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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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乙本）原本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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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竹坡批評繡刻八才子新鐫繡像批新刻繡像批

第一奇書金瓶梅 詞話 評原本金瓶 評金瓶梅

（吉林大學藏本）（傅惜華舊藏）（殘本）（吳曉鈴藏抄本）

二、崇禎本和萬曆詞話本的關係

崇禎本與萬曆詞話本相同又相異，相異而又相關。茲就崇禎本與萬曆詞話本明顯的相異之處，考查一下二者之間的關係。

一、改寫第一回及不收欣欣子序。崇禎本把第一回“景陽岡武松打虎”改為“西門慶熱結十弟兄”。從開首到“知縣升堂，武松下馬進去”，是改寫者手筆，以“財色”論作引子，寫至十弟兄在玉皇廟結拜。文句中有“打選衣帽光鮮”、“看飯來”、“哥子”、“千百斤水牛般氣力”等江浙習慣用語。“武松下馬進去”以後，文字大體與詞話本同，刪減了“看顧”、“叉兒難”等詞語。改寫後，西門慶先出場，然後是潘金蓮嫌夫賣風月，把原來武松為主、潘金蓮為賓，改成了西門慶、潘金蓮為主、武松為賓。改寫者對《金瓶梅》有自己的看法，他反對欣欣子的觀點，因此把詞話本中與欣欣子序思想一致的四季詞、四貪詞、引子，統統刪去了。

欣欣子序闡述了三個重要觀點：第一、《金瓶梅傳》作者是“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第二、《金瓶梅傳》是發憤之作，作者“爰罄平日所蘊者，著斯傳”。第三、《金瓶梅傳》雖“語涉俚俗，氣含脂粉”，但不是婬書。欣欣子衝破儒家詩教傳統，提出不要壓抑哀樂之情的進步觀點。他說：“富與貴，人之所慕也，鮮有不至於婬者；哀與怨，人之所惡也，鮮有不至於傷者。”這種觀點與李贄反對“矯強”、主張“自然發於性情”的反禮教思想是一致的。崇禎本改寫者反對這種觀點，想用“財色”論、“懲戒”說再造《金瓶梅》，因此他不收欣欣子序。而東吳弄珠客序因觀點與改寫者合拍，遂被刊為崇禎本卷首。

二、改寫第五十三、五十四回。崇禎本第五十三、五十四兩回，與詞話本大異小同。詞話本第五十三回“吳月娘承歡求子息，李瓶兒酬願保官哥”，把月娘求子息和瓶兒保官哥兩事聯絡起來，圍繞西門慶“子嗣”這一中心展開情節，中間穿插潘金蓮與陳經濟行婬、應伯爵為李三、黃四借銀。崇禎本第五十三回“潘金蓮驚散幽歡，吳月娘拜求子息”，把潘金蓮與陳敬濟行婬描寫加濃，並標為回目，把李瓶兒酬願保官哥的情節作了大幅度刪減。改寫者可能認為西門慶不信鬼神，所以把灼龜、劉婆子收驚、錢痰火拜佛、西門慶謝土地、陳經濟送紙馬等文字都刪去了。崇禎本第五十四回把詞話本劉太監莊上河邊郊園會諸友，改為內相陸地花園會諸友，把瓶兒胃虛血少之病，改為下淋不止之病。瓶兒死於血山崩，改寫者可能認為血少之症與結局不相符而改。上述兩回，儘管文字差異較大，內容亦有增有減，但基本情節並沒有改變，仍可以看出崇禎本是據萬曆詞話本改寫而成，並非另有一種底本。

值得注意的是，詞話本第五十三、五十四兩回與前後文脈絡貫通，風格也較一致，而崇禎本這兩回卻描寫粗疏，與前後文風格亦不太一致。例如讓應伯爵當西門慶面說：“只大爹他是有名的潘驢鄧小閒不少一件”，讓陳敬濟偷情時扯斷潘金蓮褲帶，都顯然不符合人物性格，手法拙劣。

三、崇禎諸本均避崇禎皇帝朱由檢諱，詞話本不避。如詞話本第十七回“則虜患何由而至哉！”、“皆由京之不職也”，崇禎本改“由”為“繇”；第九十五回“巡檢司”、“吳巡檢”，崇禎本改“檢”為“簡”。此一現象亦說明崇禎本刊刻在後，並系據詞話本而改。

四、崇禎本在版刻上保留了詞話本的殘存因素。北大本第九卷題作“新刻繡像批點金瓶梅詞話卷之七”，這是崇禎本據詞話本改寫的直接證明。此外，詞話本誤刻之字，崇禎本亦往往相沿而誤。如詞話本第五十七回：“我前日因往西京”，“西京”為“東京”之誤刻，崇禎本相沿；詞話本第三十九回：“老爹有甚釣語分付”，“釣”為“鈞”之誤刻，北大本、內閣本亦相沿。上述殘存因素，可以看作是崇禎本與其母體《新刻金瓶梅詞話》之間的臍帶。

五、其他相異之處：崇禎本刪去詞話本第八十四回吳月娘為宋江所救一段文字；崇禎本改動詞話本中部分情節；崇禎本刪去詞話本中大量詞曲；崇禎本刪減或改動了詞話本中的方言語詞；崇禎本改換了詞話本的回首詩詞；崇禎本比詞話本回目對仗工整；等等。

大量版本資料說明，崇禎本是以萬曆詞話本為底本進行改寫的，詞話本刊印在前，崇禎本刊印在後。崇禎本與詞話本是母子關係，而不是兄弟關係。

崇禎本刊印前，也經過一段傳抄時間。謝肇淛就提到二十卷抄本問題。他在《金瓶梅跋》中說：“書凡數百萬言，為卷二十，始末不過數年事耳。”這篇跋，一般認為寫於萬曆四十四年至四十六年（一六一六──一六一八）。這時謝肇淛看到的是不全的抄本，於袁宏道得其十三，於丘諸城得其十五。看到不全抄本，又云“為卷二十”，說明謝已見到回次目錄。二十卷本目錄是分卷次排列的。這種抄本是崇禎本的前身。設計刊刻十卷詞話本與籌劃改寫二十卷本，大約是同步進行的。可能在刊印詞話本之時即進行改寫，在詞話本刊印之後，以刊印的詞話本為底本完成改寫本定稿工作，於崇禎初年刊印《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繡像評改本的改寫比我們原來想象的時間要早些。但是，崇禎本稿本也不會早過十卷本的定型本。蒲安迪教授認為，崇禎本的成書時間應“提前到小說最早流傳的朦朧歲月中，也許甚至追溯到小說的寫作年代”（《論崇禎本金瓶梅的評註》），顯然是不妥當的。從崇禎本的種種特徵來看，它不可能與其母本詞話本同時，更不可能早於母本而出生。

三、崇禎本評語在小說批評史上的重要地位

崇禎本評語是古代小說批評的一宗珍貴遺產。評點者在長篇小說由英雄傳奇向世情小說蛻變的轉折時期，衝破傳統觀念，在李贄、袁宏道的“童心”、“性靈”、“真趣”、“自然”的審美新意識啟示下，對《金瓶梅》藝術成就進行了開拓性的評析。評點者開始注重寫實，注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品鑑，在馮夢龍、金聖嘆、李漁、張竹坡、脂硯齋之前，達到了古代小說批評的新高度。其主要價值有如下幾點：

（一）肯定《金瓶梅》是一部世情書，而非婬書。評點者認為書中所寫人事天理，全為“世情所有”，“如天造地設”。評點者第一次把《金瓶梅》與《史記》相提並論，認為《金瓶梅》“從太史公筆法來”，“純是史遷之妙”。評點者批判了婬書論，他說：“讀此書而以為婬者、穢者，無目者也。”明末《金瓶梅》評論有三派觀點。第一，從進步文藝思潮出發，對《金瓶梅》的產生表示驚喜、讚賞，以欣欣子、袁宏道、謝肇淛為代表。第二，接受進步思潮影響，又受傳統觀念束縛，對此書持又肯定又否定態度，認為此書是婬書、穢書，所以要刊印，蓋為世戒，非為世勸，以東吳弄珠客為代表。第三，固守傳統觀念，持全盤否定看法，認為此書婬穢，壞人心術，決當焚之，以董思白為代表。崇禎本評點者鮮明地批評了第二、第三兩種觀點。

（二）分析了《金瓶梅》中眾多人物的複雜性格。魯迅曾指出，《紅樓夢》的可貴之處在於它突破了我國小說人物塑造中“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傳統格局。其實，最早突破這一格局的應該是《金瓶梅》。《金瓶梅》已經擺脫了傳統小說那種簡單化的平面描寫，開始展現真實的人所具有的複雜矛盾的性格。對於這一點，崇禎本評點者注意到了。他在評析潘金蓮時，既指出她的“出語狠辣”，“俏心毒口”，慣於“聽籬察壁”、“愛小便宜”等弱點，也讚美她的“慧心巧舌”、“韻趣動人”等“可愛”之處。評析李瓶兒時，既說她“愚”、“淺”，也指出她“醇厚”、“情深”。即使是西門慶，評點者亦認為作者並非把他寫得絕對的惡，指出“西門慶臨財往往有廉恥、有良心”，資助朋友時“脫手相贈，全無吝色”。尤其可貴的是，評點者衝破了封建傳統道德的束縛，對潘金蓮這樣一個“婬婦”，處處流露出讚美和同情。在潘金蓮被殺後，評點者道：“讀至此，不敢生悲，不忍稱快，然而心實惻惻難言哉！”這是對一個複雜形象的充滿矛盾的審美感受。

（三）評析了作者刻畫人物的傳神技巧。評點者說作者“寫笑則有聲，寫想則有形”，“並聲影、氣味、心思、胎骨”俱摹出，“真爐錘造物之手”。他特別讚賞對潘金蓮的刻畫，說其“撒嬌弄痴，事事堪入畫”，其“靈心利口”，“乖恬”“可愛”。在四十三回作者寫金蓮喬妝假哭時，評點者道：“倔強中實含軟媚，認真處微帶戲謔”，點出作者不僅善於描摹人物的聲容笑貌，還能借形傳神，展現人物的內心世界。

（四）崇禎本評語顯示了評點者新的藝術視角。傳統的評論重教化而不重審美，重史實而不重真趣。評點者衝破這種傳統，從新的藝術視角對《金瓶梅》全面品評。他稱作者為“寫生手”，很多評語肯定作品的寫實特點，白描手法，一再評述作者的藝術真趣。通俗、真趣、寫生，這種新和藝術視角，反映了萬曆中後期的美學追求。馮夢龍的“事贗而理真”論，金聖嘆的性格論，李漁的幻境論，張竹坡的情理論，脂硯齋的“情情”論，使古代小說批評達到成熟與繁榮的高峰，而早於他們的崇禎本評點者，對明清小說批評的發展，可以說起了奠基與開拓的作用。

袁宏道在一六九五年傳遞了《金瓶梅》抄本的第一個資訊，驚訝《金瓶梅》的出現，肯定《金瓶梅》的自然之美。謝肇淛在《金瓶梅跋》中稱此書為“稗官之上乘”，作者為“爐錘之妙手”，特別評述了作者寫人物“不徒俏其貌，且並其神傳之”的特點。崇禎本評點，可以看作是袁宏道、謝肇淛對《金瓶梅》評價具體化的審美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