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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5月12日，星期二

昨天夜裡，也就是週一夜裡，我們把已經不省人事的巴布從三號營地轉移走。一聽到我們的叫喊聲，其他人立刻從帳篷裡跑了出來，他們原以為會聽到他的笑聲，想不到聽到的卻是我們的呼救聲。我們一幫人跪在地上，把昏迷不醒的巴布・裡塔圍在中間，此時的他依舊四肢張開，面部朝上。

雷吉看了一眼這個夏爾巴人太陽穴上的腫塊和一大片瘀傷，便把急救箱扔給理查，然後一邊用尼泊爾語給另外兩個夏爾巴人下命令，一邊給他們指出方向，接下來她和他們一起跑回帳篷，用多餘的帳篷帆布和帳篷杆組裝擔架。理查蹲伏在巴布身邊，小心翼翼地揚起他那血流如注的腦袋，飛快地把兩個紗布墊放到巴布頭皮上大量出血的部位，快速纏繞紗布繃帶把紗布墊固定住。他敏捷且淡定地用他的鉛筆刀剪斷繃帶，把繃帶打成結。

“他還好嗎？”我問。我的貼身夏爾巴人出意外了，我整個人，乃至我死氣沉沉的語氣，都表示我內疚無比，我要為這次意外負上責任。讓-克洛德看上去同樣很內疚。

“頭部創傷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理查說。他一直輕輕抬著巴布的肩膀，小心翼翼地觸控著這個小個子男人的脖子和後背，一直向下摸到他的尾椎骨處，“我想他的脊柱沒有受傷。我們可以移動他。我們現在能採取的最佳措施就是儘快把他運到大本營，讓帕桑醫生給他醫治。”

“挪動他真的安全嗎？”J.C.說，他很久以前告訴過我，夏蒙尼嚮導全都接受過訓練，對於從山上摔下來的人，只要有絲毫脊柱受傷的可能，或者嚴重的脖頸創傷，就絕對不能移動傷者。

理查點頭。“根據我剛才觸控後的判斷，他的脖子沒斷。他的背部沒問題。我覺得移動他比讓他整夜留在這裡危險要小。”

雷吉和尼瑪・特仁帶著臨時搭建好的擔架回來了，他們把帆布對摺纏繞在兩根6英尺長的帳篷杆上，並牢牢紮緊。

“我們需要人把他抬下山，”理查說，“我看得要六個人。四個人抬擔架，另外兩個隨時替換這四個人。”

“我們來抬他。”我和讓-克洛德帶著哀傷和內疚異口同聲道。

理查點點頭。“彭巴、鐸傑伊、登津、尼瑪，你們四個人和兩位大人一起下山。”

雷吉飛快地給三個不懂英語的夏爾巴人進行了翻譯。我之前看到雷吉已經取了兩盞提燈和兩套頭燈回來。她一直等待著，最後我們蹲伏在毫無意識的巴布身邊，數了三下，極為輕柔地把他從雪地裡抬到已經展開的擔架上。

雪地上沾滿了巴布的血，他的繃帶已經被血染紅了。

雷吉默默地把提燈交給彭巴和鐸傑伊，然後把頭燈裝備交給我和J.C.。“特比！”她叫在一旁守候的夏爾巴人中個子最高的那個。我記得特比・諾蓋會說英語。“你來當通訊員，先行一步，能走多快就走多快。告訴二號營地和一號營地的人，我們到達每個營地的時候，可能需要新的志願者來抬擔架。不過不要在這些營地浪費太多時間，你要儘快到大本營，看看帕桑醫生是不是能夠上山來接抬擔架的人。一定要向帕桑醫生說清楚巴布・裡塔頭部的傷勢以及他是如何受傷的。大帳篷外還有一盞提燈，出發時拿上吧。”

特比點了一下頭，慢跑著離開了這道雪坡，跑過營地區域內被雪覆蓋的粗糙冰磧石時一把拿起了提燈，片刻之間便消失在了冰柱後面，隨後登上了冰川上的小路。

讓-克洛德抬起了擔架杆的左前端，我則握緊右後端。尼瑪・特仁抓住右前端，登津・伯西亞和我一起抬後面。我們再一次數了三下，然後把擔架抬到了及腰處。巴布・裡塔彷彿沒有一點兒重量。

“我們先在三號營地把明天需要背運的東西整理出來，一弄好就去追你們，”理查說，“告訴帕桑醫生，我會帶著所有人去一號營地或大本營。”

向冰川下方行進這段路非常累人，尤其是因為漫長的白天裡我們都一直在登山。在我們爬上冰川準備下山之前，雷吉交給彭巴一整套吸氧裝置和裝在揹物架上的三個滿氧氣罐。她的主意是，如果我們累了，就可以離隊，吸一些“英國空氣”，同時讓彭巴或鐸傑伊接替我們。

可我和讓-克洛德都沒有中途退出，我們用了整整四個小時下山，經過了幾個營地，甚至就連夏爾巴人都輪流替換了對方。我倆也經歷了非常難熬的時刻，比如說繞道下山來到冰川上，然後向上行進，再次翻越數道陡峭斜坡。在這樣的時刻之後，有那麼一兩次，彭巴把氧氣罩先是舉到了J.C.的臉上，又舉到了我的臉上，我們吸了幾口豐富的英國空氣，繼續抬擔架下山。戴著仿羚羊皮棉織物面罩的巴布・裡塔看上去就和睡著了一樣。

帕桑醫生在一號營地迎上了我們，他讓我們把擔架放在幾個箱子上，藉著提燈的光亮，他給巴布進行了初步檢查。

“我想迪肯先生說得對，巴布的頸部和脊柱沒有直接創傷，”帕桑說，“不過我們要把他抬到下面去。你們還抬得動嗎，得去大本營呢，或者我去找別的挑夫來？”

我和讓-克洛德無論如何都沒打算讓別人來替我們抬起擔架的這兩個角。當然了，這態度挺荒唐的，因為這好像是我們在懲罰我們自己。不過當時我就在想，我們，特別是我，的確應該受到懲罰。我至今依然如此認為。如果我們沒有表現得像兩個缺心眼兒的小學生，如果我沒有大喊一聲“瞧好了”，然後做出那樣愚蠢的行為，巴布・裡塔現在應該好好地在三號營地，一邊吃晚飯，一邊和他的夏爾巴人朋友嘻嘻哈哈。

快到夜裡11點的時候我們終於來到了大本營。醫務室帳篷側邊的簾子掀了起來，這裡的夜暖和得驚人。一絲風都沒有。醫務室帳篷掛著六盞煤油燈，噝噝聲不絕於耳，我終於明白了為何帕桑醫生希望在這裡做重要的醫治工作，因為這裡的空氣不那麼稀薄，比較暖和，而且光線也比其他營地充足很多。

和我們一塊下來的四位夏爾巴人回了他們的帳篷，我和J.C.則癱倒在醫療帳篷的鋪地防潮布上，與此同時，帕桑開始仔細檢查巴布・裡塔的傷勢。我的雙臂累壞了，我感覺我再也不能把它們抬起來了。

帕桑醫生先是清理了巴布的傷口，換上了新繃帶，然後給他做了三十分鐘檢查，包括量血壓，測脈搏，還檢查了其他生命體徵，這之後他一個字都沒說。接下來帕桑拿出一個氧氣罐，把氧氣罩放在巴布的臉上，並把流量開到最大，又把兩條毯子向上拉到這個夏爾巴人的下巴下方，然後把剛才用過的其中一盞提燈和兩面鏡子撤走，這時候我終於開口問：“情況有多壞，帕桑醫生？”

“他氣息微弱，脈搏也很弱，呼吸困難，”帕桑說，“我幾乎可以肯定，巴布頭部撞擊到礫石的部位出現了血腫，也就是說，那裡形成了血塊。”

“你能治嗎？”讓-克洛德問。我知道這位登山向導見過很多人在山上死於大腦栓塞，這些人死前都是如此，要麼是受了傷，要麼是出現了高空病，從而導致肺部或大腦中出現血塊。對於我而言，這只是個醫療術語而已。

帕桑醫生嘆了口氣。“氧氣應該能起點兒作用。要是在正規醫院，我會盡全力找到血塊的準確位置，然後，如果病人無法甦醒，生命體徵持續減弱，我或許會進行開顱手術。在這裡，在這樣的條件下，我最多能做的就是老式的環鑽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