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子情况怎么样?”周大海问。
林锋侧身,让出视野。
厂区里,工人们正把最后一箱炸药抬上板车,运往临时库房。陈师傅站在三号车间门口,指挥吊车缓缓移动,龙门铣的床身被钢丝绳稳稳吊起,底下铺着三层厚实的稻草。李振邦穿着那件半旧的军装,站在设备清点组旁边,手里攥着一串钥匙,喉结频繁滚动。
刘永昌从人群里走出来。
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很稳。三十二年了,从二十岁到五十二岁,头从乌黑到花白,脊背从挺直到微驼。这条路他走过一万多遍,今天是第一次走得这样慢,也是第一次走得这样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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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海迎上去,把红旗双手捧过去。
“刘师傅,东北野战军特种作战旅,奉命接收贵厂设备及档案。请您检收。”
刘永昌接过红旗。他的手在抖,但握着旗杆的姿势很稳,像握了三十年车床摇柄的手那样稳。
他转身,把红旗递给身后的陈师傅。
“挂上去。”
陈师傅接过红旗,爬上升旗台。旗绳是新的,昨晚老王头从仓库里翻出来的,搓了一夜才搓得顺滑。
红旗一寸一寸升起来。
没有音乐,没有口令,只有冬日的风穿过厂房的呜呜声。三百多名工人和三十三个放下武器的警卫排士兵站在原地,仰头望着那面红旗从旗杆底端升到顶端,迎风展开。
刘永昌没有哭。
他只是站在那里,仰着头,眼睛一眨不眨。
三十二年,从民国二十六年到民国三十七年。他等过日本人的刺刀,等过国民党的接收大员,等过无数次希望和失望。现在他终于等到了。
风很大。红旗猎猎作响,像在说话。
刘永昌终于低下头。他转向林锋,嘴唇动了动。
“林同志,”他问,“这厂子,以后还是咱们的厂子吗?”
林锋看着他。
“是。”他说,“这厂子是你们的。从前是,今后更是。”
刘永昌点点头。
他没再说谢谢,只是转过身,朝车间走去。
“陈师傅,吊车再往左偏三寸。老王头,你去把零零三一的保养记录拿来,军工部的同志马上就到。”
他的背影消失在车间门里。
林锋还站在原地。
周大海走过来,顺着他的目光望向车间。
“旅长,”周大海轻声说,“总部命令,接收任务完成后,部队原地休整两天。沈医生那边……”
“我知道。”林锋说。
他看了一眼惠工街方向。那里的枪声已经完全停了,街道上满是弹坑和碎玻璃,张排长正带着仅剩的十二个士兵打扫战场。他的烟还剩大半包,塞在胸前的口袋里,瘪了一块——替弹片挡的。
“先休整。”林锋说,“沈寒梅那边,我去接。”
上午十时整,沈阳全城
太阳升高了。
街道上的积雪被踩成灰色的泥浆,又被扫到路边堆成参差的雪堆。沿街店铺陆续开张,热气腾腾的包子铺前排起长队——不光是买早点的市民,还有进城后第一波休整的战士。
“老板,多少钱?”
“当兵的不要钱。”
“那不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您得收。”
“那……那您给一块边区票意思意思。”
通讯兵在电线杆上架设线路,脚下垫着借来的木梯。过路的老头仰头看了半晌,递上一根旱烟:“同志,北平那边也快了吧?”
“快了快了,大爷,您坐稳当等好消息。”
军管会的卡车穿过街道,车身上贴着白纸黑字的布告。识字的人念出声来,不识字的人伸长脖子听着:
“……所有公私营企业照常开工,保护民族工商业,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学校医院……”
布告贴到城防司令部大门口时,最后一面青天白日旗刚好降下。
大楼里的国民党军官走了一多半,剩下的正在排队登记。一个少校参谋把配枪放在登记桌上,动作很轻。接待的干事问:“老家哪里的?”
“浙江奉化。”
“离蒋介石老家挺近。”
“……是。”
“登记完去后院领路费,想回家就回家,想参加工作就另行分配。你以前在城防司令部干什么的?”
“作战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