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上北京告御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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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邊寶泉倒跟前面那位刑部給事中王書瑞不同，並非浙江籍官員。他原籍奉天遼陽，其祖先隨清軍入關，屬鑲紅旗漢軍籍。在嚴厲防範漢人的清王朝，邊寶泉可謂是朝廷的親信一派了。甚至當年風雲人物直隸總督李鴻章獻瑞表，他也敢上書揭發李鴻章其人妄言妄為，不過是媚上取寵。

邊寶泉奏疏上後，不但得到百姓的一片叫好聲，還得到了許多官員的鼎力支援。當時懷疑楊乃武案案情可疑的除了浙江籍官員如夏同善外，還有大學士翁同龢（江蘇常熟人，光緒皇帝老師）、刑部分管浙江司刑獄的司官林拱樞（林則徐第五子）等官員，因而支援將楊乃武案交給刑部複審的官員勢力很大。但出人意料的是，慈禧太后卻沒有批准，理由是按照清朝慣例，刑部作為職掌全國刑獄的部門，事務極為繁忙，凡外省審理過的案件，不能再遞交到刑部重新審理。不過，慈禧太后雖然否定邊寶泉的提議，但卻同意將此案案卷交給刑部詳細審研，看是否有可疑之處，一一標出後，再交胡瑞瀾進一步查究明晰。顯然，這既是懾於朝野的輿論壓力，也有慈禧太后複雜的心理在裡面。

江浙是朝廷賦稅重地，也是慈禧太后心中最深的痛。自太平天國平定，江浙之地一直為湘軍所把握，成為朝廷的心腹大患。清廷曾經想努力改變湘軍坐大一方的局面，併為此採取了種種措施，然而隨著同治九年（1870）七月兩江總督馬新貽在南京遇刺，朝廷從湘軍手中奪回江浙的計劃徹底破產。儘管湘軍鼻祖曾國藩不久後去世，但江浙地方實權長期把握在湘軍一系手中，即使是中央政令，也經常有力所不能及的時候。楊乃武小白菜案為浙江封疆大吏親自審定的要案，如果輕易發到刑部複審，那些浙江地方官員如何能服氣？浙江巡撫楊昌浚為湘軍重要將領，在已經七審七決的情況下再懷疑他的審案結果，湘軍那些人會不會又認為朝廷是有意針對他們？就算楊乃武小白菜有冤情，考慮到種種不穩定的因素，慈禧太后也不願意輕易與地方失和。但另一方面，如果真的是冤案，也許反倒是向湘軍下手的一個機會。正是在這種矛盾的心態下，慈禧太后這才同意將案情發給刑部審查。

刑部接到案卷後不敢怠慢，抽調大量人手日夜閱覽材料，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找出疑點。很快，一些疑點被羅列出來：如楊乃武向“錢寶生”購買砒霜，“錢寶生”作為最重要證人，卻僅僅被餘杭知縣劉錫彤傳訊過一次，其後各次審訊均未提鞫，也從來沒有讓楊乃武與其當面對質，這豈不是太不合情理？

刑部提出的疑問被髮給浙江學政胡瑞瀾，要求他如實答覆。胡瑞瀾本來就是個學者，擅長文字上的功夫，立即上了一篇長奏，不但回答了刑部的疑問，還對所有疑問都作了細緻彌縫，整個案情看起來更加無懈可擊。

因為眾人心中已經認定楊乃武是冤案，而朝中大臣為了迎合慈禧太后想借機對浙江官員下手的人大有人在，胡瑞瀾這種答覆當然不能令人滿意，質問他的聲音此起彼伏。

就在這個時候，經手楊乃武案的重要人物浙江按察使蒯賀蓀突然於光緒元年（1875）十二月初二病死。不久前，蒯賀蓀之子也已經病死。街頭巷尾將其父子之死與楊乃武案聯絡起來，為此議論紛紛，滿城風雨。

紅頂商人胡雪巖也沒有停止對此案的關注。在他的努力下，翰林院編修夏同善召集了在京任職的浙江籍官員，發動大家要為家鄉做實事，當然，這實事就是要為楊乃武翻案。如果楊乃武冤情不得昭雪，整個浙江的讀書人都將沒有面子。在夏同善的號召下，浙江籍京官包括內閣中書汪樹屏、羅學成，翰林院編修許景澄，戶部主事潘自疆，吏部主事陳其璋，戶部主事張楨、何維傑、周福昌、吳昌祺、徐世昌、徐樹觀，刑部員外郎鄭訓承，刑部主事濮子潼，刑部員外郎汪樹堂（汪樹屏兄長），主事戚人銑，工部員外郎吳文諤、邵友濂，工部主事梁有常共十八人，聯名寫了一份呈詞，其中舉出了楊乃武一案中種種可疑之處，還增加了他們聽聞來自家鄉的訊息，要求朝廷將此案交給刑部審理，並昭示天下，以釋群疑。又說此案如不平反，浙江將無一人肯讀書上進矣。呈詞由二十八歲的浙江餘杭人李福泉呈遞到都察院。

十八名官員聯名呈控非同小可，都察院立即奏報給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尚在猶豫不決之時，與夏同善關係親密的刑部侍郎袁保恆（河南項城人，袁保慶堂弟，袁世凱叔父）與大學士翁同龢也上奏疏指出胡瑞瀾結案報告中疑點重重，如果再要胡瑞瀾重審，只能適得其反，他必然全力掩蓋案情中的漏洞和疑點，彌縫周圓，只有將此案發刑部重審，才能秉公論斷。慈禧太后見楊乃武案已經轟動天下，又有這麼多的浙江籍官員支援重審，疑慮被打消了，當即同意將此案發到刑部重審。刑部尚書皂保和桑春榮接奉諭旨後，不敢拖延，一面組織官吏閱覽此案的全部卷宗，一面通知浙江巡撫楊昌浚，將有關犯人和證人押解到北京刑部。此時，已經是光緒二年（1876）的正月。

然而，光緒二年（1876）正月十六，楊乃武一案中最重要的證人“錢寶生”突然在杭州大獄中暴斃身亡。事情發生在最關鍵的時刻，“錢寶生”之死自然引來多方猜測。浙江巡撫楊昌浚和浙江學政胡瑞瀾上報說“錢寶生”是在獄中病故。但有衙役說“錢寶生”是自縊身死。也有曾與“錢寶生”同獄的犯人出獄後說，“錢寶生”是餘杭知縣劉錫彤和杭州知府陳魯聯合買通獄吏殺死的，為的是殺人滅口。《申報》的報道則說胡瑞瀾為答覆刑部疑點，曾將“錢寶生”提杭州審訊，之後派差役押解其回餘杭縣，“錢寶生”回到家中，突然腹痛如絞，隨即病故。

不論事實的真相如何，直接證人“錢寶生”一死，給審案帶來極大的影響。無奈之下，只好由“錢寶生”的母親姚氏和藥鋪店夥楊小橋作為替補證人。在臨出發前，楊乃武家人找到楊小橋，送上銀洋六百元，不求其他，只求他能說實話。

因為擔心路途上再出意外以及犯人、證人串供，押解分批進行。最先被押解上路的只有小白菜一人，她坐在囚車當中，枷鎖鐐銬加身，四周都是戒備森嚴的兵丁衙役。雖然是生平第一次踏上了遠途，但前方不知道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著她，心情之淒涼可想而知。當時輿論雖然支援翻案，但無論是官員還是百姓，同情的均是楊乃武，對攀誣楊乃武的小白菜則極盡辱罵鞭撻之能事。《申報》更是公然報道她“本為土娼”，並不是葛品連明媒正娶的妻子，她一個人下毒謀害了丈夫葛品連，又誣陷素有仇隙的楊乃武，作為報復。相比於楊乃武備受憐憫關注的處境，她可謂千夫所指了。

第二批押解的是證人，包括喻氏（葛品連母）、沈體仁（葛品連繼父）、王氏（小白菜母）、王心培、何春芳、姚氏（“錢寶生”母）、店夥楊小橋等，一共數十人。浙江巡撫楊昌浚曾以姚氏患有癲癇病、王氏有年幼女兒為藉口，請求擴音二人進京，只寫出證詞畫押即可。但被刑部斷然拒絕。

楊乃武被單獨安排在第三批。一路上，他和小白菜的刑傷都得到了治療，這是因為之前胡瑞瀾等人均上報說沒有動用酷刑。因為刑部的嚴密關注，沿途均由當地官府照顧，路上倒是沒有出什麼差錯。

光緒二年（1876）三月二十七日，第二批上路的證人抵達北京。在按照慣例搜身時，刑部人員從葛品連的母親喻氏身上搜出一張字條，寫著“刑部司員文起暨浙江糧道如山宅內居住之劉殿臣，餘杭縣署內姜位隆懇託”的字樣。因為字條中涉及刑部官員，刑部立即如臨大敵，審問喻氏字條從何而來。喻氏說是家鄉餘杭的遠親姜位隆所寫，擔心她來北京後無依無靠，讓她投靠文起和劉殿臣。調查後，發現刑部司員中並沒有一個叫文起的人，只有個叫文超的。因為楊乃武案情重大，刑部不敢疏忽任何一個細節，為了證實喻氏的話，竟然發告示在全國通緝劉殿臣和姜位隆。後來才知道，姜位隆本來要寫的是“文超”，粗心寫成了“文起”。此事弄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不過最後只是虛驚了一場。經查，文超、劉殿臣和姜位隆均與案情無關。

有意思的是，這次檢查還查出了證人詹善政並不是真的詹善政，原來詹善政不願意進京作證，已經潛逃躲避起來，改由楊乃武岳母張氏家的幫工王順發頂替。經過一番折騰後，詹善政最終還是被緝捕，押解進京。

等到涉案人員全部抵京後，刑部舉行了一次大審，又叫三法司會審，指由刑部主審，都察院、大理寺會審。主審官是刑部尚書桑春榮和皂保，發話訊問的是刑部浙江清吏司郎中剛毅和另一位都察院刑科主事。當時趕到刑部署中觀審的官員不計其數，“觀者如堵”，後來者連插足的地方都沒有。然而在審訊過程中，大堂上下鴉雀無聲，眾人無不傾耳細聽案情經過。可見這一案件當時矚目的程度。

犯人一帶上來，就明顯有受過酷刑的痕跡，這一點與之前楊昌浚具題、胡瑞瀾上奏中所說的並無刑訊一節顯有不符。因為楊乃武的膝蓋受刑時受過傷，還沒有痊癒，無法下跪，審訊官破例允許他坐在地上回答。楊乃武知道這是他最後的機會，於是就推翻前面的口供，說出了自己案發時根本就不在餘杭，後來承認有罪，都是畏刑誣服。

到小白菜時，她開始尚不敢翻供。姿色出眾的她雖然一再受刑，很是憔悴，但依舊還是能見到當日風韻。審訊官見她畏懼，料到是怕上刑，便溫言安慰，鼓勵她照實直說。小白菜終於鼓足勇氣，說只以為丈夫病死，不知丈夫是服毒，毒藥從哪裡來的也不知道，楊乃武並沒有給她毒藥，二人也無姦情。

其他證人也均據實作證。“錢寶生”母親姚氏和店夥楊小橋均說藥鋪從來沒有進過砒霜，也沒有見過楊乃武。尤其是仵作沈祥供認，驗屍時並不能確認葛品連是中砒霜而死。形勢急轉直下，開始對楊乃武、小白菜有利。為了確認葛品連的死因到底如何，刑部緊急調運葛品連的屍棺到北京，準備重新勘驗。路途遙遠，為了防止屍棺被調包，刑部進行了嚴密的防範，派出兵丁押送，並在棺材上貼上封條。

光緒二年（1876）十二月初九，葛品連屍棺運抵京城，停放在朝陽門外的海會寺前。刑部尚書皂保率領刑部官員，偕同五城兵馬指揮等地方官，在海會寺前當眾開棺驗屍。犯人和所有證人也都被押到現場。楊乃武和小白菜身穿紅色囚衣，被關在一旁的木籠當中。由於影響巨大，前來觀看開棺驗屍的人山人海，甚至還有一名法國記者。

刑部選調的荀義、連順都是當時北京最有名望的老練仵作。二人開啟棺材後，發現屍體皮肉已經腐爛殆盡，只剩下骨殖。如果是中毒，骨殖應呈青黑色。二人由上至下仔細詳驗，發現葛品連囟門骨、胸部龜子骨、牙齒、牙齦、手指、足趾骨尖及周身大小骨殖均呈黃白色，並無砒霜中毒的跡象，屍骨經過蒸煮也沒見異常，與《洗冤錄》所載正常病死符合。最後得出權威結論：葛品連確係因病而亡，並非中砒毒而死。

結果一經宣佈，現場歡聲雷動。法國記者急忙跑到木籠邊，對楊乃武和小白菜喊道：“無毒！無毒！”據說後來這位法國記者還到浙江採訪過楊乃武，並在國外媒體上作了報道。

刑部官員又當眾詢問餘杭知縣劉錫彤、仵作沈祥當時勘驗情況。二人承認，原來勘驗時，試毒銀針並未按要求用皂角水反覆擦洗，不符合朝廷規定的檢驗程式；沈祥向劉錫彤只報服毒而死，卻未報何毒致死。

至此，案情已經基本清晰。

光緒二年（1876）十二月十六日，刑部尚書皂保命將所有犯人、證人帶到大堂，環跪一圈，當面對質。在眾目睽睽之下，沒有人敢再說假話、作偽證。全案的來龍去脈，始末經過，至此全部水落石出。歷時三年，經過七審七次誤判的疑案，屢經曲折，柳暗花明，至此終於大白於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