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二次反叛 2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非洲是我的故鄉，我們家族幾個世紀以來都生活在這裡。不過我們屬於東海岸，這就有所不同了。海岸那裡不能算地地道道的非洲。那是一個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葡萄牙人混雜的地方，這裡的居民其實是印度洋人。真正的非洲在我們身後，連綿許多英里的叢林、沙漠把我們和內陸的非洲人分隔開來。我們把目光投向東方——阿拉伯、印度、波斯。我們和這些地方的人做生意，我們的祖先也是從這些地方來的。不過我們不能說自己是阿拉伯人、印度人或波斯人。和這些地方的人比較起來，我們感覺自己是非洲人。

我生在一個穆斯林家庭，我們是一群特殊的人，不同於阿拉伯人和非洲海岸的其他穆斯林。就習俗和生活態度而言，我們更接近於印度西北部的印度教徒，我們的祖籍就在那裡。到底是什麼時候從那裡遷過來的，沒有人能告訴我。我們不是那種人。我們只是活著，守著本分，沿襲著先人的活法。我們從來不問為什麼，從來不記錄。在內心深處，我們知道自己的民族很古老，但我們好像沒有辦法測算時間的流逝。我父親和祖父講故事的時候都不會說出時間。這並不說明他們忘了，或者搞不清楚。在他們看來，過去就是過去。

記得祖父說過，他曾經把滿滿一船奴隸當成橡膠來運。他無法告訴我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它只是在他的記憶當中飄來飄去，沒有日期，也沒有背景。祖父並沒有把它作為一樁惡行、惡作劇或玩笑來講，他只是覺得這是他做過的一件不同尋常的事——不尋常的地方不在於運送奴隸本身，而在於把奴隸當成橡膠。要不是我還記得老人說過這故事，這段往事就永遠石沉大海了。後來我看了書，才知道橡膠貿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是項大買賣，後來又成了中非的大丑聞。祖父想必是在橡膠成為大買賣的時候瞭解到“橡膠”這個概念的。這些事實我後來都瞭解了，祖父卻一無所知，也不感興趣。

非洲有過一陣動盪期，阿拉伯人被掃地出門，歐洲勢力迅速擴張，非洲大陸被瓜分殆盡。祖父說的往事是我聽到的唯一一個關於那個時期的家族故事。我們就是這個樣子。我們自己的歷史以及印度洋的歷史，我都是從歐洲人寫的書上了解到的。我可以說我們的阿拉伯人當年曾是偉大的冒險家和作家，我們的水手在地中海張起三角帆，為後來發現美洲大陸做了鋪墊；我可以說印度導航員帶著達伽馬從東非航行到卡利卡特；我也可以說“支票”一詞最早的使用者就是我們的波斯商人。之所以能說出這些，是因為我看過歐洲人寫的書。但這一切都不在我們自己的知識範圍內，也不能引發我們的自豪感。我覺得，如果沒有歐洲人，我們的過去會被沖刷掉，就好像鎮外沙灘上漁民的足跡。

那片沙灘上有一處圍場，牆是用磚砌起來的。在我還小的時候，那裡就是廢墟了。熱帶非洲的建築都不長久，所以圍場也算是珍貴的歷史遺蹟了。販運奴隸的商隊從內陸趕到這兒，把奴隸們悉數關在圍場裡，等著單桅帆船來帶他們漂洋過海。要是你不知道這情況，圍場就什麼也不是，只不過是搖搖欲墜的四面牆，出現在以沙灘和椰子樹為背景的明信片上。

阿拉伯人曾經統治過這地方，後來歐洲人來了，現在歐洲人又打算離開了。但是不管怎麼變，人們的舉止和思想都沒什麼改變。岸邊漁船的船首仍舊畫著象徵好運的大眼；漁夫看到遊客拍攝他們仍舊會怒氣衝衝，幾欲殺人，因為他們相信相機會攝走他們的靈魂。人們照舊過著日子，過去和現在之間並無斷裂，而過去發生的一切都隨風而逝。永遠只有現在。這就好比天上出了什麼問題，以至於曙光總是一出現又立刻迴歸黑暗，人們只好一直生活在拂曉。

東海岸的奴隸制和西海岸有所不同。不會有人被販運到種植園。從東海岸離開的人大多去了阿拉伯人家裡當僕人。有的變成了他們服務的家庭的成員。有幾個甚至憑一己之力成了有權有勢的人。非洲人是森林的孩子，他們走了幾百英里路，從內陸出來，遠離自己的村子和部落，進入外國人家裡，受他們的保護，總比孤零零地落在陌生且有敵意的非洲人中間強。因為這個原因，雖然歐洲國家很早就禁止蓄奴了，販運奴隸的交易仍未停止。當歐洲人在做一種橡膠生意時，祖父偶爾還會做做另一種“橡膠”生意。也是因為這個原因，秘密的奴隸交易在東海岸屢禁不絕，一直到不久以前。奴隸和可以稱為奴隸的人都想維持原狀。

我們家的大院裡，住著兩個奴隸家庭，他們已經至少連續三代住在我家了。他們最不願意聽到的事就是讓他們離開。這些人的正式身份是僕人，但他們希望別的人——比如其他非洲人、貧窮的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知道他們其實是奴隸。這並不說明他們以身為奴隸為榮，他們引以為豪的是他們和名門望族有聯絡。要是他們覺得你比不上這些人家，他們就會對你很粗魯。

我還小的時候，老僕人穆斯塔法常帶著我沿著舊城區的小巷散步。小巷狹窄幽深，兩邊的牆刷成白色。穆斯塔法給我洗澡，把我穿得整整齊齊，在我的眼睛周圍塗上墨粉，在我的脖子上掛上幸運符。然後，他讓我騎在他肩膀上。我是這樣散步的：穆斯塔法把我架在肩膀上炫耀著，炫耀著我們家族的價值，炫耀著他在我們家受到的信任。有些孩子故意嘲弄我們，遇到這些孩子，穆斯塔法就把我放下來，慫恿我罵他們，他自己也罵。有時還慫恿我和他們幹架。要是我招架不住，可能要受這些孩子的拳打腳踢，他就把我抱起來，重新架到自己肩膀上。然後，我們繼續散步。

說了這麼多穆斯塔法、阿拉伯、單桅帆船和奴隸，好像我是在講一個《一千零一夜》裡的故事。不過，當我想起穆斯塔法，甚至當我聽到“奴隸”一詞時，我想的是我們家那個骯髒的大院子。那裡既像學校又像後院：到處都是人，總是有人在扯著嗓子叫；許多衣服晾在繩子上，鋪在漂白石上；漂白石的酸味混合著茅坑的臭味，以及角落裡用東西圍起來的小便處散發的騷味；院子中間的沖洗池裡堆著骯髒的瓷碟子和銅盤子；孩子們到處跑來跑去；燻得黑乎乎的廚房裡總有人在做飯。我想的是一群吵吵鬧鬧的女人和孩子，想的是我的姐姐們和她們的家庭，以及女傭們和她們的家庭，兩邊顯然爭執不斷。我想的是我們屋子裡的爭吵，以及僕人們比賽似的爭吵。小小的院子裡擠了太多人。我們不想把那些人都趕到僕人的住處。他們都不是一般的僕人，不可能把他們趕走，我們和他們拴在一起了。

這就是東海岸的情形。奴隸們在不止一個方面反僕為主。住在僕人屋裡的人不再是純粹的非洲人。家裡人不肯承認，但他們身上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混入了亞洲人的血，有可能混了好多次了。穆斯塔法的血管裡就流著印度古吉拉特人的血。梅迪也是，這小夥子後來橫貫大陸跑到我身邊。不過，這種混血是主人的血混到僕人身上。而在海岸的阿拉伯人中情況恰恰相反，僕人的血淹沒了主人的。作為主人的阿拉伯種族其實已經消失了。

阿拉伯人原本是偉大的探險家和戰士，他們一度是統治者。他們深入大陸腹地，建造城鎮，在森林裡種植果樹。後來他們的勢力被歐洲人打破，他們的城鎮和果園一起消失了，被叢林所吞噬。他們不再惦記自己在世上的位置，不再有闖勁。他們忘了自己是誰，從哪裡來。他們只知道自己是穆斯林，按著穆斯林的風俗，接二連三地娶老婆。到了後來，他們和阿拉伯半島的淵源斷了，只能娶非洲女人，而在以前，非洲女人只能做他們的僕人。所以，沒過多久，阿拉伯人和自稱阿拉伯人的人同非洲人就難以區分了。他們對自己原來的文明幾乎一無所知。他們還看《古蘭經》，還遵守《古蘭經》上的律法，還穿著特定樣式的衣服，戴特定樣式的帽子，蓄著特定樣式的鬍鬚，僅此而已。他們不知道祖先在非洲都做過什麼。他們只是沿襲著權威的習慣，卻沒有與之相應的精力和教育。阿拉伯人的權威在我小的時候還真真切切，到後來就退化成單純的習俗，一陣風就能把它吹走。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我為阿拉伯人擔憂，也為我們自己擔憂。因為就權勢而言，阿拉伯人和我們差不多。我們都生活在大陸邊緣，都是生活在歐洲國旗之下的小群體。小時候我在家裡從來沒有聽到過有人討論我們自己以及海岸的未來。大家似乎覺得一切都會延續下去，結婚照舊得門當戶對；生意和貿易會繼續開展，非洲對我們來說同以前一樣。

我的姐姐們是按照傳統方式結婚的。大家覺得我到了時候也會結婚，把家族的香火傳下去。不過，當我還是一個在上學的小孩時，我就覺得我們的生活方式過時了，快到頭了。

一些小事物能夠啟發我們新的思維方式。給我啟發的是本地的郵票。英國執政當局發行了很多漂亮的郵票，上面畫的都是本地的風土人情。其中有一張郵票叫作“阿拉伯獨桅帆船”。這些郵票裡好像有一個外國人的聲音：“這地方最吸引人的就是這東西。”要不是看過獨桅帆船的郵票，我會對這種船習以為常。由於這些郵票，我開始注意它們，每次看到它們被拴在碼頭，我都會覺得那是這一帶特有的東西，有些古怪，外國人看了會評論，而且不太現代，絕對不像停泊在現程式碼頭的那些大客輪和貨船。

所以我很早就養成了觀察的習慣。我儘量從熟悉的情景中跳脫出來，從一定距離之外打量它。正是由於這種觀察習慣，我發現我們這個群體已經落伍了。從此我就有了一種不安全感。

我以前認為這種不安全感是個弱點，是我性格的缺陷，被人發現了我會感到難為情。我總是把我對未來的想法埋在心底。這在我們家的宅院裡不難辦到：我說過，這裡從來沒有人討論政治之類的東西。我們家的人不傻。我父親和他的弟兄都是做生意的。他們照自己的方式跟隨時代的步伐。他們審時度勢，敢於冒險，有時候膽子還很大。但他們過多地陷在自己的生活裡，不能退一步來考慮生活的本質。他們只是本分地活著，要是時運不濟，他們就從宗教中尋找安慰。這不是聽天由命，而是他們堅信人類的一切努力都虛妄無益。

我永遠達不到這個高度。我的悲觀和不安全感更世俗化，我不像家裡人那樣有宗教意識，我的不安全感也是因為沒有真正的宗教歸屬造成的，它就像是對我們信仰中那種崇高的悲觀主義做了一點改變，這種悲觀主義能促使人做出異乎尋常的事。我比較物質，追求中庸，力求在生活和超脫之間找到平衡，不安全感正是這一切的代價。

如果說我對我們在海岸的處境的不安全感是性情造成的，那麼發生的事情沒有一件能讓我平靜下來。非洲這一帶的局勢開始急劇變化。北方一個內陸部落發動了血腥叛亂，英國人好像沒辦法把他們鎮壓下去。在別的地方，起義和暴動也此起彼伏。雖說疑病生病，但我認為我的這種感覺也並不完全是我的緊張情緒造成的：我們所熟悉的政治體制已經到頭了，會為新的制度所取代，而新的制度也不會好到哪裡去。我害怕謊言——黑人套用白人的謊言。

歐洲讓我們這些生活在東海岸的人瞭解了一些自己的歷史，我認為，歐洲人也教會了我們說謊。歐洲人到來之前，關於自己，我們那一帶的人從不說謊。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思想高尚，我們不說謊的原因是我們從來不評價自己，沒什麼謊好說的。我們這些人安守本分。歐洲人卻能說一套做一套。他們這樣做是因為自認對歐洲文明有虧欠。這是他們相對於我們的最大優勢。歐洲人和其他人一樣想要黃金和奴隸，同時又要給自己臉上貼金，說自己給奴隸帶來了好處。歐洲人頭腦聰明，精力旺盛，在他們勢力的全盛期，他們能把歐洲文明的兩面都表現出來，奴隸到手了，臉上也貼金了。

歐洲人能夠評價自己，所以和我們比起來，更有辦法應付變化。我把歐洲人和我們自己作了比較，發現我們在非洲已經無足輕重，也創造不了什麼價值。歐洲人正打算離開，或者參加戰鬥，或者和非洲人狹路相逢。我們卻還在盲目地因循守舊。到了這最後關頭，我們家和我所知道的其他人家還是沒有人討論政治。大家都回避政治話題，我發現我也在迴避。

我每週到朋友因達爾家的球場打兩次壁球。因達爾的祖父原來是印度旁遮普邦的人，後來到這裡的鐵路上當契約勞工。這位來自旁遮普的老人混得很不錯。契約到期後，他就在海岸這裡定居下來，成了集市放貸人，向集市店主提供貸款，每次二三十先令。有些店主缺乏週轉資金，要依靠這種小額貸款來進貨，第一週貸了十先令，到了下一週就要還十二到十五先令。這種生意說不上有多光彩，不過如果人活絡（而且手腕硬），一年內資本可以翻很多倍。怎麼說呢？這是一種服務，一種謀生手段。也不只是謀生手段。因達爾家發了，成了有實無名的商業銀行家：他們投資興辦了一些小公司，發展得不錯。他們還投資貿易，同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波斯灣的人做起了生意（就像獨桅帆船的郵票所反映的那樣）。

因達爾家是個大宅院，地上鋪了柏油。主樓在最裡面，院子兩邊有些小一點兒的房子，喜歡獨門獨戶的家人住在裡面。其他房子是給僕人住的（嚴格意義上的僕人，能請來，也能送走。不像我們家的那些僕人，趕都趕不走）。還有球場。所有這一切都圍在塗成硃紅色的高牆內，正門有門房守著。這座大宅院坐落在新城區，在我眼中要多高階有多高階，要多安全有多安全。

有錢人總不會忘記自己有錢：我看因達爾不愧是放高利貸者或曰金融家的兒子。他長相英俊，注重儀表，略顯柔弱，表情看上去總是一本正經。在我看來，這種表情表示他很在乎自己的財富，也反映出他對性的焦慮。我想他是個暗地裡喜歡尋花問柳的人，又總是害怕被人發現，也怕染上花柳病。

因達爾已經開始擔心體重了，所以和我一起打球。打完後，我們一起喝冰凍橙汁和熱紅茶。他告訴我他要離開了。他要去英國上一所著名的大學，要在那裡讀三年書。因達爾和他家裡人都是這個樣子，喜歡用隨意的口吻宣佈重大訊息。這訊息讓我有些鬱悶。因達爾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不單單是因為他有錢（我總覺得出國留學沒有一大筆錢是辦不到的），還因為他在本地的英文大學裡一直唸到十八歲。而我到十六歲就不念了，不是我不聰明，也不是我不想接著念，只是我們全家沒有一個人過了十六歲還待在學校。

我們坐在球場陰涼處的臺階上。因達爾用他那種平靜的口吻說：“你知道，我們在這兒擱淺了。要想在非洲站穩，不強大不行，但我們並不強大，我們連自己的旗幟也沒有。”

他把不能說的話給說出來了。他話一出口，我頓時覺得宅院的高牆毫無用處。我所見到的一切是他們家兩代人經營起來的，我為他們的徒勞感到悲哀。因達爾的話一出口，我就覺得自己能進入他的思想，看到他看到的東西——這宅子的富麗堂皇只是虛張聲勢：大門也好，門房也好，都擋不住真正的危險。

我聽懂了他的話，但是我不動聲色。我的表現和別人一樣——這些人不承認我們這裡正在發生變化，他們這種姿態曾經讓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因達爾接著問：“你打算怎麼辦？”我就像沒有看到問題的存在一樣，回答說：“我會留下來做生意。”

這根本就不是真的，我的感受恰恰相反。但我發現，當問題擺在我面前的時候，我卻不肯承認自己孤立無助。我本能地採取了我們家人的態度。不過我的宿命感是假的，我其實很在乎世俗的一切，我什麼也不肯放棄，我能做的也只是躲避事實真相而已。發現自己是這個樣子，穿過炎熱的小鎮回家時，我覺得很煩躁。

下午的陽光照耀在發軟的黑色柏油路和高高的芙蓉樹籬上。一切都那麼平淡無奇。不論是熙熙攘攘的人群，還是破敗的街道，或是沒有裝飾的高牆之間的小巷，都還沒有什麼危險。但這地方我實在待不下去了。

我的房間在我們家的樓上。我回去的時候，燈還亮著。我從上面俯視我們的宅院，看到了附近院落和空地上的樹木和綠地。嬸嬸正在喊她的一個女兒：好像是白天拿出去用石灰擦洗的銅瓶沒有拿回來。看著這個掩在牆後的虔誠的女人，我突然發現她對銅瓶的關注是多麼瑣屑。粉刷成白色的牆是多麼單薄，比沙灘上奴隸圍場的牆還要單薄，能給她提供的保護實在是少得可憐。她太脆弱——她的為人，她的宗教，她的風俗，她的生活方式，全是脆弱的。多少年來，這個吵吵鬧鬧的院子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天地，怎能不叫人習以為常？又怎會有人駐足詢問到底是什麼給我們提供了庇護？

我還記得因達爾投向我的既鄙視又憤怒的目光。我當時就下了決心。我要遠走高飛。我保護不了別人，別人也保護不了我。我們不能保護自己。我們只能用各種方法迴避現實。我要離開我家的宅院，離開我周圍的人群。和他們綁在一起，自欺欺人地和他們一起過日子，只會跟著走向滅亡。我只有獨立出來，才能駕馭自己的命運。過去的一股歷史潮流把我們帶到這裡，這段歷史我們已經忘記，只存在於我後來看到的歐洲書籍中。我們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我們敬拜神，服從神的誡命。但現在，用因達爾的話來說，新的歷史潮流就要到來了，將把我們全部沖走。

我不能再聽天由命。我不想因循傳統做個好人，我想幹一番事業。但怎麼做呢？我可以奉獻什麼？除了家裡傳給我的非洲貿易技能之外，我還有什麼才幹和本領呢？焦慮噬咬著我。納扎努丁提出把他的店鋪和生意轉讓給我，我立刻如獲至寶地接受了。他的店鋪在一個遙遠的國家，但還在非洲大陸上。

在我們中間，納扎努丁算是外鄉人。他和我父親年齡相仿，但看上去比父親年輕，而且更見多識廣。他打網球，喝葡萄酒，說法語，戴墨鏡，穿西服——西服的翻領很寬，翻領的頂端微微向下。他在我們中間以歐化風度而著稱（不過我們有時也在背後嘲諷他兩句）。他從來沒有去過歐洲，那些歐化舉止並不是在歐洲學的，而是在非洲中部一個小鎮上學的。他在那鎮上住過，在那裡有自己的生意。

很多年前，納扎努丁一時興起，把海岸的一些生意停掉，開始往內陸跑。非洲各殖民地的邊界使得他的活動多了一層國際化色彩。不過，納扎努丁也只是沿著原來阿拉伯人的貿易路線往內陸走，到了大陸中部大河的那個轉彎處就不再前進了。

那是阿拉伯人上世紀到達的最遠的地方。他們在那裡遇到了從另一個方向趕來的歐洲人。但對歐洲人來說，跑到這裡不過是牛刀小試，而對中非的阿拉伯人來說，已經是竭盡全力了。驅使阿拉伯人深入非洲的那股幹勁在其源頭已經熄滅，他們的勢力就好比星星的光，星星已經死亡，而它的光還在繼續前行。阿拉伯人的勢力已經消失了。河灣興起了一個歐洲的而非阿拉伯的小鎮。納扎努丁不時從這個小鎮上回到我們中間，把外鄉的舉止、品位和各種商業成功的故事帶回來。

納扎努丁是外地人，但和我們的社群難解難分，他要在我們這裡給兒子娶媳婦，給女兒找婆家。我一直都知道，他看中了我，想把一個女兒嫁給我，這情況我早已知曉，所以也沒有什麼難為情的。我喜歡納扎努丁。我喜歡他來串門，喜歡和他說話，喜歡他坐在我們樓下客廳或者走廊談論遠方的奇聞逸事時表現出來的異鄉派頭。

納扎努丁是個熱情飽滿的人。他喜歡他做的每件事。他喜歡他買的房子（總是物超所值）、他選的飯店、他點的菜。他事事順心，他常說起他接連不斷的好運，要不是他擅長描述，這些運氣會讓聽的人受不了。他讓我渴望做他做過的事，去他去過的地方。他成了我的榜樣。

除了這些，納扎努丁還會看手相，他只能在情緒好的時候看，所以大家都很重視他的解讀。我十多歲的時候讓他看過，他說我的手相很不尋常，因此我很尊重他的判斷。他後來還不時給當初的解讀增添一點兒新內容。有一次我記得特別清楚：他坐在搖椅上，在地毯邊緣和水泥地之間晃來晃去。他突然中斷正在說的話題，要我把手伸給他看。他摸了摸我的指尖，彎了彎我的指頭，看了看我的手掌，然後把我的手放開。他想了想他剛才看到的情況——他總是停下來思考他看到的情況，而不是一直盯著我的手掌看。接著他說道：“你是我見過的最可信的人。”這話我聽了並沒有什麼欣喜的感覺。因為他好像並沒有給我指出一條人生道路。我問他：“你會給自己看手相嗎？你知道你的命運是怎樣的嗎？”他回答說：“我不知道，不知道。”這時他的聲音有些異樣，我發現，儘管這個男人什麼事情都順心如意（按照他的說法），但實際上他對各種事情的結局總是抱著悲觀的看法。我想：“男人就應該這樣吧。”從此以後，我感覺和他更親近了，比和我的家人還要親近。

後來這個成功而健談的人破產了，這個結果有人私下裡預言過。納扎努丁做生意的那個國家獨立了，獨立得很突然，接連幾個星期，幾個月，從那裡傳來的都是戰爭和殺戮的訊息。有人開始說納扎努丁的閒話了，好像如果他不是這樣的人，如果他少吹點兒牛，少喝點兒酒，言談舉止本分一些，局勢就不會朝這個方向發展。我聽說他帶著全家逃到烏干達去了。據說他們坐在卡車頂上，在叢林中跋涉了很多天，最後驚慌落魄地出現在邊境城市基索羅。

他總算還平安。後來他終於回到海岸，但是想看他笑話的人都大失所望。他並沒有垮掉，依然是那麼興致勃勃，戴著墨鏡，西裝筆挺。好像這場災難根本就沒有影響到他。

通常情況下，納扎努丁來拜訪的時候，大家總是認真準備，好生接待。客廳要重新打掃過，雕刻著打獵場面的銅花瓶也被擦得鋥亮。不過這一次，大家認為他落難了，成了普通人，和我們沒什麼兩樣，所以就不像以前那樣費心了。客廳依舊是亂七八糟，我們坐在外邊的走廊上，面對著院子。

母親給我們上茶來了，舉止不同於往常。往常上茶的時候，她就像其他普通家庭婦女一樣，客客氣氣的，有些羞怯，而現在，她就像在完成最後一項不得不完成的儀式。她把茶碟放下來的時候，眼淚都快掉下來了。我的姐夫妹夫們也湊了過來，臉上都帶著關注的表情。不過，儘管傳聞說他坐在卡車頂上跋山涉水，我們從他口裡並未聽到災難故事，他說的還是他接連不斷的好運和成功。他說他預見到要出亂子，所以在事情發生之前幾個月就離開了。

納扎努丁說：“讓我緊張的不是非洲人，而是歐洲和其他地方的人。出事前人們都失去了理智。那裡掀起了地產熱潮。大家除了談錢還是談錢。今天一文不值的一片叢林，明天就可以賣到五十萬法郎。簡直像在變魔術，不過變出來的都是真錢。我也跟著這陣風跑，差點陷了進去。

“一個星期天上午，我趕到開發區，那裡有我買的幾塊地。天氣很惡劣。又熱又悶。天空烏雲密佈，但又不下雨，而是一直就這樣子。遠處有閃電，森林裡其他什麼地方在下雨。我當時就想：‘這哪裡是住人的地方！’開發區離急流處並不遠，我能聽到大河流淌的聲音。聽著河水的聲音，抬頭看著天，我心裡在想：‘這哪裡是什麼地產？明明只是一片叢林嘛。以後也只是一片叢林。’我迫不及待地等到星期一上午，把所有東西都拿出來賣。比市價要低，不過我要求在歐洲付款。我把家裡人送到了烏干達。

“你知道烏干達嗎？一個可愛的國家！挺涼快，海拔三四千英尺，有人說它像蘇格蘭，也有山。英國人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條。非常簡單，非常高效。公路很棒。那裡的班圖人也很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