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红梅走之前,回头看了她一眼,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小姑娘,年纪轻轻的,别做那些让人戳脊梁骨的事。好好找个人嫁了,比什么都强。”
赵美芳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家。出了火车站她一路上低着头,走得很慢,觉得街上每个人都在看她,都在笑话她。回到家,她妈正在院子里晒衣服,看见她的脸色吓了一跳:“美芳,你咋了?脸色这么白?”
赵美芳没说话,直接进了屋,把门关上了。她妈追过来敲门,她不开,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她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丢人是丢人了,但工作还在,日子还能过。
没过几天,供销社主任找她谈话了。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说话很和气,和气得不正常。她让赵美芳坐下,倒了杯水,然后说:“小赵啊,你最近是不是在外面惹了什么麻烦?”
赵美芳心里咯噔一下:“没有啊,主任。”
主任看了她一眼,叹了口气:“有人写了举报信到上面,说你生活作风有问题,在单位门口闹事,影响很不好。上面很重视,让我们调查。”
赵美芳的脸一下子白了:“主任,那是误会——”
“是不是误会,不是我说了算。”主任打断她,“上面已经定了调子,要严肃处理。你也别怪我,我也是没办法。”
赵美芳的工作就这么没了。就是主任找她谈了一次话,让她“回去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工资就停了,岗位就没了。她去找过、闹过、写过申诉信,全都石沉大海。她爸托人打听,人家说得含含糊糊,但意思很明白——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这事儿翻不了盘。
她妈在家里哭了好几场,她爸抽了一宿的烟,最后说了一句:“换个地方吧,这儿待不下去了。”
赵美芳没哭。她坐在自己屋里,盯着墙上的镜子,看着镜子里那张白净的脸,忽然觉得一切都像是做梦。几个月前她还在供销社上班,穿着体面的衣裳,每个月有工资,还有人追。现在什么都没了——工作没了,名声没了,连老周那二十块钱也没了。
她恨老周,更恨孙红梅。可她恨有什么用?人家是革委会副主任的闺女,她是什么?一个被开除了的售货员,连工作都没了,拿什么跟人家斗?
孙红梅这边倒是舒坦了。赵美芳被开除的消息传过来,她正在家里吃晚饭。老周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一边说一边看她的脸色。孙红梅夹了一筷子菜,嚼了咽下去,只说了一句:“知道了。”老周看不出她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不敢多问,埋头扒饭。
孙红梅放下筷子,看着他:“我跟你说个事。我爸那边有个机会,调去省城,那边有个新单位,待遇比这边好。我打算过去。”
老周愣住了:“去省城?那这边——”
“这边不干了。”孙红梅说得轻描淡写,“房子也退了,东西该卖卖该送送。你那边的工作我也帮你问过了,省城运输公司缺人,你去了还干老本行。”
老周张着嘴,半天合不拢。去省城?他这辈子最远就去过县城,省城是什么样他都不知道。可他不敢说不去。孙红梅说去,那就得去。他点了点头:“行,听你的。”
孙红梅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翘了翘:“你放心,到了那边没人认识你,也没人认识我。咱们重新开始。”
老周心里头五味杂陈,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重新开始——这话听着好听,可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但他不敢多想,孙红梅说什么就是什么。
搬家的事定在下个月。东西不多,值钱的也就那几件家具,孙红梅说家具不带了,到了省城买新的。老周心疼钱,但没敢说。他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了两个纸箱子,又检查了一遍车,准备到时候自己开车拉过去。
走的前一天晚上,老周喝了点酒。不是跟别人喝的,是自己在家喝的。孙红梅回娘家跟她爸妈告别去了,他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倒了一杯白酒,就着一碟花生米,慢慢喝。电视开着,里面放什么他也没看。他就那么坐着,一杯接一杯地喝,喝到第三杯的时候,眼眶突然红了。
他说不清楚为什么想哭。不是因为舍不得这个地方——他对这个地方没什么感情。也不是因为舍不得谁——他在这边连个知心朋友都没有。就是觉得心里头堵得慌,像是有什么东西压着,喘不上来气。
他又倒了一杯,一口闷了。酒辣得他直咧嘴,眼泪掉下来了,不知道是辣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用手背抹了一把脸,又倒了一杯。花生米吃完了,他就干喝,一杯接一杯,喝到最后,瓶子空了,他靠在椅子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半夜,孙红梅回来,看见他歪在椅子上,满屋子酒气,气得骂了一句,去拉他起来。他的手冰凉冰凉的,怎么都拉不动。孙红梅又骂了一句,去推他的肩膀,他的身体歪了一下,从椅子上滑下来,脸朝下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孙红梅愣了一秒,蹲下去翻他的身子。他的脸紫得发黑,嘴唇青紫,眼睛半睁着,瞳孔散了。
“老周?老周!”孙红梅的声音尖得刺破了整个夜空。
没有人应她。老周趴在地上,身体已经开始发硬了。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棉袄上全是酒渍,散发着刺鼻的酒气。他走了。走在他以为一切都要重新开始的前一天晚上。走在他以为终于可以摆脱赵美芳、摆脱那些破事、跟着老婆去省城过好日子的前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