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经验里,重要决定都是别人为我做出的,或者至少是在没有我的参与下做出的。
被咨询,被考虑,被当作平等伙伴对待——这是全新的体验。
“我需要想想。”我诚实地说。
“当然,”她点头,“我们有很多时间讨论。”
那天晚上,我们在海边的旅馆里做爱。
不同于之前的激情四溢,这一次缓慢而深沉,充满了未说出口的承诺和情感。
当我们结束后相拥而眠时,我意识到自己不再害怕失去她,因为即使我们最终分开,她已经给予我的东西将永远留在我的身体和心灵中——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一种被爱和爱人的能力。
十一月的第一个周末,我回了一趟家。
这次回去不是应父母的要求,而是我自己的决定。我需要面对那些未完成的对话,不是为了指责,而是为了解放自己。
父母对我的突然回家感到惊讶,但也没有多问。
家里的气氛一如既往——整洁,安静,缺乏人气。
母亲在厨房准备晚餐,父亲在书房批改作业,我坐在客厅,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摆设。
晚餐时,我们进行了例行的、表面的交流学习如何,生活费用够不够,未来有什么计划。我一一回答,然后深吸一口气。
“我最近在做心理咨询,”我说,声音平静,“学校的心理辅导。”
父母都停下了筷子。母亲的表情有些困惑,父亲则皱起了眉头。
“你有什么问题吗?”父亲问,语气中带着教师特有的分析性。
“有很多问题,”我回答,“主要是关于童年,关于孤独,关于恐惧。”
接下来的沉默沉重得几乎有形。母亲低下头,父亲放下筷子,摘下眼镜慢慢擦拭。
“我们知道…可能对你关心不够,”母亲终于说,声音很轻,“但那已经过去了,不是吗?”
“我知道你们很忙,”我打断她,不是愤怒,而是坚定,“我不是在指责,我只是在陈述事实。事实是,我很孤独,很害怕,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人帮助我。这些感受是真实的,无论原因是什么。”
父亲重新戴上眼镜,看着我,眼神复杂“你想要什么?道歉?解释?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改变什么。”
“我不想要道歉,”我说,“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这些事生了,它们影响了我,而且还在影响我。我需要你们知道这一点。”
又是一阵沉默,但这次不同。这次沉默中有某种东西在流动,不是理解,不是悔恨,而是一种艰难的承认。
“我们知道得很少,”母亲最终说,“你很少告诉我们学校的事。”
“因为我试过,但你们没有认真听。”我说,“当我提出转学的时候,你们只是应付。”
父亲叹了口气,那是一个疲惫的、中年人的叹息“我们以为那只是孩子的一时抱怨。我们以为你在学校过得很好,而且没有老师反映过你的问题…”
“因为那些老师也是问题的一部分。”我说,声音开始颤抖,但我强迫自己保持平静。
那顿晚饭以尴尬的沉默结束,但对话没有结束。
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断断续续地谈论了一些事情。
父母没有变成我童年时渴望的那种父母——那样的转变对任何人来说都不现实。
回学校的火车上,我看着窗外飞逝的风景,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
我没有得到童年的补偿,没有获得渴望已久的完美父母的拥抱,但我得到了更重要的东西我为自己声了。
这个过程本身就有治愈的力量。
十二月的校园银装素裹,期末考试的压力笼罩着每个学生。我坐在图书馆的常坐位置,整理着最后一门课的复习资料。
林雨薇的实习申请通过了,她将在春天前往另一个城市。
我们经过多次讨论,决定尝试异地一段时间,看看这段关系是否有足够的韧性承受距离的考验。
这个决定没有带来恐慌,只有一种平静的确定感——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为什么选择这样做。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林雨薇的消息“晚上七点,老地方?”
我回复“好。”
那是学校附近的一家小书店,兼营咖啡,我们经常在那里度过周日下午。
我到的时候,她已经在了,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一本厚厚的专业书和一杯热气腾腾的茶。
“复习得怎么样?”她问,抬头微笑。
“还好。你呢?论文进展如何?”
“有点卡住了,但会解决的。”她合上书,专注地看着我,“回家怎么样?”
我告诉她那次的对话,那些尴尬的沉默,那个笨拙的拥抱。她认真听着,然后点点头。
“你很勇敢,”她说,“面对过去需要巨大的勇气。”
“是你给了我这种勇气,”我诚实地说,“你让我看到,我是可以被珍视的,我的感受是重要的。”
她伸出手,握住我的手“我一直相信这一点。我只是帮你看到了你已经拥有的东西。”
窗外开始下雪,细小的雪花在路灯的光晕中旋转飘落。
书店里温暖而安静,只有翻书声和低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