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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誘,也有威脅,他又說了一次。

威脅是,格里高利耶夫所屬的部會將收到訊息,說他拈花惹草,不值得信賴,如此一來,他將永遠無法再獲派國外任職。這將毀了格里高利耶夫的事業,以及他的婚姻。很嚴重的威脅。

“這對我來說真是太可怕了。”格里高利耶夫毫無必要地加上一句。

接下來是利誘,而且誘因甚豐。如果格里高利耶夫善盡義務,嚴守機密,他的事業將飛黃騰達,他的出軌行為也會被視而不見。在波恩,他將有機會搬到更宜人的住所,足令格里高利耶娃雀躍;他也會得到一筆錢,購買一輛符合格里高利耶娃品位的進口車;同時他也不必再仰賴大使館的司機,雖然司機大多是“鄰居”,但還不夠格參與這項大機密。最後,教士說,他會加速升職為領事,以便解釋他生活水準的提升。

格里高利耶夫看著他倆之間的那張書桌,目光掃過一沓瑞士法郎,接著是瑞士護照,接著又回到教士臉上。他問道,如果他說自己寧可不參與這項工作,會有什麼樣的後果。教士點點頭。他對格里高利耶夫說,他也考慮過第三種可能性,但很遺憾的,因為需求的迫切,讓他無法有其他的選擇。

“那麼告訴我,我應該怎麼用這些錢?”格里高利耶夫說。

這是例行的工作,教士回答說,也是格里高利耶夫獲選的另一個原因。“在例行的事務方面,我聽說你表現很出色。”他說。雖然此刻他對教士所說的話有些毛骨悚然,但不免因教士的評價感到自豪。

“他聽到我的一些正面報告。”他欣然對史邁利解釋道。

然後,教士告訴格里高利耶夫那個瘋女孩的事。

史邁利一動也不動。他動筆時,眼睛幾乎閉上了,但他還是寫個不停,儘管天知道他在寫些什麼東西,因為喬治從來就沒想過要在紙上留下任何東西,即使是微不足道的蛛絲馬跡也沒有。但自此刻起,託比說,在格里高利耶夫說話時,喬治會從他外套領子裡抬起頭來,看著格里高利耶夫的手,甚至臉。而其他時候,他卻像飄離房間裡的每一件事物、每一個人。米莉·麥克雷格站在門廊裡,狄·席爾斯基和史柯戴諾像雕像一樣紋絲不動,而託比只為格里高利耶夫祈禱著。“繼續說,我的意思是,不計代價地說,誰在乎?我們都聽說過卡拉的本領。”

教士說他會毫無隱瞞,他對格里高利耶夫如此保證——除了格里高利耶夫之外,房間裡的其他人都瞭解,這就是有什麼要隱瞞的前奏。

教士說,在瑞士的一傢俬人精神療養院裡,有一個飽受精神分裂症折磨的女孩。“在蘇聯,這種疾病並沒有被充分的瞭解。”教士說。格里高利耶夫回憶起自己還曾被教士決絕的語氣深深感動。“診斷和治療都因政治考慮而變得複雜。”教士繼續說,“這個叫亞莉珊卓的孩子在我們的醫院接受過四年的治療,被醫生指控許多罪狀。‘偏執的改革主義與虛妄錯誤的思想……過度高估個人人格……對社會環境適應不良……過度膨脹自身能力……資產階級墮落的性行為。’蘇聯的醫生一再要她拋棄那些不正確的思想。這根本不是醫療。”教士頗為不悅地對格里高利耶夫說,“根本就是政治。在瑞士的醫院裡,對這些事有比較進步的態度。”因此名叫亞莉珊卓的孩子必須到瑞士去。

格里高利耶夫此時已然瞭解,這位高階官員親自負責這個女孩的問題,也對每一個細節都很清楚。格里高利耶夫竟已開始為她難過。她是一位蘇聯英雄的女兒,教士說,這位蘇聯英雄以前是紅軍軍官,後來偽裝叛國,周旋於反革命的沙皇主義分子之間,在巴黎過著艱苦的生活。

“他的名字,”教士允許格里高利耶夫知曉這項最高機密。“他的名字,是歐斯特拉柯夫上校。是我們最頂尖,也是最有行動力的情報員。我們靠他掌握了巴黎反革命沙皇主義分子的情報。”

託比說,房裡的人,聽到這個已死的蘇聯叛徒突然被奉若神明,並沒有表現出任何一絲驚訝的神色。

格里高利耶夫說,教士開始述說英勇情報員歐斯特拉柯夫的生平事蹟,同時也讓格里高利耶夫瞭解情報工作的秘密世界。為了避免引起帝國主義情報機構的警覺,教士解釋說,必須為情報員捏造出身或假的生平,使情報員能讓反蘇聯分子接受。因此,歐斯特拉柯夫表面上是紅軍叛徒,先是“逃往”西柏林,接著又轉往巴黎,妻子與女兒則留在莫斯科。但為了確保歐斯特拉柯夫在巴黎流亡團體裡的地位,不得不讓他妻子為丈夫的叛逃行為而受懲罰。

“因為,”教士說,“如果帝國主義間諜得到情報說,叛國者與變節者的妻子歐斯特拉柯娃,在莫斯科過著很好的生活——例如,接收她丈夫的薪水,或佔住同一間公寓——想想看,這會對歐斯特拉柯夫的信任度造成多大的影響!”

格里高利耶夫說他能想像得到。但是教士的態度,他對房裡其他人解釋說,毫無霸氣,反而以平等的態度相待,這無疑是出於對格里高利耶夫學術素養的尊重。

“無疑。”史邁利說,記了下來。

因此,教士有些突如其來地說,歐斯特拉柯娃和女兒亞莉珊卓,在她丈夫的妥善安排下,遷移到偏遠的省份,有一間房子可住,有不同的名字,甚至——她們為求謹慎且大公無私——在必要時也有她們自己的出身背景故事。教士說,這在獻身機密工作的人來說,是痛苦的現實。想想看,格里高利耶夫——他別有深意地繼續說——想想看,這種被剝奪一切、欺瞞隱匿,甚至心口不一的生活,會在生性敏感,甚至已有些不平衡的女兒身上造成何等影響。父親不在身邊,他的名字又要從她的生活中連根拔除!而移居安全處所之前,母親也必須忍受眾人的羞辱!你將心比心,教士說,你,身為父親,將心比心正值青春年華的少女,年輕易感的心靈要承受多大的壓力!

面對如此有力的滔滔論述,格里高利耶夫很快就說,身為父親,他很能體會這樣的壓力。而此時,託比突然想到,或許其他人也都這樣想,格里高利耶夫真的如他自己所言,是一個有人性且高尚的人,只是他陷入了自己無法理解、無法控制的事件之中。

最近幾年,教士繼續用深感遺憾的聲音說,亞莉珊卓——或者,如她所自稱的,塔蒂亞娜——在她所居住的那個省份,惹是生非,破壞社會秩序。由於承受太大的壓力,她做了許多犯罪的事兒,包括在公共場所縱火、偷竊。她和一些假冒知識分子的罪犯,以及一些難以想像的反社會分子鬼混。她隨便與男人上床,常常一天好幾個。起初,在她被捕時,教士和他的助手還能壓下一般的法律程式,私下解決。但慢慢的,因為安全方面的原因,這項保護措施也被撤銷了。亞莉珊卓不只一次被送進專門治療不滿社會現狀分子的精神病院,結果卻更糟,就像教士之前所說的一樣。

“有好幾次,她還被監禁在正規的監獄裡。”教士低聲說。然後,據格里高利耶夫說,他結束了這個悲傷的故事。“你一定能完全理解,親愛的格里高利耶夫,身為一位學者,一位父親,一位俗世之人,你一定能瞭解,我們這位獨自流亡巴黎的英勇情報員歐斯特拉柯夫,聽到他女兒情況持續惡化的訊息,會有多麼難熬。”

再一次,教士透過這段故事所傳達的情感,打動了格里高利耶夫,他稱這份情感為絕對的個人責任感。

聲音依舊冷淡單調的史邁利又打斷他的敘述。

“母親人在哪裡?領事,你的教士怎麼說?”他問。

“死了。”格里高利耶夫回答說,“她死在偏遠的省份裡。也就是她被送去的那個省份。當然,她是用另一個名字下葬的。根據他告訴我的故事,她是死於心碎。這也對教士在巴黎的英勇情報員造成很大的負擔。對蘇聯當局也一樣。”

“理所當然。”史邁利說,他嚴肅的氣息也感染了房裡其他四個紋絲不動的人。

最後,格里高利耶夫說,教士簡要說明格里高利耶夫被召來的原因。歐斯特拉柯娃的去世,加上亞莉珊卓悲慘的命運,對莫斯科這位英勇情報員的生活造成重大影響。他甚至一度企圖放棄其至關重要的工作,返回蘇聯,照顧他這個失去母親、又心智失常的女兒。無論如何,最後達成了一項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既然歐斯特拉柯夫不能回到蘇聯,他的女兒就必須前往西方,住進私人療養院,讓父親隨時可以去探訪她。就這個目的而言,法國太過危險,但越過毗鄰的瑞士,就可以讓她遠離歐斯特拉柯夫那些反革命夥伴懷疑的目光,接受治療。身為法國公民,父親可以為女兒取得身份與必要的檔案。已找到適合的療養院,從波恩開車過來不遠。現在格里高利耶夫必須做的,就是照顧好這個孩子,從她抵達的那一刻起。他必須去探望她,付錢給療養院,每週向莫斯科報告她的境況,好讓訊息同時傳達給她父親。這是開設銀行賬戶的目的,也是教士給格里高利耶夫瑞士身份的作用。

“而你同意了。”格里高利耶夫略一停頓,史邁利便說,大家都聽見他的筆在紙上疾書的颯颯聲。

“不是馬上。我先問他兩個問題。”格里高利耶夫說,很古怪地有些自鳴得意的味道,“我們學術界的人沒那麼容易被騙,你瞭解的。首先,我當然先問他,我們國家安全部派駐在瑞士有那麼多人員,為什麼不找其中一個來執行這項任務呢?”

“很好的問題。”史邁利很罕見地帶著恭賀的態度說,“他怎麼回答?”

“這個工作太過機密了。他說,機密就必須滴水不漏。他不希望歐斯特拉柯夫的名字和莫斯科中央主流的人扯上關係。他說,如果照現在的安排,即使有漏洞,也只有格里高利耶夫個人要負責任。我可不喜歡這樣的抬舉。”格里高利耶夫一面說,一面對狄·席爾斯基露出一個不太自然的虛弱微笑。

“你的第二個問題呢,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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