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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生活始於很多年前,在柏林。另一個世界。他借住在妹妹薩洛姬妮那裡。離開非洲後,他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再不必擔驚受怕,幾乎像個觀光客似的,無憂無慮,心滿意足。當然,這種新生活早晚會結束。有一天薩洛姬妮對他說:“你已經在這兒住了六個月了。我沒法再為你申請簽證延期了。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你恐怕不能再待在這兒了。現實就是這樣。你沒法兒跟它對著幹。你得考慮換個地方了。有沒有想過去哪兒?想過做點兒什麼嗎?”

威利說:“我知道簽證的事。我一直在考慮呢。”

薩洛姬妮說:“我知道你所謂的‘考慮’是怎麼回事。無非是置之不理罷了。”

威利說:“我不知道能做點兒什麼。我也不知道能去哪兒。”

“你從來就沒覺得自己能做點兒什麼。你也從來不明白男人得為自己打天下。”

“你說得對。”

“別這樣和我說話。壓迫階級才這麼想。他們只要自己坐穩了,就以為天下將繼續太平下去。”

威利說:“你這樣牽強附會,幫不了我什麼忙。你很清楚我的意思。我覺得以前總受命運的播弄。在印度那會兒,我能做什麼?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在英國,我又能做什麼?在非洲又能做什麼?”

“你在非洲待了十八年。你妻子真夠可憐的。她還以為自己跟了個男人呢。她真該跟我談談。”

威利說:“我從來就是個局外人,現在也一樣。這會兒在柏林,我又能做什麼呢?”

“你是局外人,就因為你自己想做局外人。你總是選擇躲起來。你這是殖民者心理,種姓主義心理。從爸爸那兒遺傳下來的。你在非洲待了十八年。非洲那場偉大的游擊戰爭,難道你不知道?”

“那是很遙遠的事情了。自始至終就是一場秘密戰爭。”

“那是場榮耀的戰爭。至少開頭是的。回想起來總能令人熱淚盈眶。一個貧窮無助的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淪為奴隸,完完全全從零開始。看看你做了些什麼?你找過他們嗎?你加入過他們嗎?你為他們做過什麼事嗎?對於任何一個胸懷大志的人來說,這都算得上是件大事業了。但對你不是。你就躲在自己的莊園大宅裡,陪著你那位有一半白人血統的嬌小可愛的妻子,用枕頭矇住耳朵,一心只想著千萬別有什麼黑人自由戰士挺著槍踩著皮靴深更半夜闖進來嚇著你們。”

“不是那麼回事,薩洛姬妮。在內心深處我總是站在非洲人一邊,但是並沒有什麼仗需要我去打。”

“要是人人都這麼說,那無論哪裡都不可能發生革命了。我們大家都有仗要打。”

當時他們正坐在克尼塞伯克大街的一家咖啡館裡。冬天,這家咖啡館裡總是氤氳著暖意,侍者都是彬彬有禮的大學生,很合威利的口味。而現在正是夏末,咖啡館裡空氣凝滯,令人感到壓抑,那裡的一整套儀式已司空見慣,彷彿在提醒威利——無論薩洛姬妮怎麼說——時光正白白流逝,使他想起他們在教會學校裡必須熟記的那首神秘的十四行詩。“而這消逝的時光就是夏日……”

一個年輕的泰米爾人走進來賣長枝紅玫瑰。薩洛姬妮輕輕打了個手勢,然後低下頭看自己的包。泰米爾人走過來,遞上一枝玫瑰,但始終同他們沒有眼神交流。他無意和他們攀親。這個賣玫瑰的人,沉著自持,滿肚子自我價值。威利沒有去看那人的臉,只是盯著他的棕色褲子(遠方的裁縫做的)和毛茸茸的手腕上的特大號鍍金手錶和手鐲(也許不是真金的),看出這個賣玫瑰的人在他原來生活的環境裡大概只是個微不足道、不被人注意的角色。而在這裡,在一個他或許知之甚少(和威利一樣)的環境中,在一個他或許尚未學會理解的環境中,他彷彿被剝離了自身。他變成了另一個人。

幾個星期前的某一天,威利獨自出門,也見過這樣一個人。他在一家印度南方風味餐館外面停了下來,餐館裡沒有顧客,只有幾隻蒼蠅在玻璃櫥窗上爬來爬去,下面擺著些盆栽植物和用以展示的米飯和薄餅,幾個看上去笨手笨腳的小個子侍者(也許不是侍者,而是其他什麼人,也許是非法入境的電工或者會計)躲在裡面陰暗的角落,某些人心目中的東方式裝潢反射出廉價的光澤。這時候,一個印度人,也可能是泰米爾人,走到威利跟前。鬆鬆垮垮的身材,倒也不算肥胖,線條柔和的寬臉膛,頭戴灰色的平頂帽,上面是藍色細線勾勒出的大方格圖案,有點兒像“袋鼠牌”的高爾夫球帽,威利曾在早期的企鵝版圖書的封底廣告上見過:也許眼前這個人就是在模仿那些老廣告裡的打扮。

此人和威利聊起了那場即將打響的偉大的游擊戰。威利也顯得興致勃勃,甚至很親切。他喜歡那線條柔和的笑臉。他迷上了那平頂帽。他喜歡這種帶密謀意味的談話,其理念將震驚世界。可是,當那個人說起他們需要一大筆錢,當談話變得引人注目,威利擔心起來,接著害怕了,想從餐館櫥窗前逃走,逃離粘在櫥窗上的那些昏昏欲睡的蒼蠅。而那個人仍然滿臉微笑,柔軟的唇間卻蹦出長長一句尖刻的泰米爾語宗教毒咒,威利似懂非懂,最後那人的微笑消失了,藍格子高爾夫球帽下的臉變得扭曲,散發出一種可怕的恨意。

那突如其來的泰米爾語,那包含著此人所有宗教信念的古老詛咒,那瞬時迸發的如利刃般刺出的深刻仇恨,所有這些都令威利坐立不安。威利沒有把這件事告訴薩洛姬妮。從孩提時候起,他就什麼事都藏在心底,在家裡,在學校,都是如此。逗留倫敦的那些年,這個習慣逐漸根深蒂固。而住在非洲的十八年間,這更是成了他性格中的固定組成部分,因為他有那麼多顯而易見的事情要向自己隱瞞。別人告訴他那些他早就熟知的事情,他也總讓別人說下去,那不是別有用心,也不是刻意為之,而只是不想冒犯別人,只是想讓事情平平穩穩地過去。

現在,薩洛姬妮把玫瑰放在她的碟子旁邊。她的視線追隨著那個賣玫瑰的人,看著他在桌子之間走來走去。他走出去之後,她對威利說:“我不知道你怎麼看那個人。但是他活得遠遠比你有意義。”

威利說:“沒錯。”

“別惹我。你這些個聰明話對付外人還行。對付我可沒用。你知道為什麼那個人活得比你有意義嗎?因為他找到了他要打的仗。他可以逃避。他可以說自己還有其他事要做。他可以說他得謀生。他可以說:‘我這是在柏林。我好不容易才到了這裡。辦了那麼些假檔案、假簽證,還得東躲西藏。現在總算都了結了。我離開了家,放棄了原有的一切。我得假裝已融入這個陌生的闊地方。我要看電視,要知道些外國節目,要開始當它們真的是我自己的。我要去卡德韋百貨公司,去下館子。我要學會喝威士忌和葡萄酒。用不了多久,我就會數自己的錢,開自己的車,感覺自己和廣告裡的那些人一樣。我會發現其實改變一切一點兒都不難,而且我會覺得我們所有人都應該這樣。’他可以有這些虛偽無恥的想法。但是他明白他有仗要打。你注意到沒有?他一眼都不看我們。他當然知道我們是什麼人。他知道我們是他的同胞,但是他瞧不起我們。他把我們當作那種裝腔作勢的人了。”

威利說:“說不定他是不好意思,他是泰米爾人,在向這裡的人兜售玫瑰,還被我們看見了。”

“他看上去可不像是不好意思。他看上去是那種有抱負的人,顯得與眾不同。有件事情你在非洲可能注意到了,要是你已經學會了觀察。這人在這兒賣玫瑰,可這些玫瑰會在某個遙遠的地方變成槍炮。革命就是這樣發生的。我曾經去過他們的幾處營地。我和沃爾夫正在拍攝一部講他們的電影。我們很快就會聽到更多有關他們的訊息。這世上沒有比他們更訓練有素的遊擊部隊了。他們非常兇猛,非常冷酷。而你要是對你的祖國的歷史多些瞭解,你就會明白那實在是不可思議。”

另一天,在動物園裡,空氣中瀰漫著那些無所事事的籠中獸製造的惡臭,她說:“我得和你談談歷史。要不然你會以為我瘋了,就像我們母親的叔叔那樣。你,還有和你一樣的那些人,所知道的有關你們自己的歷史都來自一本十九世紀的英國教科書,作者是曾在印度任督學的英國人羅珀·萊思布里奇。你聽說過這回事嗎?這是印度第一本大型歷史教科書,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由麥克米倫公司出版。那時印度反英大暴動才過去二十來年,這本書的立場當然是帝國主義的,也是為了賺錢。不過,它也包含了某些英國式的知識,算是本好書。在此之前,印度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一本書,沒有過這種教育體制,也沒有過這種形式的歷史學科訓練。這本書出了好多版本,它教給我們許多關於如何看待自己的觀念,我們至今還保留著。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觀念是:印度存在著奴隸階層,有些人生來為奴,還有軍人階層。軍人階層屬於上等人,奴隸階層則不是。你我就有一半屬於奴隸階層。我敢說你肯定知道。我敢說你還部分接受了。所以你才總是這樣過日子。而那些在柏林賣玫瑰的泰米爾人則完完全全屬於奴隸階層。這種觀念透過各種渠道灌輸給了他們。而實際上,英國人那套印度人分成奴隸階層和軍人階層的觀念,整個兒就是錯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北部的軍隊招募的都是種姓等級高的印度教士兵。這支軍隊把英帝國的邊界幾乎推到了阿富汗。但是,一八五七年反英大暴動之後,這支軍隊就落魄了。接下來的軍事行動輪不到他們了。於是這些曾經受帝國垂青的勇士們就在英國的官方宣傳中變成了奴隸階層,而大暴動之前被他們征服的邊疆居民則成了軍人階層。這就是帝國主義的手段。這就是階下囚的命運。因為我們印度人不懂得歷史,所以我們很快就忘記了過去,一味把人家那套話信以為真。而南部的泰米爾人,則在英國的新制度下淪為泥滓。他們膚色黑,又不擅長作戰,只能充當勞力。他們被運到馬來亞、錫蘭和其他地方,賣給當地的種植園當農奴。現在柏林那些靠賣玫瑰籌錢買槍炮的泰米爾人,已經扔掉了歷史和政治宣傳的重負。他們已經使自己成了真正的軍人,他們克服了重重困難,做到了這一點。威利,你必須尊重他們。”

在動物園裡那些鬱鬱寡歡的動物發出的臭味中,威利茫然地聽著,一言不發。薩洛姬妮是他的妹妹。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能這樣瞭解他。她知道他的幻想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知道他在英國和非洲期間的點點滴滴,儘管在過去二十年間他們只見過一次。他覺得,即使沒有語言交流,在許多方面業已成長的她甚至有可能知道他性生活中的細節。什麼都瞞不過她。甚至在她最革命、最平常、最信口開河的時候,就算她是在重複她那些老生常談,卻依然能夠不時以一些新的詞語喚醒他們共同度過的那些特別的時光,觸動他內心深處某些他自己寧可遺忘的角落。

她滔滔不絕的時候,他一言不發,但記住了她所說的每句話。在柏林,他漸漸留意到她的一些事,那些事他以前可從來沒有留意過。儘管她的話題從來沒有離開過不公、暴行和革命需要,儘管她開口必大談五大洲的流血劇目,但她卻出奇的沉靜。她早年性格中那種急躁易怒和咄咄逼人已經不復存在。她曾在老家的靜修處日復一日地消磨生命,除了虔誠和順從,她無可期待;在她離家許多年之後,那種可怕的靜修生活——往往能給頭腦簡單、窮困潦倒的人們提供些水月鏡花般的萬能靈藥——仍然離她很近,一旦沃爾夫遇到了什麼大麻煩,她仍然可能迴歸其中。

她如今已沒有那種焦慮了。正如她已經學會了如何在寒冷的季節裡穿衣打扮,如何使自己風度翩翩(羊毛衫、羊毛襪配紗麗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返了),旅行、學習、革命政治,和那位大度的攝影師之間隨意而對等的生活,這一切似乎使她擁有了完整的知性體系。現在沒有什麼會使她感到吃驚或受傷了。她的世界觀能夠包容一切:瓜地馬拉的政治謀殺、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印度的種姓騷亂,甚至柏林酒商的順手牽羊——不知道是他開店的習慣還是原則,這位酒商送酒上門時,總有兩三瓶不是搞錯就是短少,酒價也會莫名其妙地變化。

她會說:“這就是西柏林。他們在空中走廊的盡頭,什麼都得靠救濟來維持。所以他們會把精力花在小偷小摸上。這就是西方的大沒落。他們將來會意識到這一點。”

而薩洛姬妮自己呢,透過她那位攝影師幫忙,靠西德某個政府部門的救濟金生活。所以她知道自己在說什麼,而且她過得很安逸。

每當新送來一箱葡萄酒或者啤酒,她就會說:“我們來看看那個無賴這次又耍了什麼花招。”

他記憶中二十多年前老家的那個薩洛姬妮絕對不會做這樣的事情。而如今身在柏林,他發現,正是她這種沉靜,這種優雅的談吐,使他越來越多地產生共鳴。他驚奇地打量著自己的妹妹。她竟然是他妹妹,他甚至有些激動。與她相處了六個月——他們成年之後從來沒有在一起待過這麼久——他覺得世界開始改變了。正如他覺得她能夠深入他所有的情緒,甚至性需求,他也開始深入她看待事情的方式。她所說的一切都包含著某種邏輯和秩序。

他發現,他現在所感受到的,他向來就心知肚明,但從來沒有接受過,那就是,薩洛姬妮說到了兩個世界。一個世界秩序井然,按部就班,這裡的戰爭已經結束。在這個沒有戰爭、沒有真正的危險的世界裡,人已經被簡化了。他們看電視,找到自己的生活圈子;他們吃著喝著經過檢驗的食品,數著自己的錢。而在另一個世界裡,人們更瘋狂。他們拼命想擠進那個簡單有序的世界。但是,當他們待在外面的時候,一百種忠誠和古老歷史的殘餘將他們牢牢縛住;一百場零零碎碎的戰事讓他們內心充滿了仇恨,耗盡了他們的精力。在西柏林,一派自由而忙碌的氣氛,一切都顯得那麼輕快。可不遠處就是一道人為的分界線,在分界線的那一邊,是壓制和束縛,是另一類人。高樓大廈的廢墟上,荒草滋生,偶爾還有幾棵樹;隨處可見彈片彈殼深深嵌入石頭和灰泥牆中。

這兩個世界並存著。視而不見是愚蠢的。現在他心裡很清楚自己屬於哪個世界。二十多年前在老家的時候,想逃避對他來說似乎很自然。但現在,之後所有那些因為這個願望而發生的事,在他看來都是可恥的。他在倫敦的部分生活,他在非洲的全部生活——那時他長年處於半隱居狀態,衡量自己成功的標準是,他在所屬的那個一半葡萄牙血統的二等階層中並不十分顯眼,但還“過得去”——所有這些現在看來都是可恥的。

一天,薩洛姬妮帶回家一份《先驅論壇報》。報紙被折得正好露出一篇報道。她遞給他說:“這篇講的是你以前住過的地方。”

他說:“拜託你不用給我看。我告訴過你了。”

“你必須得睜開眼看看了。”

他接過報紙,在心裡喚著妻子的名字:“安娜,原諒我。”他幾乎沒讀那篇報道。他不需要。他在心裡經歷了那一切。那場不折不扣的血腥內戰。沒有軍隊調遣轉移;只有突襲者跨越邊界燒殺、恐嚇,然後撤返。報上有一張照片,一幢幢白色混凝土建築,屋頂已被焚燬,煙燻的痕跡勾勒出空空的窗洞:那些住在莊園裡的外來者的簡單的非洲世界已化為一片瓦礫。他回想起那些熟悉的道路、藍色的錐形巨巖、海邊的小鎮。他們欺騙自己說天下已然太平;但在內心深處,他們知道戰爭正在迫近,有一天那些道路將會消失。

叛亂剛起時,某一個星期天,他們邊吃午飯邊做這個遊戲。他們說,假設我們與世隔絕,想象一下沒有外界的介入,這兒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首先,當然是汽車沒有了。接下來,醫藥沒有了。然後,布沒有了。電沒有了。就這樣,他們一邊吃午飯——身穿制服的男孩子們就在旁邊,四輪車就停在院子裡的沙地上——一邊玩這個遊戲,想象著如何變得一無所有。然後,一切就都發生了。

現在,威利身在柏林,對自己在非洲的所作所為深感羞恥。他想:“我不能再躲下去了。薩洛姬妮說得沒錯。”

然而,他並沒有把這想法告訴她——他的老習慣。

一天下午,他們在某條繁華的商業街的行道樹下散步。威利在帕特里克·赫爾曼商店前停下腳步,觀賞櫥窗裡的阿瑪尼男裝。二十年前,他對服裝一竅不通,也不懂欣賞面料和裁剪;如今大不相同了。

薩洛姬妮說:“你認為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

威利說:“阿瑪尼就很偉大,不過我猜這不是你要的答案。你是要我說其他人物?”

“說說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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