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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4月25日,星期六

珠穆朗瑪峰依舊在40英里[1]開外的地方,可在喜馬拉雅山脈眾多白色高峰的輪廓線之中,它依然是最顯眼的一座,抬頭望向天空,能看到的就是這座高峰。我懷疑理查帶了一面英國國旗來,準備將它插到峰頂上。不過現在我可以看到,這座高山已經有了細長三角旗。一片白色的雲霧和浪花濺沫般的飄雪,在自西向東的狂風吹拂下,滾滾翻騰著,足有20英里長;在珠峰雪頂的東面,一片白色羽狀物在較低的山峰上方從右到左打著旋兒。

“我的天哪。”讓-克洛德低聲說。

算上帕桑在內,我們一行五人在前徒步跋涉,夏爾巴人挑夫趕著犛牛在後,我們幾個爬上了龐拉山口東面一座低矮的山峰,帕桑站在我們身後幾碼[2]遠的地方,位於山口高點之下,抓著J.C.那匹小白馬的韁繩,龐拉山口上的風太大了,這匹馬受了驚。過了龐拉山口,就到了絨布冰川和珠峰。此時我們四個人只能躺在礫石散落的地面上,否則就會被風捲走。

我們隨隨便便向右側躺著,很像羅馬人在宴會上躺在長榻上一樣,理查離我最遠,用右手手肘支撐身體,左手穩穩拿著軍用望遠鏡;他旁邊是雷吉,她俯在地上,靴底看起來像是倒轉的感嘆號,她用雙手扶住一個海軍式望遠鏡,抵在她前面一塊低矮的礫石上;她的旁邊是讓-克洛德,他比我們幾個坐得都直,眯縫著眼睛透過護目鏡看著南方;最後是我,我靠著右手手肘斜撐著身體,處在他們三個人的後面。

我們幾個都戴著寬邊帽子,好遮擋陽光,在這樣的海拔高度,陽光毒辣得要命,在前幾個星期裡,我被曬得快著火了,身上直脫皮,難受得不得了,顯然桑迪・歐文曾經也受過這罪,我們三個男人把我們腦袋上的帽子儘可能向下拉,以便抵禦狂風,而雷吉則戴了一頂非常奇怪的男士軟呢帽,左面、前面和後面的帽簷很寬,右邊則用紐扣扣住,帽子上有可調節的帶子,繞過她的下巴,把帽子系得非常緊。她說她是在幾年前去澳大利亞時無意中找到了這款帽子。

我們一個個叫出群山的名字,像是小孩子在大聲說出聖誕禮物:“在西邊,那座高山名叫卓奧友峰,海拔26,906英尺[3]……”“格重康峰,25,990英尺……”“那座把陰影投射到珠峰上的山峰是洛子峰,海拔兩萬七千……我忘了……”“27,890英尺。”“東面那裡是珠穆隆索峰,25,604英尺……”

“還有馬卡魯峰,”理查說,“27,765英尺。”

“我的老天。”我又一次低聲說。人們可以征服美國落基山脈的最高峰,但對於這些有著白色山尖的巍峨高山,他們或許就連山麓小丘都無法翻越。那些山坳,也就是那些鞍狀山口,是連線珠峰和其他山峰之間的低點,最低海拔高度也有25,000英尺,比北美任何一座高山都高出3000英尺。

據雷吉和理查說,一般情況下,前面幾支探險隊隊員在向西前往協格爾鎮的徒步跋涉途中都能看到珠峰,特別是如果他們願意繞道定結縣以西的雅魯山谷,向上爬一段距離,就能把珠峰看得更清楚了,可過去五個星期我們都是頂著厚厚的低矮雲層艱苦跋涉,時常還要冒著凍雨和飛雪前進,因此,在這個陽光明媚的日子,在龐拉山口頂端,我們第一次看到了那座山。

雷吉示意我向前,我趴伏在她的身邊,身下是發紅的泥土和堅硬的岩石,這還真是一個奇異的親密時刻呢。她把鏡筒弄穩,好讓我透過望遠鏡往前看。

“我的老天。”這似乎是今天我唯一會說的幾個字。

雖然我年紀不大,在錫金的時候我度過了我的二十三歲生日,可我已經擁有了足夠多的登山經驗,所以我很清楚,一座山從遠處看似乎無法攀爬,可到了特別近的地方或者到了山上,就能發現攀登路線,或許還會有極易攀爬的路線呢。可珠穆朗瑪峰看上去……是那麼巨大、那麼高聳、那麼白,風是那麼大,而且無限遙遠。

讓-克洛德爬過去借用理查的望遠鏡。

“從這裡看不到北坳或東絨布冰川的高點,因為中間有很多山擋住了視線。”理查說,“不過朝東北山脊看,能看到靠近頂峰的第一臺階和第二臺階嗎?”

“我能看到的只有無邊無際的浪花濺沫般的羽雪。”讓-克洛德說,“現在東北山脊上刮的什麼風?”

理查沒有回答他的問題,只是說:“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深峽谷,他們現在都稱之為諾頓的大深峽谷,從頂峰三角巖下方一直向左下延伸。”

“噢,是啊……”J.C.低聲說。

透過雷吉那個兩個鏡筒貼得太近的望遠鏡,我壓根兒不可能看清那道峽谷是否填滿了雪,是否是個雪崩隨時會爆發的奪命之地。

“春季的狂風真是太好了。”雷吉說,龐拉山口上狂風大作,呼嘯著,咆哮著,從礫石之間刮過,她的聲音幾乎被風吹散了,“風吹走了季風季節和冬季的積雪。這樣我們就有更大的機會找到珀西了。”

珀西。我越來越迫切地想趕快去到那座山,開始攀登,幾乎把珀西瓦爾・布羅姆利勳爵的事兒和我們不遠萬里來到此處的表面原因拋到了腦後。一想到這個年輕人的屍體就在那座難以攀登且異常危險的高山上的某個地方,而且令人無法忍受的狂風在那裡肆虐,我便不由得渾身發抖。

帕桑強有力的聲音自較低的地方傳來。“最前面的挑夫已經快到我們後面的山口頂端了。”

又是被狂風吹,又是頂著自始至終都毒辣辣的太陽眯著眼看遠處的那座山峰,我們疲勞的眼睛開始淚流不止。我們四個人不情不願地站起來,把一層層沉重的鵝絨和羊毛衣服上的灰塵和石子彈掉,轉過身,後背對著從西面吹來的大風,走向一條狹窄的羊腸小道,翻越這座鞍狀山口。狂風吹著我們的後背,我們走起路來都有些搖搖晃晃。

*

錫金遍佈著各式溫室花朵,有一叢叢杜鵑花,空氣渾濁潮溼,呼吸起來十分不順暢,雜草叢生的山谷裡熱氣騰騰,紮營的空地其實並不是真正的空地。漫漫長日裡,我們徒步穿越溼漉漉的植被,還要躲開驛站,到了一天結尾的時候,鹽分都從我們身體裡濾了出來。所謂的驛站就是英屬印度設立的小平房,很整潔,每隔11英里(徒步行進一整天才能走11英里)有一個,位於一條很長的通向西藏的主路上,而這條路正好延伸到最近的一個西藏貿易市鎮江孜鎮。據雷吉和帕桑醫生介紹,每一座驛站平房裡都有新鮮的食物、床、可以閱讀的書,和一名常設僕人,人稱守衛。不過我們一隊人要麼是在驛站前1英里左右的地方紮營,要麼是在過了驛站2英里處紮營,從來沒有利用驛站之便,儘管這些驛站被設立在那裡,就是為照顧我們這樣的人。

“幾支英國探險隊都住在驛站裡。”進入錫金的叢林後不久,我們圍坐在篝火邊,理查說道。

“其他幾百位英國人也這樣,”雷吉說,“還有向北去江孜鎮的貿易代表、英屬印度的官員、剝製動物標本的人、製圖員,外交人員。”

“可我們不是這些人,”理查說,“看到我們的登山裝置,好幾英里長的繩子,那些僕從就會把關於我們的訊息傳到西藏。”

“怎麼把訊息送出去?”讓-克洛德問。

理查把他的菸斗拿開,淺淺地笑了。“先生們,其實並不像我們感覺的那樣,我們已經超出了所有地圖的覆蓋範圍。即便是在錫金此地也是一樣。英屬印度架設了電話和電報線纜,一直向北,翻越那些高山山口,連通了江孜鎮。”

“一點兒不錯,”雷吉說,“我們不能離開這條南北主貿易通道,之後我們才能轉向西面,向康巴鎮前進,進入西藏。不過呢,不去驛站裡相對舒舒服服地過夜,而是在崎嶇不平的地方紮營,我想我們唯一要對付的就是那些水蛭。”

出發時我們先從大吉嶺向下前往提斯塔橋。3月26日,那些夏爾巴人在天亮之前就出發了,他們牽著馬,揹負著裝備,我們則帶著我們的揹包和額外的給養坐在兩輛卡車裡,一輛由帕桑駕駛,雷吉則是另一輛,沿著崎嶇不平的路到了第六英里石。在那裡我們趕上了這些徒步前行的夏爾巴人,而司機愛德華和另外一個人把卡車開回了種茶場。然後,我們和30名夏爾巴人一起,騎著馬,牽著騾子,繼續沿陡峭的山路下山,跨過提斯塔河,前往噶倫堡村。

過了噶倫堡我們就紮營了,因為雷吉不願意這麼快就引起錫金總督弗雷德裡克・貝利少校的注意,此人反覆無常,專門搞破壞,不讓珠峰委員會拿到進藏許可,這樣一來,有朝一日他就有機會自己去爬那座山了(這事兒是雷吉告訴我們的)。我們進入錫金境內時遇到了一位邊防人員,他是在英國軍隊中服役的廓爾喀士兵,只有他一個人在此駐守,他認可了雷吉的西藏通行證,沒有提出任何異議,而且這位孤零零的邊防人員居然衝自己喝令:“右手敬禮!”“左轉!”“齊步走!”我們都被逗笑了。後來理查告訴我們,如果沒有長官或者軍士給這些廓爾喀士兵喝令,他們就會非常高興地把自己命令得團團轉。

我們在錫金境內一共走了六天,途中兩次碰到穿警察制服的棕色面板男人,他們截住了我們這支由夏爾巴人、騾子和白色小馬組成的隊伍。不過每一次雷吉都把這些官員拉到一邊,私下裡和他們說話,而且我猜她還給了他們錢。不管怎麼樣,在錫金境內沒有人阻止我們,連著一個星期,我們呼吸著過分香甜的杜鵑花花香,每每涉水穿過及腰深的潮溼草地之後,就得把水蛭從我們未加衣著的身體部位上拔掉。然後,我們終於接近了加里普山口,過了這座山口,就是西藏了。離開錫金我們一點兒遺憾都沒有;那裡陰雨不斷,沒多久我們的衣服就都被浸透了;沒有一天能見到陽光,晾乾衣襪。我原以為自己是唯一在穿越錫金途中患上輕度痢疾的人,結果我很快發現,讓-克洛德和理查也得了這病。唯有雷吉和帕桑似乎對這種令人尷尬不已的疾病免疫。

在我自己吃了好幾天的鴉片鉛丸之後,理查終於注意到我生了病,讓我去找帕桑醫生看看。我不好意思地承認我的腸道出了問題,結果這個大高個夏爾巴人點點頭,輕聲告訴我,鴉片鉛丸對痢疾倒是有一點兒療效,可夜裡吃這藥帶來的副作用會比這病本身還要嚴重。他給了我一瓶甜甜的藥,不到一天我的肚子就消停了。

一開始,我都是走在我的白馬前面,揹著包裡大約70磅[4]重的裝備,不過雷吉說服我,讓我在能騎馬的時候就騎馬,並且讓騾子馱著我的大部分裝備。“你得儲存體力,到珠峰上去用。”她說,很快我就意識到她說得太對了。

得了痢疾,我的身體有些虛弱,後來便開始慢慢恢復,這期間我已經適應了我們的探險隊一到傍晚便停止前進這個習慣,而夏爾巴人開路小隊已經搭好了溫伯爾帳篷和用來做飯的大防水布帳篷,我們睡袋也鋪好了,只等著我們到來;巴布・裡塔和諾布・切蒂每天早晨都會給我和讓-克洛德端來咖啡,我習慣一聽到他們輕聲說“早上好,大人們”這句話就醒來。理查在我們隔壁喝他的咖啡,而雷吉總是比我們任何人都早起且穿戴整齊,她會和帕桑一起在火邊喝早茶,吃鬆餅。

一直到我們攀登14,500英尺的加里普山口,我才意識到在錫金患過的那場病給我的身體帶來了多大的損傷。幾年前,我和哈佛大學的登山好友一起在科羅拉多攀登14,000多英尺的朗斯峰,我可以飛快地登上頂峰,站在寬闊的山頂感覺激情澎湃,而且還能倒立。可現在在向加里普山口頂端攀爬的過程中,既要攀登之字形山路,還要翻越溼滑的岩石,這些石頭倒是有點兒像無窮無盡的天然樓梯,我發現自己走出三步便要靠在我的長冰鎬上喘大氣,然後再走三步。這座山口的制高點還不到珠峰海拔的一半,所以我這個樣子可不是個好兆頭。

我看得出來,讓-克洛德的呼吸也有些急促,移動速度比以往稍慢了些,儘管他登頂過許多座14,000多英尺的高山。我們原本的三人組合中只有理查一人似乎已經適應了這種海拔,我注意到,他依舊很難趕上雷吉徒步行進和登山的飛快步速。

我們到達了西藏的亞東縣,西藏和錫金這兩個地方簡直有著天壤之別。在加里普山口的高點,我們已經看到了亞東縣,在我們向乾燥的西藏高原行進的過程中,雪不停下著,狂風不住從西面吹來。走出了奼紫嫣紅的錫金叢林,那裡有粉色、有濃豔的奶油色,還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顏色,不過雷吉和理查認出那些是淡紫色和鮮紅色,我們來到了一個徹徹底底的無色世界,烏雲低沉,彷彿就在我們的頭頂之上,周圍盡是灰色的岩石,唯有西藏當地暗紅色的土壤為這片大地增添了一點點色彩。狂風捲起紅色泥土,很快我們的臉都變得髒兮兮的,而且冷風吹得我們直流眼淚,粘滿泥土的臉頰上留下了一道道淚痕,流下的淚水猶如鮮紅的血液。這之後我才意識到,即便是在海拔相對較低的地區,也應該帶上護目鏡。

*

4月27日,星期一,這是我們徒步跋涉的最後一天,我們在狂風肆虐的小村莊初東村外過夜,轉過天來,我們穿過一條18英里長的山谷,朝絨布寺進發,絨布寺距離絨布冰川的入口只有11英里遠,而我們的大本營就應該設在那裡。

“絨布是什麼意思?”讓-克洛德問。

理查可能不知道答案,也可能心事重重,所以他沒有回答這個問題。還是雷吉給出了答覆:“雪之寺。”

我們在這座暴露於狂風之中的寺院停留了很長時間,請求拜見神聖喇嘛,札珠雅旺滇津諾布仁波切,也就是札珠仁波切活佛,希望他能為我們做一場賜福法式。“夏爾巴人不像藏族挑夫那樣篤信這個,”在我們等待期間雷吉解釋道,“不過在我們動身前往大本營之前,得到這樣的賜福依然是一件好事兒,何況我們還要去攀登珠峰。”

可我們的願望破滅了。這個名字聽起來像錫罐從混凝土臺階上滾下來時發出聲響的喇嘛叫人捎信來說,此時他與我們見面“不祥”。這位神聖喇嘛派來的人說,如果神聖喇嘛感覺他出現給我們賜福是吉祥的,那麼札珠仁波切將召喚我們回到絨布寺。

雷吉對此感覺非常驚訝。她說,不管是絨布寺裡的普通喇嘛,還是這位神聖喇嘛,她和他們的關係都很好。不過當她問到一位她認識的喇嘛,為什麼札珠仁波切拒絕見我們,這位光頭老人回答了她,他說的是藏語,雷吉給我們翻譯了過來,意思就是:“占卜結果大不利。那座山上的魔鬼已經甦醒,十分憤怒,更多的魔鬼即將到來。珠峰上的人熊雪人活躍起來,憤怒異常……”

“人熊雪人?”讓-克洛德問。

“耶蒂,”理查提醒我們,“就是那些無處不在長滿毛髮的類人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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