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寝宫,沈璃卸下那身沉重的衮服冠冕,只着一身轻便的常服,坐在窗前的软榻上。王德奉上醒酒汤和热茶,悄声退下。
殿内只剩下她一人,还有窗外隐隐传来的、远处太和殿方向尚未完全散尽的宴乐之声。那喧嚣仿佛隔着一层厚厚的帷幕,变得模糊而不真实。
沈璃没有喝那醒酒汤,她其实并未饮多少酒。她的头脑异常清醒,甚至因为宴会上的观察和最后的敲打而更加锐利。
“柱石……栋梁……”她低声重复着宴会上用来形容新旧臣子的话语,嘴角泛起一丝略带讥诮的弧度。话说得漂亮,但人心深处的算计与隔阂,岂是几句漂亮话就能彻底消除的?
李牧的沉稳背后,是北疆系老将们对新贵崛起的隐隐不安和对自己“特殊地位”可能被动摇的警惕。他们或许依旧忠诚,但这种忠诚如果掺杂了过多的利益考量和个人情绪,就可能变得不那么纯粹,甚至在关键时刻产生犹疑。
张文远等人的感激涕零,固然是真心,但寒门骤然得势,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要么因根基浅薄而急于表现、手段激进,招致更多反感;要么在获得权力后,迅被官场习气腐蚀,变成新的利益集团,甚至可能与某些势力合流。
还有那些勋贵宗室……他们就像殿中那些华丽的装饰,看似尊贵无害,但其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和潜在的能量,也不容小觑。
“和衷共济……”沈璃端起茶杯,轻轻吹开表面的浮叶,“谈何容易。”
但她并不感到气馁或焦虑。这种局面,本就在她的预料之中,甚至一定程度上是她有意促成的。平衡,从来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需要统治者不断地调整、制衡、引导。新旧势力的矛盾,如果利用得好,反而能让他们相互监督、相互制约,避免任何一方尾大不掉,最终确保皇权的稳固。
关键在于,她必须始终是那个掌握平衡的人。必须拥有足够的权威、智慧和实力,让任何一方都不敢轻易越过她设定的红线,都必须依赖她的认可来获取和维持利益。
西征的胜利,极大地巩固了她的权威。军权在手,战功赫赫,此刻正是她权威最盛的时候。利用这个时机,进一步整顿朝纲,推行她设想的种种改革,阻力会相对较小。但同时,也要注意分寸,不能过度刺激那些功臣旧部,引不必要的动荡。
她需要一些具体的举措。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敲打,更要有制度上的安排和利益上的重新切割。
沈璃沉思着,手指无意识地在榻边的小几上划动。月光透过窗棂,洒在她沉静的侧脸上,勾勒出坚毅而孤独的轮廓。
接下来的几天,沈璃并未立刻投入繁重的日常政务,而是以“休养”为名,减少了大规模朝会,只召见核心重臣处理紧要事务。同时,她通过王德和暗凰卫的渠道,更多地了解西征期间及凯旋后,朝野上下的各种动向、议论、以及那些宴会上未能完全看清的细节。
果然,一些不太和谐的音符开始隐约传来。
有御史风闻奏事,弹劾某位新晋的寒门官员(正是庆功宴上激动谢恩的工部员外郎刘煜)在负责西征部分军械验收时,有“苛察过甚、索贿刁难”之嫌,虽查无实据,但传言颇广。而这位刘煜,据说与另一位寒门出身的御史走得很近,后者最近频频上疏,要求“彻查军功,严防冒滥”,语气颇为尖锐,隐隐指向某些勋贵子弟和部分老将部下。
另一方面,以冯异、孙立为的几个北疆系老将,近日私下小聚的次数似乎多了些。虽然他们聚会时谈论的多是“忆往昔峥嵘岁月”,或对“如今军中某些年轻将领行事浮躁”表示忧虑,并未涉及敏感时政,但这种频繁的非正式聚集本身,就传递出一种信号。还有传言,某位老将在酒后曾对亲信抱怨:“陛下自然是圣明的,只是如今朝堂上,有些人仗着读过几本书,便以为能指点江山了,连我们这些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老家伙都不放在眼里喽。”这话虽未指名道姓,但指向性很明显。
勋贵圈子里,则流传着对寒门官员“骤登高位、礼仪粗疏、不通人情”的讥讽,以及对皇帝“重文抑武”(虽然沈璃本身是武将出身,但大力提拔寒门文官被视为某种信号)的隐忧。某些宗室子弟,则对西屏郡空出的大量官职、田产(抄没荣源公及其党羽的部分)的分配问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
所有这些信息,零零碎碎,真伪混杂,但拼凑起来,却勾勒出庆功宴华丽帷幕下,那暗流涌动的景象。新与旧,文与武,功臣与新贵,中央与地方(勋贵宗室往往在地方有利益)……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虽未爆,却已如同干燥草原下的火星,稍有风吹草动,便可能酿成燎原之势。
沈璃静静地听着王德和暗凰卫统领的汇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汇报完毕,她只是挥了挥手,让他们退下。
她走到御书房那张巨大的帝国地图前。地图上,西屏郡已经被标注为朝廷直接管辖的深色。她的目光却并未停留在那里,而是缓缓扫过整个帝国的疆域,扫过那些标注着重要军镇、世家郡望、税赋重地、交通枢纽的点点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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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帝国,是她一手打下并努力经营的。它庞大、复杂、充满生机,也遍布着各种利益纠葛和潜在的风险。作为皇帝,她不能只满足于军事上的征服,更要成为一个高明的舵手,在政治的惊涛骇浪中,引导这艘巨舰平稳前行。
又过了两日,沈璃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她下旨,在紫宸殿举行一次范围稍大的御前会议,参与者包括宰相(目前由李牧暂领)、六部尚书、枢密院主要官员、以及几位有代表性的勋贵和宗室长者。议题是“西征善后及今后朝政重点”。
会议一开始,沈璃便开门见山:“西屏已平,然善后事宜千头万绪。李相,你先说说,西屏郡目前情形如何?后续治理,有何难处?”
李牧出列,沉稳汇报:“启奏陛下,西屏郡初步秩序已定,降卒已分批整编或遣散,主要逆产已清点封存,新任郡守及主要属官已奉旨赴任。然则,西屏历经战乱,民生凋敝,百业待兴。且郡内豪强、旧吏盘根错节,新政推行恐有阻力。急需朝廷拨付钱粮赈济,并派遣干员协助地方,恢复生产,安抚人心。”
沈璃点头:“准。户部,钱粮调度,可能及时?”
新任户部尚书(原户部侍郎,因前任年迈致仕而擢升,亦是寒门出身)出列,有些紧张但条理清晰地汇报了国库现状和可能的调度方案,表示尽力筹措。
接着,兵部尚书汇报了西征将士的封赏落实情况和部分军队的休整、轮换计划。工部、刑部、礼部也分别就军械修复、逆案审理、对有功将士及西屏归顺者的封赏礼仪等事做了汇报。
一切都按部就班,看似和谐。然而,当讨论到西屏郡空出的那些官职(尤其是中下级官职)和部分抄没田产的分配问题时,微妙的气氛开始出现。
吏部侍郎张文远(寒门)率先提出:“陛下,西屏新附,官吏缺额甚多。臣以为,当选派清廉干练、熟悉民情、拥护新政之官员前往,方能使西屏尽快融入王化,百姓感念天恩。可于近年科举优异者及在地方考绩卓着者中遴选,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他这话说得冠冕堂皇,但“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潜台词,自然是倾向于提拔更多像他一样的寒门或平民出身的官员。
话音刚落,一位勋贵出身的宗正寺少卿便轻咳一声,接口道:“张侍郎所言有理。然西屏地僻民悍,新附未久,地方治理,非仅有才学即可,还需威望、经验,能镇抚地方,熟谙人情。依臣浅见,或可选拔部分在京勋贵子弟及西屏本地素有清誉之旧族子弟,加以任用,如此既能示朝廷宽仁,亦能借助其影响力,稳定地方。”
这是典型的勋贵和旧势力代表,希望将子弟或关系户安插到新获得的权力真空地带。
另一位北疆系出身、现担任某卫大将军的老将(非冯异、孙立,但与他们关系密切)也瓮声瓮气地开口:“西屏刚经战火,武备亦不可松懈。新设之守备、巡检等武职,当选派经验丰富、战功卓着之将领担任,方能保境安民,防患未然。”这自然是为军中,尤其是北疆系将领争取更多地方实权职位。
张文远立刻反驳:“治民以文,安民以武,固然不错。然西屏之乱,根源在于地方割据,吏治不清。若仍以旧族、勋贵子弟充斥地方,恐蹈前朝覆辙,新政难以推行,百姓难以真正归心。且科举取士,本就是为国选才,岂能因地域、出身而有所偏废?”
宗正寺少卿针锋相对:“张侍郎此言差矣。朝廷取士,自当公平。然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西屏情况特殊,若一味任用毫无根基之新人,恐难迅打开局面,反生龃龉。勋贵子弟、地方旧族,亦不乏才俊,且熟知地方情弊,用之得当,事半功倍。”
那位老将也帮腔道:“就是!打仗靠的是真刀真枪,治理地方,光会读死书可不行!有些年轻人,纸上谈兵头头是道,真到了地方,恐怕连乡绅胥吏都摆不平!”
三方各执一词,虽然言辞还算克制,但火药味已然渐浓。其他与会的官员,有的低头不语,有的面露赞同或反对之色,却暂时无人插话。李牧微微蹙眉,似乎在思索。几位宗室长者则眼观鼻鼻观心,仿佛事不关己。
沈璃高坐御座之上,平静地听着这场争论,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击,看不出喜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