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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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閱薛史，不知歐公之簡嚴。

——趙翼《廿二史札記》

歐陽修撰《五代史記》（後世稱為《新五代史》）的出發點之一，在於他認為官修的《五代史》（薛居正等撰，史稱《舊五代史》）繁瑣失真，未能起到垂戒後世的作用。歐陽修一反薛史的做法和體例，重褒貶，尊義理，深得《春秋》和《史記》筆法之精微，歷來為史學界所稱道。陳寅恪在《贈蔣秉南序》中曾說：“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反之醇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趙甌北也稱讚此書“寓春秋書法於紀傳之中，雖史記亦不及”。

五代之篡弒相尋、奇禍相續，幾至於朝不保夕，在中國數千年曆史上，巨創深痛恐無出其右者。五代於中原歷梁、唐、晉、漢、周諸朝，在其它地區，也有吳、南唐、前蜀、後蜀、閩等十國之割據政權。以中原而論，歷時五十三年，易五姓，有十三君；在這些君王中，被弒而不得善終者，竟有八人；長命的王朝不過十多年，短的也就三四年而已。推究考辨這五十三年的歷史，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亂世的由來，也就是說，這樣一個骨肉相殘、人倫夷滅的時代是如何造成的。如果說，“唐肇五代之亂”是一個歷史共識，如果說，安史之亂所導致的藩鎮割據是五代的源頭之一，那麼，對唐代的政治、文化和典章制度本身加以檢討就十分關鍵——這恐怕也是宋代政權一反唐弊，在政治制度方面開出新局的原因之一。

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對制度方面的考量尤為留意。此前他與宋祁在編撰《新唐書》時，對典章制度的重視眾所周知，細大不捐，論辨不厭其煩。由於五代實無任何穩定的“制度”和禮樂文章可言，所以，當他發出“嗚呼，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這樣的悲嘆時，其內心的沉痛可想而知。但我覺得，歐公在這部歷史著作中最為關心的犖犖大端，仍在道德層面。所謂禮樂崩壞、綱常道絕、世道人心魚爛而不可救。這與後來黃宗羲、顧炎武總結明亡教訓的思路一脈相承。用錢穆的話來說，所謂亂世，先亂在我們心上。要挽救時弊，首先得匡風氣，正人心。

不過《新五代史》最讓我折服的地方，莫過於它的春秋筆法：辭近義遠，褒貶精審，確乎當得起趙甌北所推許的“簡嚴”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