在日記中記錄當時的心情是“心不能靜”。丁日昌隨後趕到直隸督署，二人又是一番密談，直到深夜。

刺馬案後，丁日昌一直滯留在天津，直到朝廷讓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的上諭到達。當時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不當，“殘民媚外”，備受中外抨擊，回任兩江總督能夠將他從泥潭中拉出來，絕對是一件好事。但曾國藩與心腹反覆商議後，決定以身體多病為理由，固辭兩江總督。不料朝廷的態度十分堅決，有病也必須去兩江。

此時，太常寺少卿王家璧上奏，直接指出總督馬新貽被刺與江蘇巡撫丁日昌有關，說：“江蘇巡撫丁日昌之子被案，應歸馬新貽查辦，請託不行，致有此變。”還說，“聞此言者非臣一人，臣所聞者亦非一人所言，其言時皆相顧嘆息，及向根詢，則皆畏累不敢盡言。臣思陝西僻在西隅已有所聞，江南必有確實公論，屬吏或難兼採，京師相距較近，亦必有所傳聞。”連京官都這麼說，可見“督撫不和”的傳言流傳很廣，絕非一日之功。

丁日昌在馬新貽遇刺前離開十分可疑。王家璧為此再次上奏說：“此其尤著者，丁日昌本系矯飾傾險小人，江南大小官員甚多，此事不疑他人，而獨指該撫之子，難保盡出無因。或其子妄為而該撫不知，抑或與知而乘其駛赴天津，可以使人不疑，均難懸揣。”一針見血地指出丁日昌趕赴天津是有意要避開嫌疑。

儘管丁日昌有種種證據，可以證實他確實因公事才離開兩江，並非刻意製造不在刺殺馬新貽現場的證明，但朝野上下沸沸揚揚，將懷疑的目光投向丁日昌的大有人在。流言蜚語滿天飛，丁日昌有一百張嘴也說不清。尤其是他到達天津後，奴相畢露，更加明目張膽地賣國求榮，比曾國藩有過之而無不及，以致被人稱為“丁鬼子”。天津人還四處張貼告示，揭露他在江蘇巡撫位上種種貪汙醜行。

丁日昌看到時論的發展對他極為不利，急忙離開天津，火速趕回蘇州。回去後也是如坐針氈，見到曾國藩始終在京城磨磨蹭蹭不起程，實在按捺不住，上奏請求朝廷敦促兩江總督曾國藩儘快到任。

丁日昌是湘軍一系的人物，曾是曾國藩的幕府和親信，他上奏的本意，自然是希望曾國藩來江寧主持刺馬案，局面會對自己更加有利。不過這道奏摺倒也十分合慈禧太后的心意，立即下旨督促曾國藩起程赴任。

就在丁日昌日夜憂嘆的時候，其母突然去世，他需回廣東老家丁母憂。朝廷下諭旨免去丁日昌江蘇巡撫之職，調漕運總督張之萬任江蘇巡撫。此時，曾國藩正在回任兩江總督的路上。

這一版本除了丁日昌是否刺馬主謀尚待商榷外，其他均為真事，順理成章，是唯一得到了朝廷官方討論的說法，看起來較為可信。尤其曾國藩先是推辭兩江總督之位，不願接手，之後又有意拖延，遲遲不到江寧，態度之曖昧，實在令人起疑。由此一來，“督撫不和”的故事更加蒙上了重重迷霧。

又有傳聞說，在馬新貽被刺前幾天，江寧府衙門接到一封標明“緊急”、“機密”的公事。封套上還蓋著大印，不過印文模糊，看不出來是哪個衙門所發。把門差役接到公事後，不敢怠慢，即刻送交外署的門房。門上接收後先登記在冊，再送進位於內署的簽押房——這裡是馬新貽日常辦公的處所。馬新貽開啟公事一看，裡面是一張紙，上面別無一字，只畫了一匹死馬。他醒悟過來後，立即派人趕出去追捕投送公事的人，但來人卻已經不知去向。

日復一日，刺馬案的頭緒也越來越多，盤根錯節，牽涉太廣。僅以上五種傳聞，就牽扯上了回王、湘軍、天地會、洋教士、陳國瑞、醇親王以及丁日昌。

從曾國藩的角度看來，五種版本中，“漁色負友”說和“私通回匪”說如果是真的，將有損馬新貽聲譽，朝廷和馬家人都不會滿意，因此無須追查；如果是假的，當然更加不必追查。“為天地會復仇”說牽扯到了湘軍，他也絕對不會追查。“洋教”說牽扯到洋教士和醇親王，情節更是複雜，諱莫如深；他曾國藩一生就敗在教案上，沾了洋字的他都要退避三舍；醇親王不僅是皇叔，還是慈禧太后的妹夫，當然更加動不得。至於“督撫不和”說就更加微妙了，如果丁日昌是刺馬主謀，那丁日昌為什麼要在刺馬前一天趕到天津？他曾國藩不是有極重的同謀嫌疑麼？所以，此說是最不能追查的。

而案子拖延不結，只會招致更多傳聞物議。思來想去，曾國藩覺得還是之前張之萬和魁玉的奏結最為妥當。在經過深思熟慮後，他決定不再追查，仍照張之萬、魁玉奏報所擬罪名，比照謀反叛逆上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