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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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到過印度的中國人都喜歡將兩個國家的方方面面加以比較，比較的範圍涉及GDP、一般社會狀況、發展模式、教育、經濟，乃至於軍事。這或許是一種本能，據說印度的朋友們也有同樣的嗜好。我們這次來印度，是應Almost Island雜誌社的邀請，參加在新德里舉辦的中印作家會議，這是一個難得的機緣，為我們近距離了解印度的文化和知識界的狀況提供了一個契機。按照阿希斯·南地先生的描述，這是中印作家之間第一次較大規模的文化交流活動。儘管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南地這一說法的可信性，但所有與會的中國作家都為此十分吃驚。因此，南地先生動情地將這次交流描述為兩個文明（而非文化）之間的對話，就變得可以理解了。在中印作家會議舉辦的同時，南地先生的退休儀式也在新德里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齊聚這裡，向這位享譽國際的著名學者表達敬意。出人意料的是，南地先生不僅參加了大部分對話活動，而且在第一次的會議上作了長篇發言。要想完整地複述他發言的所有內容是不現實的，但其中有四個方面的內容給我留下了較深的印象，因此簡略記在下面，以供讀者參考。

首先，南地對西方的“民族國家”理念進行了系統的反思。他在比較了印度獨立前後的民族、宗教、文化和社會狀況之後指出，正是“民族國家”觀念的確立和神話化，凸顯並放大了印度的民族和宗教問題，加劇了民族、教派之間的隔閡、仇恨、衝突和大規模流血。

其次，南地先生論述了文明和文化中“記憶和遺忘”的關係。他認為遺忘作為記憶的一種特殊形式更值得關注。他倒沒有在本雅明或普魯斯特的意義上對這個問題加以修辭學的展開，而是再次將它拉回到社會政治層面，作為對“民族國家”觀念反省的一個延續。他舉例說，他曾訪問過那些在民族或種族衝突中失去親人的家庭，令他感到震驚的是，倖存者對於殺害他們親人的兇手沒有絲毫的仇恨，原因是他們“已經將事件遺忘了”。既然衝突的雙方本來互不相識，仇恨又是從哪裡來的呢？只能出於特殊的意識形態的人為建構，而記憶則在其中扮演了一個十分曖昧的角色。那麼，被過分強調的“仇恨記憶”與意識形態話語特別是“民族國家”理念是一種什麼關係呢？南地沒有進行進一步的說明，不過，他的思路和邏輯是十分清晰的。

第三，南地談到了歷史敘事問題。他特別強調民間說唱、口頭文學、神話和傳說在歷史敘事中的作用。他並未向後現代主義理論那樣，在所謂的宏大敘事與碎片化敘事之間製造簡單對立，也沒有在精英與大眾、純文學與通俗文學之間設立非此即彼的選項，甚至也不是透過凸顯“聲音”的作用而貶抑“文字”。在我看來，南地的真正意圖是希望對十八世紀以來的知識生產過程進行嚴肅的反省。他認為，印度和中國的神話、傳說、頌偈和諺語不僅僅是歷史的風景，實際上一直在社會生活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由此，南地先生將話題轉入最後一個方面，即空間和時間的關係問題。

他認為，我們這個世界充斥著形形色色的空間性概念，而這些概念都在不約而同地取消時間的向度。現代主義透過空間來置換時間的修辭學影響深遠，但這些豐富複雜的空間細節卻沒有被充分地歷史化。然而，正是在時間意義上，印度、中國、西方漫長的文化和文學實踐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價值理念，特別表現在對於生命意義的理解方面。

南地發言之後，會議的主持人、Almost Island雜誌主編莎米斯塔·莫漢蒂女士，特別邀請中方學者李陀先生對南地的發言進行回應。李陀在對南地的即興發言作了簡單的評述之後，立即將話題轉入到對“現代主義”的反思領域。從表面上看，李陀的發言另闢蹊徑，但他的實際用意，也許是透過“現代主義”這個公案，對南地提出的一系列看法逐一進行回應。所以，兩位學者的發言雖各有側重，實際上在許多問題的看法上多有交集，互相發明。這也從一個側面表現出中印知識界在文化和文學領域確有諸多接近或相似的看法。李陀回顧了現代主義在西方生成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並著重介紹了現代主義作為一種輸入性話語在中國的實踐，特別是這一實踐與中國現代社會的政治文化價值觀念變革之間的複雜關係。南地對李陀的發言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足以證明“現代主義”也是他所關心的重要問題之一，可惜限於時間，兩位學者之間的對話未能充分展開。

接下來的兩天會議，由莎米斯塔和北島共同主持，仍由來自香港嶺南大學的沈雙教授擔任翻譯。雖然大部分印度作家的英語都十分出色，但印度語言狀況的複雜程度卻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據說，印度現在通行的語言就有二十幾種之多，有幾位印度作家的發言需要透過多重語言的翻譯，才能最終抵達漢語。因此翻譯的困難、理解上的歧義導致了會議的冗長是顯而易見的。

我記得第二天的會議是在室外進行的，輪到詩人歐陽江河發言時，時間已過了正午。這就使得歐陽江河很不幸地將自己置於了某種尷尬的境地：詩人卓越的想象力和雄辯之引人入勝自不待言，但同時也使得我們飢餓難忍，作家們當然有足夠的耐心和優雅抵禦飢餓導致的分神，可是在天空盤旋的幾隻鷹隼卻早已失去了耐心，它們的憤怒很快就變得歇斯底里。會議結束後，我們剛剛在餐桌旁坐定，一隻兇猛的老鷹（有人說是禿鷲，但翟永明堅持認為那是一隻烏鴉）突然俯衝下來，掠過我的耳際，直撲歐陽江河。它那巨大的翅膀扇在我的臉上，留下一陣火辣辣的疼痛，足見《紅樓夢》中馮紫英在鐵網山被兔鶻“捎了一翅膀”的經歷絕非虛構。我們還沒有回過神來，老鷹已經將江河盤中的牛排高高叼起，一轉眼消失在雲端之上。翟永明在驚駭之餘，當即賦詩一首，題目就叫做《烏鴉撲向烏鴉嘴》。好在江河驚魂未定，對翟永明詩中的揶揄意味不甚了了，和我們一起縱聲大笑。

在新德里的四天裡，印度方面為我們安排的活動十分頻密。除了上午的會議之外，下午通常安排遊覽觀光或走訪新德里的平民街區，晚上則舉行詩歌和小說朗誦會，甚至還請來印度有名的歌手來酒店舉行演唱會，其目的大概是為了讓我們在短暫的停留期間，儘可能多地瞭解印度的方方面面。

在貧民街區一棟破舊建築的二樓，我們被邀請參加一次座談。新德里知識界透過基金會的資助，在這個街區設立了一個教育支援專案。參加這個專案的都是十幾歲的孩子，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沒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因此在繁重的體力勞動的間隙，自願參加這個專案的學習。教師們由學者、作家和藝術家擔任，教師的選擇既注重道德知識水平，也充分考慮了教師們個人的就業狀況。比如，這個專案的主要負責人就是一位腿腳不便的藝術家，他的博學、謙遜和敬業態度給我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我的第一感覺，這個專案好像有些類似於中國五六十年代的農民夜校，可稍作了解又發現兩者完全不同。這個專案的初衷並不是為了幫助這些貧窮的孩子識字，或接受一般的文化教育，而是透過輔導孩子寫作、繪畫、攝影讓他們學會用自己的眼睛去發現記錄日常生活的美和真實，從而發出他們自己的聲音。一位教師介紹說：他們正在進行的一個計劃，就是指導孩子們透過照相機的鏡頭去儲存街區的日常生活記憶——這些街區在印度現代化的程序中每時每刻都在發生巨大的變化。孩子們的文學作品已經有很多公開出版發行，其中有一些被譯成了外語。這個簡陋卻又非常整潔的工作室帶給我們持久的感動。為了將工作室不多的幾張椅子讓給我們，孩子們一律席地而坐，看上去即嚴肅又天真，即熱情又充滿自尊，每個人都儼然是一個哲學家。在交談中，他們不時引用德里達、福柯、卡夫卡和本雅明，讓所有的中國作家驚詫不已。

在中國，富裕階層對底層的援助在相當程度上還停留在物質層面，比如寄贈書籍、捐贈衣被、援建希望小學等等，官方機構和個人的支教活動仍然是作為國家義務教育的輔助專案而展開的，其目的不外乎應試和識字。中國目前方興未艾的所謂底層文學仍然由知識分子、職業作家親自出馬輸出自己的價值理念，對底層給予同情，這實際上是現代啟蒙運動扭曲性的延續，而完全忘記了底層的農民或農民工並無閱讀那些作品的能力，忘記了雷蒙·威廉斯所提醒的：底層悲慘的社會狀況往往是作為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生活的某種肯定和滿足而被消費的。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中國的上述做法完全不必要，而是說如何讓底層發出他們自己的聲音，這一關鍵問題還基本上沒有進入中國知識界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