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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既然人性是自私的,公益、慈善和愛又何以立足呢?這與“自私”不是相悖的嗎?恰恰不是。

2005年我在臺灣採訪慈濟,工作人員告訴我,他們要求義工或志願者幫助了別人之後,不僅不用別人道謝,反倒要向別人致謝。因為“不是我幫了你,而是你幫了我”。這是什麼邏輯呢?有一句話叫“助人為樂”,幫助別人也是一種快樂,一種需求。

人生在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需求。到了某一個年齡,或者當你愛到極致,你會發現自己不再渴望從別人那裡獲得什麼,更關注的是“我能為你做什麼”。這不是虛偽,不是迎合,而是內心深處對愛的需求。

從整個社會來看,當時代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們自然也會產生一種超越物質的需求。這個時候,才是愛的開始。慈善公益的發展應該朝這個方向走。

一味地宣傳“大公無私”,鼓勵“見義勇為”和“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是扭曲的價值觀。一個連自己都不愛的人,怎麼會去愛別人、愛社會呢?反過來,只有當幫助別人成為自己的需求,而且是實實在在的需求時,公益、慈善、愛才真正具備了推動的基礎,而不是作秀。

公益行動不是“搞運動”

我們從來不缺“公益行動”—中國人搞運動習慣了,整套流程都很在行—我們更需要的是愛的感受和需求。骨子裡沒有愛,行動也只不過是空殼化、荒漠化的行動。

我們應當讓更多參與者心中升起幫助他人的需求。剛開始或許略顯形式主義,甚至有些空殼化,但是沒關係。只要目標清晰,可以逐漸向殼裡注入實實在在的內容。

另外,就算公益事業目前在中國進展緩慢,請不要急著罵。批評是應該的,改正也是應該的。但是稍有紕漏就要遭遇謾罵,中國的慈善之路就長不了。當你陷於一個不敢出任何差錯的境地,還能發揮多少優勢呢?這是一個社會的容錯能力。

作為媒體人,當然也應該具備容錯能力。我不能明明看到問題而不指出來,但是請記住,儘管我提出批評,卻依然以建設者和陪伴者的身份和他站在一起。

慈善事業在中國剛剛起步,就會立即達到我們所期待的高水準嗎?不會。

第一,很多事業的發展可參照中國經濟改革的路徑,慈善也不例外。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從1978年拉開大幕的,發展到第十四個年頭,市場經濟的大政方針才逐漸形成,“摸著石頭過河”。所以第一個要借鑑的就是“敢於試錯”,同時要包容。

第二是要自主。我們說“自主創新”,重點不在“創新”,而在“自主”。有自主才能有創新,不自主就不創新。科學家都聽處長的,中國不會有自己的喬布斯。中國這樣的民族,這樣的文化,當然有條件出喬布斯,但是制度要改。那麼多聰明腦袋,被一個智商沒那麼高的人管著,能創新嗎?

第三,嘗試一段時間後,一旦取得成績就迅速確立模式。1988年黨代會確立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92年黨代會確立了市場經濟,1997年最終確立了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中國經濟改革走過十八年,經歷了嘗試、寬容、自主、法律確立,最後慢慢成型。

如果,我們將2008年定義為“中國公益慈善元年”,到現在剛剛走過幾年,已經暴露出一系列問題:慈善總會有問題,紅十字會有問題,宋慶齡基金會有問題……

這些公益機構爆發的問題,起源於2008年每一箇中國公民的慈善意識都得到啟蒙,啟蒙之後開始向外捐資,更多人成為公益的股民。汶川地震、玉樹地震、舟曲地震……隨著捐款人群的擴張,大家開始關注這些錢用到哪兒去了。媒體報道和網路資訊的快速更新,也起到了跟蹤和監督的作用。

發現病症是治病的前提,不滿意就要改造它。在種種爭議中,中國公益慈善以一種比想象更快的速度在改革,這是進步。人類歷史上沒有實現過不打折扣的理想,打折扣的過程中,也打掉了很多不切實際的幻想。

世界需要你的存在

是不是每一個搞慈善的人,都明白自己未來十到二十年間的使命呢?

我個人認為,從歷史角度看,從2008年開始的二十年,是中國公益建章立制的發展階段。建立多少公益機構、幫助多少人,都不是最重要的結果。下一個二十年才是壯大的二十年。

那麼,需要政府思考的是,在這建章立制的二十年,什麼可以“不急”,什麼應該“著急”。

建章立制要著急,一是涉及慈善立法問題,二是涉及立法之後的執行問題,理念和立法應該成為這個階段的重要工作。

我個人認為,公益機構必須進行大範圍的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大量公益機構嚴重缺乏人才,我不好深說了,得罪人。公益機構領導者平均年齡太大,已經過了能把一件事情幹好的最佳年齡了。當然,太年輕也難以勝任。我們需要三四十歲的中堅力量,最有衝動幹勁,也最有經驗。

針對公益機構的人才培訓也很薄弱。前不久,我剛給中國公立公益機構做了第一次新聞發言人的培訓。2003年,國新辦啟動“新聞發言人培訓”,我從第二期開始做老師,從省級到市級,幾乎涵蓋了各個部門,唯獨沒做過慈善機構的新聞發言人培訓。今天這些機構暴露出的問題,很大程度上也是緣於缺少媒體溝通經驗,缺少與公眾對話的經驗。北師大有一個“公益研究院”,中國需要更多這樣的科班,對慈善結構的組織管理者進行培訓或輪訓。

最後要補充的是,我們的很多慈善和公益理念需要改變,在這裡講三點,也是與大家共勉:

第一,公益、愛和慈善永遠是自願的事情。沒有理由勸捐或者罵人家不捐。勸捐表面看很有效,但一定會摧毀這個基礎。2008年汶川地震,我公開表達過這個意見,然後被別人罵,被罵也要表達。就算一個人有億萬身家,就算他一分錢沒捐,你就有權罵他嗎?有權對捐多捐少施壓嗎?你無權指摘別人的選擇。

第二,始終令我痛苦的一件事是:很多人認為只要出發點很合理,結果很滿意,過程就可以很殘暴。今年永光(編者注: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發明了一個詞,“暴力慈善”。要知道很多悲劇的出發點都曾經是好的。誰可以全面推翻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誰也推翻不了,因為他的動機中也許有一部分是合理的,但你無法否認過程是糟糕的。

我們必須告別這樣一種邏輯:只要結果好,過程差一點兒無所謂。任何源自糟糕過程的“好結果”,也不該被認為是好結果。比如在座各位,你們不能說,因為你勝任了一份用虛假簡歷換來的工作,這個謊言便是合理的。總有一天你會因此而吃虧。有人說,我會適時收手—不,透過扭曲的行為獲取利益,猶如毒癮,很難收手。更重要的是,破壞了整個社會的公平體系。

第三,做好事一定要讓別人知道嗎?很多人做好事是為了換取感激和褒獎,這是當前這個階段的特性。但終究有一天,當幫助別人出自你內心深處真正的需求,你就不再在意是否有人知道這件事。

1995年我去美國,在一所養老院從下午待到晚上。美國、日本和歐洲的老人大多是在福利院安度晚年。從這點上看,他們或許不如中國老人幸福,享受不到兒孫繞膝的天倫之樂。但是從另外一點看,他們又是幸福的。

養老院的一樓是各種活動場所,每天都有很多年輕的志願者過來,陪老人下棋、跳舞、玩、吃飯、聊天。志願者需要登記預約,每天的接納人數和工作時間都是固定的,所以不會出現老人一天被洗八次腳的情況—其實獻愛心沒有錯,是我們的制度不夠完善,讓那麼多志願者揹負“作秀”之嫌。

當時我還不到三十歲,在養老院度過的半天,讓我覺得變老不是件太可怕的事情。因為總有一些人為了自己的信仰,願意幫助別人。

一切美好有序的東西,都曾在最混亂的時期生長。對愛的渴求,對信仰的渴求,對藍色天空和新鮮空氣的渴求,終究有一天會讓我們覺醒:為自己花錢不那麼幸福,為別人花錢才幸福;別人幫我不一定幸福,我幫別人才是幸福;感謝幫助你的人,更要感謝接受你幫助的人—正是他,讓你知道,這個世界需要你的存在。

2011年 京師公益講堂

自己的讀後感

中國人有兩張道德面孔,一張面對熟人,一張面對陌生人。這兩張面孔反差巨大,我們自己,就彷彿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族群。

面對熟人時,我們大多有禮貌,懂得謙讓,不僅不自私,反而很無私,朋友為搶著買單能打起來。面對熟人時,我們善解人意,尊老愛幼,言語溫和,願意忍讓,甚至犧牲小我。

如果從對待熟人的這張道德面孔來看,中國人絕對是世界上最有道德感的民族。可惜,在面對陌生人時,我們的道德面孔是另外一張。我們開始變得自私,愛佔各種便宜,排隊加塞,開車亂併線,隨地吐痰亂扔垃圾,情緒急躁,永遠顯得不耐煩……

那個面對熟人朋友時可愛的中國人哪裡去了?

這兩張面孔清晰地告訴我們,雖然中國城市中的高層建築數量世界第一,彷彿已很現代化的樣子,但實質上,我們才剛剛從小村莊走出不久。

長期的農耕文明下,中國人的生活半徑很小,一畝三分地兒,鄉里鄉親,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一生大多生活在熟人社會中。於是,讓熟人朋友認可自己,是必須的生存之道。但是,封閉的生活方式終於被慢慢改變,我們一步一步走出土地走出鄉村走到陌生人中間,熟人的面孔變少了,約束也彷彿沒了。記得有一天在飛機上,兩個朋友聊天,其中一個談到剛才自己登機時的不文明行為,面無愧色地說:怕啥,又沒人認識咱!

看樣,等我們學會把陌生人也當熟人看待時,才算真正走進現代社會中。而這,又需要多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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