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错了。我这一辈子,办了无数案子,查了无数人。我以为自己是个好干部。到老了才现——我包庇的人,比查办的人还多。”
田国富看着他,久久不语。
“钟书记,”他终于开口,“周汉昌的事,不是我能决定的。就算我能决定,我也不会放过他。条人命,年瞒报,几十亿的国有资产流失,这些都要有人负责。”
钟正国沉默。
“您让我算了,”田国富继续说,“那个遇难矿工的家属,能算了吗?那些被周汉昌打压的干部,能算了吗?那些因为他而家破人亡的人,能算了吗?”
钟正国闭上眼睛。
良久,他睁开眼,看着田国富。
“国富,你父亲当年也是这样。”他说,“认死理,不转弯。所以他只能做到组织部副部长,不能再往上走。”
田国富笑了,笑容有些苦涩。
“钟书记,我父亲临死前,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儿子,咱家世代清白,不图当大官,只求对得起良心。’”
钟正国看着他,良久无语。
“好。”他终于说,“好。”
他伸出手,握住田国富的手。
那只手冰凉,枯瘦,没有力气。
“国富,谢谢你来看我。”他的声音越来越轻,“告诉你父亲一声……老钟,对不住他。”
田国富站起身,看着他。
钟正国的眼睛慢慢闭上了。
田国富转身,走向门口。
“国富。”钟正国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田国富停步,回头。
钟正国睁开眼,看着他。
“周汉昌的账本,”他说,“在他办公室保险柜的夹层里。密码是……我孙女的生日。”
田国富愣住了。
“这是我最后能做的事。”钟正国闭上眼睛,“替我告诉钟方……我这个父亲,对不起他。”
田国富站在原地,久久没有动。
窗外的阳光,慢慢移过地板。
十一月二十日,凌晨四点。
专案组指挥部灯火通明。
周汉昌的办公室被依法搜查。保险柜夹层里,找到了一本手写的账本,记录了十二年来他与各方利益往来的每一笔账——时间、地点、金额、经手人。
吴栋梁一页页翻着,面色凝重。
“这本账本,足够让周汉昌死十次。”他说。
何胜利站在他身边,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
“钟正国最后给的东西,比我们查了两个月都多。”
田国富没有说话。
他站在窗前,望着窗外。
天快亮了。
手机响了。
是刘培生。
“国富,”老人的声音很疲惫,“钟正国同志,今天凌晨三点二十分,走了。”
田国富闭上眼睛。
“我知道了。刘老,您保重。”
挂断电话,他转身看向吴栋梁和何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