態度　進退不是非取即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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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既然人性是自私的，公益、慈善和愛又何以立足呢？這與“自私”不是相悖的嗎？恰恰不是。

2005年我在臺灣採訪慈濟，工作人員告訴我，他們要求義工或志願者幫助了別人之後，不僅不用別人道謝，反倒要向別人致謝。因為“不是我幫了你，而是你幫了我”。這是什麼邏輯呢？有一句話叫“助人為樂”，幫助別人也是一種快樂，一種需求。

人生在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需求。到了某一個年齡，或者當你愛到極致，你會發現自己不再渴望從別人那裡獲得什麼，更關注的是“我能為你做什麼”。這不是虛偽，不是迎合，而是內心深處對愛的需求。

從整個社會來看，當時代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們自然也會產生一種超越物質的需求。這個時候，才是愛的開始。慈善公益的發展應該朝這個方向走。

一味地宣傳“大公無私”，鼓勵“見義勇為”和“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是扭曲的價值觀。一個連自己都不愛的人，怎麼會去愛別人、愛社會呢？反過來，只有當幫助別人成為自己的需求，而且是實實在在的需求時，公益、慈善、愛才真正具備了推動的基礎，而不是作秀。

公益行動不是“搞運動”

我們從來不缺“公益行動”—中國人搞運動習慣了，整套流程都很在行—我們更需要的是愛的感受和需求。骨子裡沒有愛，行動也只不過是空殼化、荒漠化的行動。

我們應當讓更多參與者心中升起幫助他人的需求。剛開始或許略顯形式主義，甚至有些空殼化，但是沒關係。只要目標清晰，可以逐漸向殼裡注入實實在在的內容。

另外，就算公益事業目前在中國進展緩慢，請不要急著罵。批評是應該的，改正也是應該的。但是稍有紕漏就要遭遇謾罵，中國的慈善之路就長不了。當你陷於一個不敢出任何差錯的境地，還能發揮多少優勢呢？這是一個社會的容錯能力。

作為媒體人，當然也應該具備容錯能力。我不能明明看到問題而不指出來，但是請記住，儘管我提出批評，卻依然以建設者和陪伴者的身份和他站在一起。

慈善事業在中國剛剛起步，就會立即達到我們所期待的高水準嗎？不會。

第一，很多事業的發展可參照中國經濟改革的路徑，慈善也不例外。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從1978年拉開大幕的，發展到第十四個年頭，市場經濟的大政方針才逐漸形成，“摸著石頭過河”。所以第一個要借鑑的就是“敢於試錯”，同時要包容。

第二是要自主。我們說“自主創新”，重點不在“創新”，而在“自主”。有自主才能有創新，不自主就不創新。科學家都聽處長的，中國不會有自己的喬布斯。中國這樣的民族，這樣的文化，當然有條件出喬布斯，但是制度要改。那麼多聰明腦袋，被一個智商沒那麼高的人管著，能創新嗎？

第三，嘗試一段時間後，一旦取得成績就迅速確立模式。1988年黨代會確立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92年黨代會確立了市場經濟，1997年最終確立了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中國經濟改革走過十八年，經歷了嘗試、寬容、自主、法律確立，最後慢慢成型。

如果，我們將2008年定義為“中國公益慈善元年”，到現在剛剛走過幾年，已經暴露出一系列問題：慈善總會有問題，紅十字會有問題，宋慶齡基金會有問題……

這些公益機構爆發的問題，起源於2008年每一箇中國公民的慈善意識都得到啟蒙，啟蒙之後開始向外捐資，更多人成為公益的股民。汶川地震、玉樹地震、舟曲地震……隨著捐款人群的擴張，大家開始關注這些錢用到哪兒去了。媒體報道和網路資訊的快速更新，也起到了跟蹤和監督的作用。

發現病症是治病的前提，不滿意就要改造它。在種種爭議中，中國公益慈善以一種比想象更快的速度在改革，這是進步。人類歷史上沒有實現過不打折扣的理想，打折扣的過程中，也打掉了很多不切實際的幻想。

世界需要你的存在

是不是每一個搞慈善的人，都明白自己未來十到二十年間的使命呢？

我個人認為，從歷史角度看，從2008年開始的二十年，是中國公益建章立制的發展階段。建立多少公益機構、幫助多少人，都不是最重要的結果。下一個二十年才是壯大的二十年。

那麼，需要政府思考的是，在這建章立制的二十年，什麼可以“不急”，什麼應該“著急”。

建章立制要著急，一是涉及慈善立法問題，二是涉及立法之後的執行問題，理念和立法應該成為這個階段的重要工作。

我個人認為，公益機構必須進行大範圍的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大量公益機構嚴重缺乏人才，我不好深說了，得罪人。公益機構領導者平均年齡太大，已經過了能把一件事情幹好的最佳年齡了。當然，太年輕也難以勝任。我們需要三四十歲的中堅力量，最有衝動幹勁，也最有經驗。

針對公益機構的人才培訓也很薄弱。前不久，我剛給中國公立公益機構做了第一次新聞發言人的培訓。2003年，國新辦啟動“新聞發言人培訓”，我從第二期開始做老師，從省級到市級，幾乎涵蓋了各個部門，唯獨沒做過慈善機構的新聞發言人培訓。今天這些機構暴露出的問題，很大程度上也是緣於缺少媒體溝通經驗，缺少與公眾對話的經驗。北師大有一個“公益研究院”，中國需要更多這樣的科班，對慈善結構的組織管理者進行培訓或輪訓。

最後要補充的是，我們的很多慈善和公益理念需要改變，在這裡講三點，也是與大家共勉：

第一，公益、愛和慈善永遠是自願的事情。沒有理由勸捐或者罵人家不捐。勸捐表面看很有效，但一定會摧毀這個基礎。2008年汶川地震，我公開表達過這個意見，然後被別人罵，被罵也要表達。就算一個人有億萬身家，就算他一分錢沒捐，你就有權罵他嗎？有權對捐多捐少施壓嗎？你無權指摘別人的選擇。

第二，始終令我痛苦的一件事是：很多人認為只要出發點很合理，結果很滿意，過程就可以很殘暴。今年永光（編者注：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發明了一個詞，“暴力慈善”。要知道很多悲劇的出發點都曾經是好的。誰可以全面推翻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誰也推翻不了，因為他的動機中也許有一部分是合理的，但你無法否認過程是糟糕的。

我們必須告別這樣一種邏輯：只要結果好，過程差一點兒無所謂。任何源自糟糕過程的“好結果”，也不該被認為是好結果。比如在座各位，你們不能說，因為你勝任了一份用虛假簡歷換來的工作，這個謊言便是合理的。總有一天你會因此而吃虧。有人說，我會適時收手—不，透過扭曲的行為獲取利益，猶如毒癮，很難收手。更重要的是，破壞了整個社會的公平體系。

第三，做好事一定要讓別人知道嗎？很多人做好事是為了換取感激和褒獎，這是當前這個階段的特性。但終究有一天，當幫助別人出自你內心深處真正的需求，你就不再在意是否有人知道這件事。

1995年我去美國，在一所養老院從下午待到晚上。美國、日本和歐洲的老人大多是在福利院安度晚年。從這點上看，他們或許不如中國老人幸福，享受不到兒孫繞膝的天倫之樂。但是從另外一點看，他們又是幸福的。

養老院的一樓是各種活動場所，每天都有很多年輕的志願者過來，陪老人下棋、跳舞、玩、吃飯、聊天。志願者需要登記預約，每天的接納人數和工作時間都是固定的，所以不會出現老人一天被洗八次腳的情況—其實獻愛心沒有錯，是我們的制度不夠完善，讓那麼多志願者揹負“作秀”之嫌。

當時我還不到三十歲，在養老院度過的半天，讓我覺得變老不是件太可怕的事情。因為總有一些人為了自己的信仰，願意幫助別人。

一切美好有序的東西，都曾在最混亂的時期生長。對愛的渴求，對信仰的渴求，對藍色天空和新鮮空氣的渴求，終究有一天會讓我們覺醒：為自己花錢不那麼幸福，為別人花錢才幸福；別人幫我不一定幸福，我幫別人才是幸福；感謝幫助你的人，更要感謝接受你幫助的人—正是他，讓你知道，這個世界需要你的存在。

2011年 京師公益講堂

自己的讀後感

中國人有兩張道德面孔，一張面對熟人，一張面對陌生人。這兩張面孔反差巨大，我們自己，就彷彿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族群。

面對熟人時，我們大多有禮貌，懂得謙讓，不僅不自私，反而很無私，朋友為搶著買單能打起來。面對熟人時，我們善解人意，尊老愛幼，言語溫和，願意忍讓，甚至犧牲小我。

如果從對待熟人的這張道德面孔來看，中國人絕對是世界上最有道德感的民族。可惜，在面對陌生人時，我們的道德面孔是另外一張。我們開始變得自私，愛佔各種便宜，排隊加塞，開車亂併線，隨地吐痰亂扔垃圾，情緒急躁，永遠顯得不耐煩……

那個面對熟人朋友時可愛的中國人哪裡去了？

這兩張面孔清晰地告訴我們，雖然中國城市中的高層建築數量世界第一，彷彿已很現代化的樣子，但實質上，我們才剛剛從小村莊走出不久。

長期的農耕文明下，中國人的生活半徑很小，一畝三分地兒，鄉里鄉親，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一生大多生活在熟人社會中。於是，讓熟人朋友認可自己，是必須的生存之道。但是，封閉的生活方式終於被慢慢改變，我們一步一步走出土地走出鄉村走到陌生人中間，熟人的面孔變少了，約束也彷彿沒了。記得有一天在飛機上，兩個朋友聊天，其中一個談到剛才自己登機時的不文明行為，面無愧色地說：怕啥，又沒人認識咱！

看樣，等我們學會把陌生人也當熟人看待時，才算真正走進現代社會中。而這，又需要多長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