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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來就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個單位叫茶葉公司!我上大學只做了兩件事:看書,睡覺。從大三開始,同學們就為著分配東跑西跑。我卻是整個就睡不醒。直到知道自己被分配到茶葉公司那天,才像從睡夢中驚醒。腦子嗡地響了好半天,似乎那個夏天所有的蚊子都鑽進了我的耳朵裡。

我還從來沒有碰過茶葉,只喝白開水,想奢侈了就喝可樂或汽水。咖啡我想味道一定不錯,但那會兒我還沒有口福消受。我爸爸也不喝,喝不起。他口渴了就喝涼水。他用木瓢舀了涼水,仰著脖子就灌,喉結急劇地上下竄動,就像有隻甲殼蟲在裡面拼命往上鑽。涼水還會從木瓢兩邊流出來,溼潤了爸爸紅紅的胸膛。胸膛便冒著汽,有點像鐵匠淬火。我讀高中的一個暑假,隨爸爸在田裡收稻子。太陽很老,曬得我頭髮蒙。爸爸口渴了,取過田邊的竹筒,咕嚕咕嚕地灌了幾口涼水,然後把竹筒遞給我。我搖搖頭,沒有接過竹筒,其實我渴得喉嚨都快粘到一塊了。爸爸怪笑一聲說,你小子有本事就著勁讀書,做個城裡人了,天晴在陰處,落雨在幹處,坐板凳,搖蒲扇,吃白米,渴清茶!爸爸知道我不敢喝涼水。我是命賤人貴,喝涼水肚子就痛。我媽媽總是把我身體孱弱的罪過攬在她的身上。她說懷上我那年,正遇大荒,她總是吃不飽,而她又不敢像別的女人那樣,夜裡摸著黑,去偷生產隊裡的紅薯。那年田裡的稻子沒收幾粒,地裡的紅薯卻脹得好大一個的。那年啊,隊裡的紅薯堆得山一樣高!媽媽後來老是同我說起那年的紅薯,我才慢慢明白,她其實一輩子都在後悔當時沒有去偷隊裡的紅薯,才讓我身體這麼孱弱。我爸爸卻認為當年日子那麼苦,他們還生了我,養了我,算是我的運氣了。不然啊,你還是一口痰哩!小時候聽爸爸這麼說,我只覺得自己原本髒兮兮的,本是一口痰。只為我的單薄,他總是恨鐵不成鋼的樣子。

我早先對茶葉的印象只有小時候聽過的一首歌《挑擔茶葉上北京》。這首歌調子太高,拖得老長,我唱不上去,唱不上去我就不唱了。這也就是我的個性,不肯勉強做任何事情。這其實就是懶,沒本事。別的同學四處聯絡單位去了,我卻想自己一個農民的兒子,現在成了城裡人了,知足了,還挑什麼單位?可真要我去茶葉公司,我著急了。沒想到多年前的那個夏日,爸爸無意間的一句風涼話,竟一語成讖。

可我真的不想到茶葉公司去喝清茶。別的系別的班我不知道,只知道我們班五十四位同學,僅有六位分配到了企業,而我去的茶葉公司,誰也沒聽說過!就幾片破茶葉,還用得著專門成立什麼公司?我讀大學那會兒,雖不怎麼爭氣,想的卻都是些天下大事,從來就沒有想到過茶葉!見我憤憤不平,有的同學說我農民意識。我愈加憤怒,幾乎要動手打那位同學。我本來就是農民的兒子,最恨別人說我農民意識。他們有關係有門路找到了好單位,卻不許我生氣。我生氣了就是農民意識!農民倘若安分守己,城裡人就讚美你樸實、厚道。你稍稍動腦筋想些問題,就是農民式的狡黠。你若執意要平等,就是農民意識!天底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我這個農民的兒子,成天睡在學校宿舍那張破床上生氣,每翻一次身都震得床鋪吱吱響。那些找到了好單位的同學,有意撮起雞屁股那樣的嘴巴,吹小曲。我滿腦子農民起義的想法,血都快煮沸了。

一個炎熱的下午,我終於從床上跳了起來,直奔市政府。這是不尊重知識,不尊重人才!我必須去市政府上訪。我當時思考這事,使用的思維語言並不是“上訪”之類的官方語言。我把政府說成當局,上訪談成交涉,請求政府竟成了正告當局。似乎政府就是同我平起平坐在一張板凳上的一個大活人。

我剛準備跨進市政府大門,武警戰士手一伸,攔住了我。我暗自交代自己鎮靜,不用害怕。政府有什麼可怕的?這可是人民政府啊!可我的心臟很不爭氣,撲撲地跳個不停,感覺它已經跳到喉嚨口了;臉一定紅得像猴子屁股汗水直流。我幾乎口吃了,說了幾句自己都理不清頭緒的話。武警戰士當然聽不明白,喝令我去傳達室辦登記。士兵的粗暴讓我感覺到了羞辱,卻只好在心裡自嘲:秀才碰上兵,有理講不清。

我想老百姓的浪漫真是好笑,還《挑擔茶葉上北京》,誰有本事你挑擔茶葉上北京去試試!別說上北京了,你挑擔茶葉上這市政府來試試!我茫然四顧,不知往哪棟辦公大樓去。我瞧準一棟最氣派的辦公樓,心想那裡該是我要去交涉的地方。可剛才士兵的威嚴已讓我的勇氣減去了幾分,只不過是自己不想這麼承認而已。我只好再次調動自己的憤怒,讓憤怒給我勇氣。

坐在辦公室的是位白胖的中年女人,看樣子剛打了一個哈欠,睫毛上掛著淚花。見我推門進去了,她忙擦了擦眼睛,客氣地招呼我坐下。我坐下去之後,她又示意我關了後面的門,免得跑了冷氣。這裡涼颼颼的,太舒服了。冷氣開始澆滅我的火氣。同一位陌生女人在如此舒服的房間裡對坐著,我是第一次,內心有些尷尬。我儘量顯得從容些,雙手自然地抱在胸前,操著生硬的普通話,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我不時地聳著雙肩,像位西方紳士。中年女人微笑地望著我,很專心的樣子。她的神情讓我感動,鼓舞了我,我更加滔滔不絕。電話響了,她抓起電話,溫柔地哼哼喂喂是是哦哦。完了。我剛準備接著說下去,她如夢方醒的樣子說,你是說這事啊?不歸我們管。然後她客氣地告訴我應找哪個部門。我還想申述幾句,中年女人先起了身。我只好起來,硬著頭皮道了謝。當我拉上門的時候,隱約聽見這女人在我身後嘀咕了一聲。我臉立即發燒。其實我根本沒有聽清她說了什麼,臉卻燙得跟火燒似的。當時我沒有完全想清楚這事,仍然按照她的指點,朝另一棟辦公樓走去。外面熱得令人憋氣。後來我總在想,那女人在我背後說了句什麼話?我只知道當時自己的臉一下子紅了。人潛意識裡的感覺有時是最準確的。我便猜測,那女人說的一定不是什麼好話,十有八九是說我神經病。那個下午,我就在一棟又一棟辦公樓間進進出出,一會兒涼,一會兒熱。我不想進任何一棟辦公樓了。多年之後,我只要想起政府,再也沒有想到什麼平起平坐的大活人,只回憶起一張張似笑非笑的臉,還有下班時的辦公室沉悶的關門聲。

我終究不願回到老家去曬太陽,不想去淋雨,最後還是去茶葉公司報到了。家裡聽說我分配到了茶葉公司,像是沾了很大的光。父親最初的願望只是想我也像縣城裡的人一樣,天晴在陰處,落雨在幹處,坐板凳,搖蒲扇,吃白米,喝清茶。他們沒有想到我竟然留在了市裡,真是祖上墳場佔得好。家鄉到這個市裡,得坐一整天的火車。在他們的心目中,越是遙遠的地方,越是大地方、好地方。最遙遠的除了天上,就是北京。天上是好的地方,北京也是最好的地方。我奶奶一輩子沒吃過幾頓飽飯,壽命卻長得讓城裡人嫉妒,活到一百零五歲。她老人家所有的記憶只停留在七十多歲的時候,再也不往前走了。公司正在裝修,走廊裡盡是塗料桶和瓷地板磚。接待我的是人事科長,女的,四十多歲,姓陳,叫陳雪華。我已經在學校那張破床上不吃不喝睡了幾天了,想清楚了許多事情。我想這個茶葉公司,不過就是我要走過的一個站口而已。我從這裡走進去,就得風風光光地出來。我萌生這個野心,沒有任何依據,也許只是在安慰自己。我便很愉快似的,笑眯眯地進了她的辦公室。聽了她的自我介紹,我便很尊重地叫她陳姐。陳姐戴著副白框眼鏡,鏡框顯然太大了,滑落在鼻尖,壓得鼻尖亮亮的,有些反光。我從小就有個毛病,不喜歡發亮的東西,甚至包括光、金等跟亮有關的詞。所以陳姐亮亮的鼻尖便格外刺眼。可她安排我坐在她的對面,我天天得望著她亮晶晶的鼻尖。

公司沒有空房了,陳姐讓我先住在辦公室裡。我原是最喜歡睡懶覺的,現在只得早早就起來,把辦公室打掃乾淨,等待上班時間的到來。好在是夏天,不用鋪床疊被。晚上,我將辦公桌上的檔案報紙拿開,用幾本書做枕頭,躺下看書。困了眼睛一閉,就睡覺。

公司所有人都叫她陳科長。有時她不在辦公室,別人來問,陳科長在嗎?我說你是找陳姐?她不在。別人就說,對對,陳科長。她不在?好幾次都是這樣,當我說陳姐時,他們就替換成陳科長。我便懷疑自己叫陳姐是不是叫錯了。一天清早,她一進門,我就叫陳科長早。陳科長應得比平時響亮多了。笑容也燦爛些。我便後悔起初怎麼沒有叫她陳科長,卻叫陳姐,簡直自作多情。

陳科長讓我先熟悉基本情況,給了我一大摞檔案。這可苦了我。我是那種古板的理科生,如果不是文字特別好的美文,或是特別吸引人的武俠小說,我寧願看方程式或者化學分子式。如今她讓我天天看檔案,如何了得!又是夏天,悶熱難耐,端著檔案看上幾行,就昏昏欲睡。我只得隔會兒跑到水龍頭邊去衝臉。等我衝了臉,回頭總可以望見幾個民工站在身後,板著臉,很不耐煩的樣子。他們在等著接水。我保持風度,說聲對不起,不同他們計較。他們是辛辛苦苦,是在幫我描繪公司美好的藍圖哩。我想公司裝修好之後,一定氣派。

我到公司快一個月了,都沒有見到我們的總經理。總經理姓劉,叫劉雅文。聽上去是女人的名字,其實是男的。我總沒見著他,只天天聽著他的名字。領導就是這樣,影響無所不在。聽久了總經理名字,劉雅文幾個字在我頭腦裡就形象化了,似乎總經理應是位斯文的讀書人。副總經理有三位:邢亞禮管業務,排第二;賀發友管財務、人事等,排第三;何平管黨務、紀檢、監察、工會、計劃生育等,排第四。這幾位副總倒是見過幾面。他們到人事科來過,找陳科長。陳科長介紹我時,他們差不多都說同樣的話。哦,新來的大學生?好好,年輕人,好好。

陳科長說劉總很忙,他正在忙著一件大事,申請公司破產。

我聽了眼睛都直了。我怎麼這麼背時倒運?好不容易讀了十幾年書,從那貧窮的鄉村裡奔出來,就是為了到一個破產的公司來?

陳科長看出了我的驚訝,便說,你剛接觸實際,還不懂。想破產不容易,你得有能耐才能辦到。我們公司,破了好啊!

我怎麼也想不通公司破產竟然是好事。我只知道公司破產,職工就得失業,就得流落街頭。儘管後來我知道我們不叫失業,而叫下崗,但還是想不清楚這事。可陳科長說到這事,卻一臉愉快的表情,很佩服劉總的活動能力。我曾經在報紙上看到介紹一個奇怪的部落,人死了,家人不能哭,而是哈哈大笑,他們認為人死了就是升了天。我是不是到了那個奇怪的部落?

可是,既然公司要破產了,還裝修什麼?

我這話問得一定很傻,因為陳科長似笑非笑地凝視我片刻,搖了搖頭。

我越來越懵懂。好像林語堂先生說過,人在小時候什麼都不懂,上了大學就以為什麼都懂得,出了校門又發現自己什麼都不懂了。我現在真的什麼都不懂。

劉總還沒見著,陳科長同我談了話,分配我管公司的人事檔案。她說,本來,人事檔案都由黨員幹部管,你又不是黨員。現在,年輕人加入組織不積極,公司找不出合適的人選。你先一邊幹著,一邊積極向組織靠攏。我看了你的檔案,你在學校表現不錯的,組織上信任你。

我卻絲毫沒有被信任的感覺,倒像被人窺視了隱私,渾身不自在的。其實我在學校表現平平,只是沒有捱過處分而已。陳科長說話頭一點一點的,鼻尖上的亮光便一晃一晃的。望著這種刺眼的亮光,就像聽見玻璃刮在鐵皮上,心裡躁得慌。聽中文系的同學說,這好像叫通感。

檔案室就是辦公樓頂頭拐彎進去的一間陰暗的屋子。選擇這樣一間屋子作為檔案室,實在是個很好的創意。陳科長想拉亮電燈,一伸手,見拉線斷了,夠不著,就站在門口說,你先清理一下檔案吧。

陳科長走了,我架上凳子,才拉亮了電燈。屋子的四壁都擺著大櫃子,只有一面牆上的櫃子頂上開著高窗,透進些灰暗的光。熱浪夾著黴味撲面而來。我忙擰開了電扇。電扇一開,灰塵又揚了起來。我跑出來,在走廊裡站了一會兒,等塵埃落定之後,才敢進屋去。陳科長說過,公司已經好久沒有檔案員了,檔案有些亂,先得清理。

檔案管理很重要的啊,檔案工作的專業性很強哩,這是一項很嚴肅的工作啊,你得好好學習,一點一點積累經驗。陳科長說著這些道理,表情嚴肅得就像檔案。

其實我清理了幾天,發現就這麼一回事。這裡的檔案原是亂七八糟堆在櫃子裡的,要找一個人的檔案就得把幾個櫃子翻遍。聽說原先那位檔案員跟總經理搞僵了,有意把檔案弄成這樣子,賭氣出去自辦公司了。

我稍稍一想,發現這工作其實很簡單,我先列了張表,把所有檔案分成在職和離退休兩大類,再按姓氏聲母分成ABC若干類。表上確認無誤了,再按圖索驥,分類進櫃。四百多人的檔案,我用了一天半時間就清理完畢。我有些得意,這畢竟是我走出校門後完成的第一項工作。

ABCD是什麼意思?怎麼這樣分類呢?我們原來是按科室分類的。

我沒想到陳科長會不滿意,一時語塞,支吾老半天,才說,我想這樣分類科學些。公司科室的人員肯定是經常變動的,檔案就得動來動去,不方便,還增添了很多無意義的勞動。若是這樣,不管人員怎麼變動,檔案只在一個櫃子裡不動,省事多了,也好查詢些。

陳科長笑笑,說,你讀書人,很能說啊!

直到陳科長走了好久,我才反應過來。她並不是讚賞我口齒伶俐,而是在嘲諷我。我頓時臉紅耳熱,心跳加速。獨自坐在檔案室裡想了好久,只好忍氣吞聲。人家的嘲諷很含蓄,我縱使有火也只能放在心裡含蓄著了。

接下來我要做的事情就是逐本逐本地整理檔案。我很快發現,檔案工作原來真的有意思,甚至能讓人著魔。我對檔案的興趣是從退休工人李滿生的檔案開始的。他的檔案材料最亂,我不得不一份一份看,結果看到了下面的材料:

<blockquote>何時何地因何種原因受過何種處分:</blockquote><blockquote>1958年市茶葉公司合併到土產公司。(我)後到王家橋橘子加工廠任內箱組(組)長,還負(責)加工組工作。加工組的向玉英因(為同我)工作接觸較多,我驗收出口橘子(要求)太嚴,工人反(返)工太多,所以少數同志(對我)恨之入骨,造謠說我和向有兩性關係。(於是)就召開全公司群眾大會,團員大會,誹謗我亂搞兩性關係,道德敗壞,(是)國民黨殘渣餘孽,兵痞,混入解放軍內的階級異己分子,(還說我)偷橘子,作風非黨(常)惡劣等罪名,後宣佈兩條決定:一、開除我的團籍;二、開除我的公職。見我家庭生活困難,允許我在公司做小工。1960年5月,在新店門市部,女職工李明花給小孩餵奶,我就去逗她小孩,摸她小孩的下巴,不小心手指碰著了她的奶子,她打了我一耳光。公司說我流氓成性,累(屢)教不改,調戲婦人,開了我的批鬥會,不准我做小工了。李明花我們是老熟人,平時很隨便,也有些打打鬧鬧的事,她那天是有意出我的醜,打了我。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指引下,黨堅持了真理,修正了錯誤,貫徹實事求是的正確路線,使我蒙受不白之冤長達二十七年(之後),在今年12月五日給我徹底平了反,(讓我)從(重)見了光明。</blockquote>

我讀了一遍,有些讀不通,再讀一遍,默默加上括號裡的字,才明白是怎麼回事。

退休幹部吳大運的檔案也有意思,裡面有這麼一頁:

<blockquote>何時何地因何種原因受過何種處分:</blockquote><blockquote>1973年,我被抽在公司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演話劇。女演員林滿英從參加工作起就同我在一個科室,平時關係很好,但只是純潔的革命同志感情。我們平時也開開玩笑,都是很正經的。有回,演話劇《再上井岡》,中間有男女主角耳語的情節。先是我對林滿英耳語,我說:“滿英,我喜歡你。”其實是開玩笑,我已是有家有室的人了,她是才參加工作幾年的小姑娘。林滿英不敢不點頭,因為是在演戲。過會兒,輪到她同我耳語了,她罵我:“砍你腦殼!”我接了她的罵,也只好點頭,好像我同意她砍我的腦殼。再輪到我向她耳語時我罵了粗話,接下來就沒有耳語場面了,我看出林滿英心裡很氣的樣子,那天她演戲都不太對勁。戲演完了,退到後臺,林滿英過來說:“我要同你說清楚,你別走。”散後,我跟她到了河邊。我有些害怕,因為是我先惹她。她問我:“你為什麼要耍流氓?”我說:“我沒有耍流氓。我說喜歡你有什麼不可以的呢?我是真的喜歡你。”林滿英就哭了,說我欺負她。第二天,她把這事向組織上彙報了,我就被開除出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被戴上破壞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流氓的帽子……</blockquote>

吳大運的文字通順些,我翻翻他的學歷,原來是解放初的高中畢業生。

我突然有了一種窺探別人的衝動。現在我最想知道陳科長檔案裡有什麼好玩的東西。我找來她的檔案,從第一頁看起。她的第一份鑑定表是參加工作的第二年填寫的,時間是1972年。有點看頭的是她的自我鑑定一欄:

<blockquote>自我鑑定(政治思想及工作表現):政治立場堅定,革命警惕性高,敢於同一切反革命言行作堅決的毫不妥協的鬥爭。有一次,我看見同寢室的林滿英鞋墊上納有五角星,非常氣憤,當面批評她思想反動。我馬上將她的錯誤行為向組織上作了彙報,使她的反革命險惡用心沒有得逞。</blockquote><blockquote>刻苦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年之內我通讀了《毛澤東選集》四卷,深刻領會了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實質。晚上熄燈之後,我躲在被窩裡打著手電看毛選,結果被林滿英報復,她向組織上彙報,說我晚上躲在被窩裡看黃色書籍。後來組織上透過深入調查,證實她是誣陷。由於我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被突擊吸收為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這是我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是我第二次生命的開端。</blockquote><blockquote>工作積極肯幹,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髒。苦活爭著幹,累活搶著幹,髒活積極幹。工作不怕流汗,革命不怕流血。革命事業高於一切,工作是最快樂的事情。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blockquote>

陳科長的思想政治表現和政治學習都寫得很具體,還詳寫了事件,但寫到工作卻只有幾句空話。也許工作太瑣碎,不太好寫吧。她的檔案裡還有一段文字很有意思。這是過了幾年的事:

<blockquote>何時何地因何種原因受過何種處分:</blockquote><blockquote>1975年,我妹妹陳秋華和王為民談朋友。王為民同志經常到我家裡來玩兒。我作為姐姐,熱情招待他。我妹妹話不多,結果在我家裡的時候,我和王為民說話的機會還多些。我妹妹就起了疑心,說我搶她的男朋友。我說沒有,她不相信。後來,我妹妹就瘋了。她瘋了之後,我和王為民照顧她,勸她,給她看病。我妹妹只要看見我和王為民在一起,就要死要活。有一天,她看見我和王為民進屋來,就往外面跑,臥軌自殺了。組織上認為我對這事負有責任,給了我黨內嚴重警告處分。</blockquote>

我想知道她後來是不是同王為民結了婚,查了查她配偶的名字,令我失望,她配偶叫張永生。這名字聽上去像位革命烈士。

我猛然想起,一直沒有發現總經理劉雅文的檔案。查了查索引表,見上面沒有他的名字。怎麼回事呢?我首先想到的是丟失檔案的責任,我接手檔案沒有同任何人辦移交,倘若少了誰的檔案,就說不清了。我馬上跑去辦公室問,陳科長,怎麼沒看見劉總經理的檔案?

陳科長望著我笑笑,問,你想看劉總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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