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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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他的勢力與關係，他才在一個大雜院裡找到了兩間竹篾為牆，茅草蓋頂，冬寒夏熱，有雨必漏，遇風則搖的房屋。不平則鳴，以堂堂的委員而住這樣的豬圈差不多的陋室，裘委員搬來之後就狂吼了三天。把怒氣吼淨，他開始佈置房中的一切。他叫大家都擠住一間，好把另外的一間做為客廳和書房。他是委員，必須會客，所以必須有客廳。然後，他在客室門外，懸起一面小木牌，寫好“值日官某某”。值日官便是他的兩位太太與兩位少爺。他們輪流當值，接收信件，和傳達訊息。遇有客人來訪，他必躲到臥室裡去，等值日官拿進名片，他才高聲的說“傳”，或“請”；再等客人進了客室，他才由臥室很有風度的出來會客。這叫作“體統”，而體統是法治的基本。

他決定不交房租。他自己又制定了幾條法律，首要的一條是：“委員住雜院得不交房租”。

雜院裡住著七八家子人，有小公務員，有小商人，有小流氓——我們的民主世界裡有不少的小流氓，他們的民主精神是欺壓良善。

裘委員一搬進來，便和小流氓們結為莫逆。他細心的給他們的行動都找出法律的根據。他也教他們不交房租，以便人多勢眾，好叫房東服從多數。這是民主精神。

房東是在鎮上開小香菸店的，人很老實。他有個比他歲數稍大的太太，一個十三歲的男孩，也都很老實。他們是由河北逃來的。河北受敵人的蹂躪最早，所以他們逃來也最早。那時候，金光鎮還沒有走紅運，房子地畝都很便宜，所以他們東湊西湊的就開了個小店，並且買下了這麼一所七扭八歪的破房。金光鎮慢慢發達起來，他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而房子，雖然是那麼破，也就值了錢。這，使裘委員動了氣。他管房東叫奸商，口口聲聲非告發他不可。房東既是老實人，又看房客是委員，所以只好低頭忍氣吞聲，不敢索要房租。及至別的房客也不交房租了，他還是不敢出聲。在他心裡，他以為一家三口既能逃出活命，而且離家萬里也還沒捱餓，就得感謝蒼天，吃點虧又算得什麼呢。

裘委員看明白了房東的心意，馬上傳來一個小流氓：“你去向房東說：房子都得趕緊翻修，竹篾改為整磚，土地換成地板。我是委員，不能住狗窩！要是因為住在這裡而損及我的健康，他必受懲罰！這些，都有法律的根據！此外，他該每月送過兩條華福煙來。他賺錢，理當供給我點菸。再說，這在律書上也有明文！他要是不答應，請告訴他，這裡的有勢力的人不是我的同事，就是我的朋友，無論公說私斷，都沒他的好處。我們這是民主時代，我不能不教而誅，所以請你先去告訴明白了他。”

房東得到通知，決定把房子賣出去，免得一天到晚的慪氣。

裘委員請來幾位“便衣”。所謂“便衣”者，不是憲兵，不是警察，也不是特務，而是我們這個小民主世界特有的一種人物。他們專替裘委員與其他有勢力的人執行那些私人自定的法律。

房東住在小香菸店裡，家中只剩下太太與十三歲的男孩。便衣們把房東太太打了一頓——男人打女人是我們這個小民主世界最合理的事。他們打，裘委員在一旁怒吼：“混賬！你去打聽打聽，普天之下有幾個委員！你敢賣房？懂法律不懂？混賬！”

打完了房東太太，便衣們把他十三歲的男孩子抓了走。

“送他去當壯丁！”裘委員呼喝著。“混賬！”房東急忙的跑回來。他是老實人，所以不敢和委員講理，進門便給委員跪下了。

“你曉得我是委員不曉得？”裘委員怒氣衝衝的問。“曉得！”房東含著淚回答。

“委員是什麼？說！”

“委員是大官！比縣太爺還大的大官兒！”

“你還敢賣房不敢？”

“小的該死！不敢了！”

“好吧，把你的老婆送到醫院去，花多少醫藥費照樣給我一份兒，她只傷了點肉皮，我可是傷了心，我也需要醫藥費！”“一定照送！裘委員放了我的孩子吧，他才十三歲，不夠當壯丁的年紀！”房東苦苦的哀求。

“你不懂兵役法，你個混蛋！”

“我不懂！只求委員開恩！”

“拿我的片子，把他領出來！——等等！”

房東又跪下了。

“從此不准你賣房，不準要房租，還得馬上給我翻修房子，換地板！”

“一定辦到！”

“你得簽字；空口無憑，立字為證！”

“我簽字！”

這樣，委員與房東的一場糾紛就都依法解決了。這也就可以證明我們的金光鎮的確是個民主世界呀。

三

在我們的這個小小的民主世界裡，局面雖小，而氣派倒很大。只要有機會，無論是一個家庭，還是一個機關，總要擺出它的最大的氣派與排場來。也只有這樣，這一家或機關才能引起全鎮人的欽佩。氣派的大小也就是勢力的大小，而勢力最大的總也就是最有理的。這是我們的民主世界特有的精神，有的人就稱之為國粹。

我們鎮上的出頭露臉的紳士與保甲長都時常的“辦事”。婚喪大事自然無須說了，就是添個娃娃，或兒女訂婚，也要驚天動地的幹一場的。假若不幸，他們既無婚喪大事，又沒有娃娃生下來，他們也還會找到擺酒席的題目。他們會給父母和他們自己賀壽。若是父母已亡，便作冥壽。冥壽若還不過癮，他們便給小小子或小姑娘賀五歲或十歲壽。

不論是辦哪種事吧，都要講究殺多少根豬，幾百只或幾千只雞鴨，開多少睎子幹酒。雞鴨豬羊殺的越多，彷彿就越能邀得上天的保佑，而天增歲月人增壽的。假若與上天無關呢，大家彼此間的競賽或者是雞鴨倒楣的重要原因之一。張家若是五十桌客，李家就必須多於五十桌；哪怕只多一桌呢，也是個體面。因此，每家辦事，酒席都要擺到街上來，一來是客太多，家裡容不下，二來也是要向別家示威。這樣，一家辦事，鎮上便須斷絕交通。我們的民主精神是隻管自己的聲勢浩大，不管別人方便不方便的。所以，據學者們研究的結果，這是世界上最好的一種民主精神，因為它裡面含有極高的文化因素。若趕上辦喪事，那就不單交通要斷絕，而且大鑼大鼓的敲打三天三夜，吵得連死人都睡不安，而活人都須陪著熬夜。鑼鼓而外還有爆竹呢。爆竹的威力，雖遠不及原子彈，可是把嬰孩們嚇得害了驚風症是大有可能的。

問題還不僅這樣簡單。他們講排場，可就苦了窮人。無論是紳糧，還是保甲長家中辦事，窮人若不去送禮，便必定開罪於上等人；而得罪了上等人，在這個小小的民主世界裡，簡直等於自取滅亡。窮人，不管怎樣為難，也得送去禮物或禮金。對於他們，這並不是禮物禮金，而是苛捐雜稅。但是，他們不敢不送；這種苛捐雜稅到底是以婚喪事為名的，其中似乎多少總有點人情，而人情彷彿就與民主精神可以相通了。窮人送禮，富人收禮，於是，富人不因擺百十桌酒庫而賠錢——其目的，據說是為賺錢——可是窮人卻因此連件新藍布大褂也穿不上了。

本地的紳糧們如此，外來的人也不甘落後。我們鎮上的歡送會與歡迎會多得很。在英美的民主世界裡，若是一位警長或郵局局長到一個小鎮上任去，或從一個小鎮被調走，大概他們只顧接事或辦交代，沒有什麼別的可說。同時，那鎮上的人民，對他們或者也沒有歡迎與歡送的義務。他們辦事好呢，是理應如此；他們拿著薪俸，理當努力服務。他們辦不好呢，他們會得到懲戒，用不著人民給他們虛張聲勢。我們的金光鎮上可不這樣，只要來一個小官，鎮上的公民就必須去歡迎，彷彿來到金光鎮上的官吏都是大聖大賢。等到他們離職的時候，公民們又必須去歡送，不管離職的人給地方上造了福，還是造了孽。不單官吏來去如此，連什麼銀號錢莊的老闆到任去任也要如此，因為從金光鎮的標準來看，天天埋在鈔票堆中的人是與官吏有同等重要的。這又是我們的民主世界裡特有的精神，恐怕也是全世界中最好的精神。

本著這點精神，就很可以想象到我們鎮上怎樣對待一個偶然或有意從此經過的客人了。按說，來了一位客人，實在不應當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地方。假若他是偶然從此路過呢，那就叫他走他的好了。假若他是有意來的，譬如他是來調查教育的，那就請他到學校去看看罷了；他若是警察總局的督察，就讓他調察警政去吧；與別人有什麼關係呢？

不，不，我們金光鎮自有金光鎮的辦法。只要是個闊人，不管他是幹什麼來的，我們必須以全鎮的人力物力，鬧得天翻地覆的歡迎他。這緊張的很：全鎮到處都須把舊標語撕了下去，撕不淨的要用水刷，然後貼上各色紙的新標語。全鎮的街道（也許有一個多月沒掃除過了）得馬上掃得乾乾淨淨。野狗不得再在路上走來走去，都捉起來放到遠處去。小孩子，甚至連雞鴨，都不許跑出家門來。賣花生桔柑的不準在路旁擺攤子。學校裡須用磚頭沾水磨去書桌上的墨點子，弄得每個小學生都渾身是泥汙。這樣折騰兩三天，大人物到了。他也許有點事，也許什麼事也沒有。他也許在街上走幾步，也許坐著汽車跑過去。他也許注意到街上很清潔，也許根本不理會，不管他怎樣吧，反正我們須心到神知的忙個不亦樂乎。我們都收拾好了之後，還得排隊到街外去迎接他呢。中學生小學生，不管天氣怎樣冷，怎麼熱，總得早早的就站在街外去等候。他若到晌午還沒來，小孩們更須立到過午；他若過午還沒到，他們便須站到下午。他們渴，餓，冷或熱，都沒關係。他們不能隨便離隊去喝口水或買個燒餅吃；好傢伙，萬一在隊伍不整齊的時候，貴人來到了呢，那還了得！我們鎮上的民主精神是給貴人打一百分，而給學生們打個零的。小孩子如此，我們大人也是如此。我們也得由保甲長領著去站班。我們即使沒有新藍布大褂，也得連夜趕洗舊大衫，漿洗得平平整整的。我們不得穿草鞋，也不得帶著旱菸管。我們被太陽曬暈了，也還得立在那裡。

學生耽誤了一天或兩天的學，我們也累得筋疲力盡，結果，貴人或是坐著汽車跑過去，或是根本沒有來。雖然如此，我們大家也不敢出怨言，捨命陪君子是我們特有的精神啊。這精神使我們不畏寒，不畏暑，不畏飢渴，而只“畏大人”。（未完）

（載一九四五年九月至十二月《民心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