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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5月19日,星期二

午夜過後,我們五個人——理查、帕桑、雷吉、讓-克洛德和我——坐在雷吉的大帳篷中我們各自的睡袋裡。大帳篷搭建在五號營地的傾斜石板上,每個人都緊緊抓住帳篷內的一根支柱,奮力不讓越來越大的狂風把帳篷帆布撕裂,或者把我們拋到山下。我們特別特別累。

我感覺很難過,那天下午我們並沒有花時間埋葬喬治・馬洛裡。我看了看錶,這才意識到那已經是昨天下午的事兒了。現在是5月19日,距離理查計劃中的登頂日已經過了整整兩天。狂風越來越大,夜幕降臨之後,一整個早晨都在珠峰峰頂盤旋的莢狀雲已經下降到我們頭頂之上,帶來了打旋兒的暴風雪。如果我們繼續和馬洛裡的屍體留在北壁之上,那麼就得再用一兩個小時劈砍冰凍的岩石,得到足夠的石塊掩埋他的屍體。暴風雪就要來了,即便是最薄的一層石冢,也會比平常耗費更多的體力和時間。因此,我們仔細地檢查了馬洛裡的屍體,記錄下他跌落的位置和周圍的特徵,並且記下了地標,以便在必要之際我們可以找到馬洛裡的最後安息地。做完這些之後,理查就宣佈是時候自西向東以橫切攀登方式長途跋涉回五號營地了。我表示反對,說雖然天快黑了,風也越來越大,可馬洛裡當然值得被妥善埋葬,這時候還是雷吉說了句話:“在大雪、烈日、月亮和星辰之下,他已經在這裡躺了差不多一年了,傑克。再多等一夜也無妨。我們明天再回來。”

事實證明,我們沒有說到做到。

為此我感到非常遺憾。

可結果證明我們的返回絕對是明智之舉。到了下午2點,狂風已經大到掀翻了五號營地一頂小米德帳篷的部分系泊索具的程度。在陡峭的山坡上,只剩下了亂糟糟一大堆倒塌的綠色帳篷帆布及折斷的帳篷杆,帆布上還覆蓋著冰雪。我們本應該把這頂帳篷重新搭建起來,或許要使用冰鎬當支柱,可我們懶得費力氣了。另外一頂米德帳篷被掉落下來的小塊岩石砸破了,這些落巖就像是榴霰彈一樣,把帳篷壁和頂部都砸裂了。要是那些岩石跌落的時候有人待在帳篷裡,肯定當場就沒命了。更糟糕的是,我們還要在漫漫長夜裡忍受越來越大的狂風和更多從山上疾速滾下的岩石。

就這樣,我們五個人全都擠進了雷吉的大帳篷。昨天(我更正,因為我想起來現在已經過了午夜,所以應該說是週日),理查和帕桑背運裝備到五號營地,他們在一塊傾斜的礫石頂上搭起了大帳篷,不過邊上兩塊更大的礫石形成了一道崩巖保護屏障。理查和帕桑不僅用大塊石塊壓住了帳篷邊緣,把德國鋼製巖釘鑿進堅硬的岩石裡,作為帳篷樁,而且把整個帳篷拴緊了,他們用20碼長的高強度新繩索以Z字形來來回回地繞在帳篷圓頂的頂尖,然後把繩索拴系在比帳篷低的大塊礫石上和上坡處的大巨石上。

雷吉的帳篷大得很,足能容得下我們五個人一起坐著吃飯,可是躺下睡覺就是個難題了。

儘管沒有時間開鑿被凍住的岩石埋葬馬洛裡,可我們還是冒著嚴寒,在北壁之上簇擁在他的屍體邊上一個小時。即便我們在他的衣服裡找到了標籤,上面寫著“G.馬洛裡”,可理查還是希望確認這個死者的身份。屍體的左邊被凍住了,於是我們三個人用小刀把這一邊的碎石一點點撥開,最後我們終於可以把他抬起來一點點,看到了屍體正面和臉部。

抬起屍體的過程真像是抬起一根經過漫長寒冷的冬天被牢牢凍在地上的木頭。

最後,還是理查躺下來,一點點接近屍體,挪到被抬起來的僵硬屍體下面,並且停留了很長時間,以便可以看清這個死人的臉。

“是馬洛裡。”理查說。

“你還看到了什麼?”帕桑問。

“他的雙眼閉著。臉頰和下巴上長著須茬,但鬍子沒有長長。”理查的聲音非常疲倦。

“我是說有沒有明顯的傷痕。”帕桑說。

“右邊太陽穴上有一處可怕的刺傷,貫穿了他的眼睛。”理查說,“或許在跌下來的途中他撞到了石頭上,也可能在他自我防滑的時候,冰鎬的鎬頭髮生了反衝,刺到了他。”

“那個傷口有沒有貫穿他的頭骨?”帕桑問。

“是的。”

“我們現在能把他放下來了嗎?”我一邊喘粗氣一邊問。為了執行搬屍任務,我們幾個人都把氧氣罩拉了下來。僅僅是費力搬抬一具部分內臟已被掏空了的屍體就差不多讓我受不了了。

“是的。”理查重複了一遍這兩個字,然後從屍體身下滑了出來。然後,他用幾近耳語的聲音說道,“永別了,喬治。”

*

我們檢查了馬洛裡的口袋,撥開了他掛在胸前的一個帆布袋。正如我說過的,這具屍體上沒有背與氧氣罐配套的金屬吸氧裝備,也沒有揹包,只有一個小手提袋被壓在他的胸前和一隻手臂下,他的口袋裡卡著幾樣東西。

在他的諾福克夾克口袋裡有一個測高儀,和我們帶來的這種儀器差不多,最高可測量到30,000英尺,不過這個側高儀的石英玻璃表面在墜落過程中已經摔壞了,指標也不見了。

“真糟糕,”雷吉說,“我們永遠也無法知道他和歐文是不是登上了頂峰。”

“我想他們肯定帶了幾架相機,”理查說,“泰迪・諾頓告訴過我,馬洛裡本人就帶了一部柯達袖珍相機。”

在可以伸進手的地方我們把那個小袋子向外拉,我用只戴著內層手套的手摸索了一番,摸到了裡面一個硬邦邦的金屬物件兒。“我想我們找到相機了。”我宣佈。

可那並不是相機,而是一大塊堅硬的東西,包括一大盒天鵝維斯塔斯牌火柴和裝在金屬錫罐裡的肉糖錠。我們把這些東西放回了原處。我們在馬洛裡的口袋裡找到的其他金屬物都是各種個人日常用品,彷彿馬洛裡只是在冬日裡出門到海德公園裡散步:一小截鉛筆、一把剪刀、一個安全別針、一個小金屬剪刀套、一條可分離皮帶,用於連線氧氣罩和他的皮摩托頭盔。我之所以認識最後這個東西,是因為當時我的下巴底下也繫著這樣一個帶子。

我們把肉糖錠、火柴和其他東西都放回他的袋子和口袋裡,繼續把別的東西翻出來:一塊非常舊的素色手帕,似乎是擦鼻涕用的,手絹裡面有一管凡士林膏(我們知道這凡士林是用來塗抹在皸裂的嘴唇上的,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帶了一管來,連牌子都是一樣的),還有一條更漂亮的手帕。這塊軟綢手帕上有精緻的交織字母印,印著G.L.M.[11]三個字母,有藍色、深紫紅色和綠色的圖案,還包著幾張紙。理查仔細看看這些紙,不過這似乎都是私人信件,除了信封上的致敬語和其他字跡他沒看其他內容(其中一封是寄給喬治・萊・馬洛裡先生的,由西藏雅隆英國貿易代表轉交)。這些只是私人和探險事務基本信函,沒什麼值得關注的地方,不過在一封信的空白處,有用鉛筆潦草寫下的一串奇怪數字,這封信並不是他妻子寫給他的,而是來自於某位女士。

“這是氧氣壓力度數,”讓-克洛德說,“或許記的就是最後一天憑藉氧氣他們可以走多遠。”

“這裡只有五組氧壓度數,”雷吉說,“我想他們離開四號營地的時候帶了不止五罐氧氣。”

“確實如此。”理查說。

“這麼說這裡沒有任何東西有助於我們瞭解他的死因了,”雷吉說。

“或許吧。”理查說,他把每封信都重新摺疊起來,放回相應的信封裡,用那塊有交織字母印的手帕將它們整齊地裹好,又把手帕放進死者的口袋裡。

雖然我們什麼都沒拿,我依舊感覺自己像個盜墓的。我以前可沒翻過屍體的口袋。理查做這樣的事兒似乎駕輕就熟,我意識到,在西方戰線上,他當然這樣做過,或許都做了幾百次了。

我們在馬洛裡的其他口袋裡只找到了他的摺疊小刀和護目鏡。

“這非常重要,”雷吉說,“他的護目鏡還在他的口袋裡。”

一開始我並沒有明白箇中原因,那時候我正忙著咳嗽呢,可讓-克洛德說:“沒錯。他們摔下來的時候要麼是黎明時分,要麼就是天黑之後……在馬洛裡出發的前一天,他已經見識過了諾頓的雪盲症。所以他絕對只會在太陽落山之後才摘下護目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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