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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5章 暗渡陈仓 明正女皇的密信送达（第1页）

女天皇兴子的密信

就在常遇春麾下的钢铁洪流沿着山阳道高歌猛进、以“传檄而定”的惊人效率席卷西国，江户城在自身腐烂的泥沼与末世疯狂中越陷越深的同时，另一条更为隐秘、纤细却可能深刻影响未来东海格局走向的暗线，正在不起眼的角落，于历史的夹缝中悄然浮出水面，泛起了第一圈微不可察却注定要扩散开来的涟漪。

那封由年轻学者贺茂在昌以性命相托、怀揣着明正女天皇兴子内亲王孤注一掷期望与无尽忐忑的密信，自离开京都御所那间昏暗书院的烛光下，便踏上了一条吉凶未卜的漂泊之路。

它经历了数日的风餐露宿、提心吊胆的关卡盘查、以及穿越交战边缘地带的种种周折，最终，以一种看似偶然巧合、实则充满了历史吊诡与命运捉弄意味的方式，被呈现在了征服者的面前。

贺茂在昌并非仅有书生意气的莽夫。

他出身学问世家，虽年轻，却深谙世事险恶与政治斗争的诡谲。

贺茂在昌深知，自己一个无名学者，若贸然携带着如此要命的信物，直接求见明军将领，不仅如同羊入虎口，极可能被当作奸细或疯子处置，更难以取信于人——谁会轻易相信一个敌国深宫中傀儡女帝抛出的、语焉不详的橄榄枝？

因此，他选择了一条迂回、隐蔽，更符合他身份与智巧的道路。

凭借自身在京都公卿文化圈中积累的些许名望与人脉，主要源于其家族学识背景以及他本人在汉诗、和歌方面的造诣，加上一笔从皇室秘密渠道支取的、不算丰厚但足以动心的“活动经费”，他设法巧妙地混入了一支正在仓皇筹措的队伍。

这支队伍属于一位家格中上、与皇室有远亲关系、且对幕府常年高压怀有隐晦不满的公卿。

这位公卿眼见西国战火日益迫近，京都虽尚未遭兵燹，但恐慌已如疫病蔓延。

为保全家传的珍贵古籍、书画、以及一些象征家族历史的文物，他决定将部分最珍贵的收藏，秘密转移至位于更东部、理论上更“安全”的亲戚封地或山中寺庙暂避。

贺茂在昌以“协助鉴别、整理典籍，并愿随行护卫文化瑰宝”为由，凭借其可靠的出身和诚恳的态度，以及那笔经费的打点，成功地加入了这支混杂着家族武士、忠心仆役和少数受邀学者的转移队伍。

他的学者身份和温文尔雅的外表，使他看起来毫无威胁。

转移过程混乱而紧张。

马车在崎岖的道路上颠簸，沿途可见零星的溃兵和面色惶然的难民。

负责护送的公卿武士们警惕地注视着一切可疑迹象，气氛压抑。

正是在这种混乱与注意力被外界危险吸引的间隙，贺茂在昌找到了他等待已久的机会。

在一次于沿途荒废茶屋短暂休整、众人忙于饮食和检查车马时，他佯装整理被颠散的书籍，快而精准地完成了那关键一步。

他将那封以特殊技法密封、触手微温的檀皮信笺，小心翼翼地藏入了一卷他特意挑选出来的《古今和歌集》古抄本的函套之内。

这卷抄本年代久远，纸张泛黄，函套是深蓝色的上好楮纸制成，边缘以金泥描绘着简单的流水纹样，看起来虽古雅，但在公卿家藏中并非最顶尖耀眼之物。

然而，这函套在制作时便留有一处极其隐秘的夹层，原本可能是用于存放干燥的防虫香草或特别的书签，工艺精巧，若非刻意探查，绝难现。

贺茂在昌早年随家族长辈学习古籍修复时，恰好知晓这种工艺。

信笺放入后，他轻轻抚平，外表丝毫看不出异样。

他选择这卷《古今和歌集》也颇具深意：内容是最正统的倭国古典文学，象征着“和魂”；而函套的汉式装饰与其中隐藏的、以汉文写就的密信，又暗喻着“汉才”的渗透与交涉。

这本身就像一个无言的隐喻。

完成这一切后，贺茂在昌竭力保持面色平静，将古籍重新放回书箱。

他心跳如鼓，却知道最危险的一步已经迈出，剩下的，只能交付于无常的命运和那渺茫的“天时”。

这支队伍最终未能抵达其预设的安全之地。

在即将进入相对“安全”区域的前夜，他们遭遇了一股明军西路军派出的、高机动的前沿侦察与物资征集分队。

面对那些从未见过的、轰鸣的钢铁车辆和装备精良、神色冷峻的士兵，公卿的武士们仅做了象征性的、绝望的抵抗便被解除武装。

明军士兵对这支队伍携带的大量箱笼产生了兴趣。

在粗略检查后，那些明显是金银细软和奢侈品的部分被登记没收，而几大箱书籍、卷轴则被归类为“文化资料”。

带队的军官接到过上级指示，要注意收集可能有助于了解倭国社会、历史、政治的文书。于是，这些散着陈旧墨香和故纸堆气息的物件，连同少量被俘的学者包括贺茂在昌，被一并押往后方，最终送到了西路军先遣指挥部下属的一个临时机构——“风物鉴录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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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物鉴录司”设在一处刚刚接收的原广岛藩属小城的一间宽敞和室内。

这里原本可能是某位家老的文书间，如今榻榻米上铺开了草席，摆上了从明军后勤带来的简易桌椅。

空气中弥漫着旧式建筑特有的木头味、淡淡的霉味，以及新近加入的纸张和墨锭的气息。

司内仅有寥寥数人：一位主事是位四十余岁、面容清癯、曾游历过南洋的汉人文官；

两位通译，一老一少，负责处理日语文书；

还有三位类似“顾问”的随军学者，其中两人对日本历史民俗略有涉猎，另一人则擅长书画鉴定。

他们的任务繁重而枯燥：从源源不断送来的各种缴获文书中，进行初步筛选、分类、登记，鉴别哪些可能具有情报价值，如地图、藩国账册、书信，哪些属于有研究意义的文史资料，哪些则纯粹是废物。

工作常常持续到深夜，油灯下，人们的身影在墙纸上晃动，只有翻阅纸张的沙沙声和偶尔的低语打破寂静。

这一日，一批新的“文化资料”被送来，其中就包括从那支公卿队伍中缴获的书籍。

工作分配下来，负责整理这批古籍的，是一位名叫沈文澜的中年文书。

沈文澜并非科举正途出身，原是大明东南某藏书世家负责古籍修缮的匠人，因手艺精湛、见识广博，且略通一些海外情势，被征召随军，安置在这鉴录司做些专业对口的工作。

他性格沉静，做事极其细致，甚至有些刻板的认真。多年的古籍修缮经验让他养成了一种职业性的敏感——对纸张的质地、厚度、装帧的细节、乃至函套的微妙异常，都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