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所學校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在當時的生產隊裡，勞動力一般分成甲、乙、丙三個等級。甲等勞動力大多是些男女青壯年，結婚生子後的婦女一般被劃入乙等，而丙等勞動力只能是一些老頭老太了。但這種按年齡劃分勞動力等級的做法也並非絕對，還要考慮到社員的身體狀況、對農事稼穡的熟悉程度以及生產積極性等因素。五十出頭的老頭由於膂力過人而被劃入甲等的例子也並不少見。當然，丙等還不是最低的。在我們的生產隊裡，最讓人瞧不上的勞動力大概就是從上海來的那幫插隊知青了。他們什麼活也幹不了。說他們分辨不出麥子與韭菜，大概有點誇張，可讓他們在除草時準確地區分秧苗和稗子，簡直是太難了。這些人一個個膽小如鼠，見到蛇就嚇得到處亂跑。我曾親眼看見一個知青挑稻子，扁擔剛剛落到他的肩膀上，就自動滑落了。一連幾次都是如此。最後，這名知青對隊長說：“沒有辦法，我的肩膀天生是圓溜溜的，壓不得扁擔，還是讓我去幹點別的吧。”除了出出黑板報，搞點慰問演出之外，他們下地幹活也就是裝裝樣子而已。

奇怪的是，我們這些十多歲的孩子作為勞動力在投入生產的過程中，一般會被評為乙等。一個甲等勞動力全年的工分大約是一千二，而初中以後我們這些孩子的工分也會接近八百，這也許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們參加生產勞動的頻密程度。事實上，每年三個月的寒暑假，我們當然會和社員們一起下地，而每年的春夏之交和秋冬之交各有一個月左右的農忙季節，這時，學校往往會以 “學農”的名義放假，讓我們回到各自的生產隊參加“雙搶”。所謂的“雙搶”，在春末是搶收麥子，搶插水稻秧苗，在秋末則是搶收稻穀，搶種冬小麥。這還不包括每天早上6點至7點半的早工，午間的除草、施肥和積肥，晚上的開夜工脫粒。這樣算起來，我們每年花在農事上的時間至少不會少於在學校的學習時間。繁重的體力勞動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學校自然就成了逃避勞動的天堂，只有傻瓜才會逃學或曠課。相反，我們在上課時，某一位同學被父親或是母親揪著耳朵拽回家去幹活的事，倒是時有發生。

生產隊有專人負責敲鐘。鐘聲一響，社員們就會丟下碗筷，趕往村中的打穀場集合排隊。首先是隊長講話——既有政治形勢，也有生產動員，最重要的當然是勞動分工。通常社員們會被分為四至五個勞動小組，由組長帶隊，從事完全不同的生產序列。刨地的刨地，拔秧的拔秧，挑糞的挑糞，採桑的採桑。生產隊長或副隊長會四處巡查，察看進度，如有必要，也會臨時調配人力。

一天的勞動結束之後，全體社員會在晚飯後集中到記分員的家中，參加工分的民主評議。因為記分員也要參加勞動，她（他）不可能獲悉每一個社員在勞動中的表現。在評議過程中，首先由社員本人陳述一天的勞動狀況，並提出自己應得的工分數，交由社員們集體討論，適當增減。我參加過很多次這樣的評議，但從未見到評議中發生爭執的情況。社員們對於“公論”的信賴十分明顯，這種公論的存在不僅保證了分配的相對合理，同時也是激發社員勞動積極性的重要保證。

自從一九八一年去上海讀大學至今，我不知不覺中已在城市裡生活了將近三十年。七十年代的農村生活與如今的城市生活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經驗。不管你是否願意，將這兩種經驗進行比較，往往會成為習慣的一個部分。思考的角度和切入點不同，答案也會完全不一樣。比如就我的經驗而言，在對兒童的教育方面，七十年代的農民對待孩子的方式也許是今天城市裡的父母難以想象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大人們從未將我們當做孩子看待。儘管大人們時常體罰自己的孩子，但它並不影響他們對孩子真正的尊重。成人世界幾乎所有的奧秘都是向兒童敞開的。

不過話說回來，這種尊重可不是什麼好事。舉例來說，孩子雖然只有七八歲，父母都下地幹活去了，如果不讓孩子學會做飯，那麼他們中午回來吃什麼呢？大人們將不諳世事的孩童強行拉入成人世界，除了情勢所迫之外，也有代代相傳的積習所起的作用——在這個傳統中，現代意義上的兒童尚未誕生。總而言之，大人們根本沒有什麼耐心等待你慢慢長大，而是一下子就將你的童年壓扁了。當然，這種教育或對待，也並非沒有好處。日本學者柄谷行人曾比較過傳統和現代社會對待孩子的方式，其結論似乎讓人大吃一驚：在傳統社會中，真正意義上的兒童是不存在的。兒童，乃是近代才被“發現”或“發明”的一種新生事物。柄谷認為，現代人與兒童打交道的方式，是建立在將兒童視為一種特殊動物的基礎上的。由於這種動物在成長過程中與成人世界的人為隔絕，等到他們在十八歲之後被投放到社會中去，他們與這個社會的緊張關係是不言而喻的。交往恐懼等精神問題只不過是後果之一。

在高考制度恢復之前，對絕大部分家長而言，孩子上學不過是識幾個字而已。一般來說，初中或高中畢業後，他們照例將要複製他們父母的一生。家長們很少關心孩子的學習成績，倒是對他們在文藝表演方面的成長比較留意，異想天開地希望孩子將來被選拔進縣裡的文工團、公社的文化站或成為大隊裡的文書一類的角色。我曾三次參加各類文藝團體的面試，每次都落選了。而我們班的孫小康同學則順利地被招進了縣文工團，當了一名二胡演奏員，一時間在我們那個村莊裡成為爆炸性新聞。當然，父母們更重視的，還是對孩子生產和生活技能的學習和訓練。需要說明的是，這種訓練或學習過程，並不意味著大人會教你什麼。他們掛在嘴邊上的一句話是：需要教的孩子是不會有出息的。相對於“教”，他們更重視“看”。

我記得第一次下地插秧時，母親將我領到水田邊，幫我拉好秧繩，拋下幾個秧把子，轉身就走了。我問她怎麼插秧，她說，別人怎麼插，你就怎麼插。我曾多次央求父親教我游泳，每次都遭到了他的拒絕，他的理由永遠是：這還需要教嗎？我讓他教我捕魚方法，教我製作“棺材弓”抓黃鼠狼，他總是說，不用教，你慢慢就會了。還真是這樣，所有這些本領，我們自然而然就會了。在農村，很少有什麼技藝是被教會的，農事如此，遊戲如此，待人接物、迎來送往的禮儀也是如此。我到今天也想不起來是如何學會游泳和騎腳踏車的。大人們通常直接將你拋入實踐，而所謂的技巧或技藝都是實踐的後果而非前提。舉例來說，在插秧時，你的雙腳踩在汙泥中向後退的過程中，不能將腳提起來。這是插秧的要點之一。但這確實不需要有人來教你，因為你若是將腳提起來，剛查下去的秧苗就會跟著浮起來，漂在水面上，太陽一曬，秧苗就死了。那麼，怎麼辦呢？你在後退的過程中，只能讓腳在汙泥中拖行。這是最簡單不過的事，在實踐中，你會立刻知道要如何去做。

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生活和勞動技能的訓練固然十分重要，但它仍然不是最為關鍵的環節。在我們老家，大人們經常向你灌輸的最為重要的理念，是如何與他人相處、打交道，簡言之，如何待人接物。按照他們頗為世故的邏輯，一個人不認識字可以有飯吃，但若是不認識人，是絕對不會有飯吃的。對人的認識，必然要求孩子及早向兒童意識告別，瞭解成人世界的真相，特別是成人世界的規則。我們很早就被告知，這個世界的執行規則，從外表看充滿了鮮花和笑臉，而其內在機理實際上是十分危險的。規避危險的前提，必須建立在對人的基本判斷之上。而這種教育或規訓的基本方法，就是將成人世界的所有奧秘無保留地呈現在你的面前。這當然十分殘酷。正因為如此，與城市裡的孩子相比，農村的孩子要早熟得多。我這裡所說的“早熟”，當然也包括“性”。

在七十年代的農村，關於“性”的知識幾乎是完全公開的，其傳播的深度和廣度都已達到令人吃驚的程度。農民們在幹活時的隨便的玩笑和閒聊，比任何毀禁小說都要“黃”得多。我至今不太明白的是，他們為何會當著孩子的面說出那些“令人髮指”的昏話，究竟是出於無心，還是故意讓我們一飽耳福。那些最粗俗、直接、汙穢的話語，由於極不雅馴，不便一一記述，此處僅舉一例，或可說明那時農村性知識的“解神秘化”程度。到了上海之後，我也曾目睹過城裡人鬧洞房的禮俗：什麼新郎新娘當眾接吻啦，什麼新郎新娘同時咬住一塊水果糖啦，城裡人也許將它視為一種開化或開放的標誌，但在我們這些鄉下人看來，這種拙劣的表演十分乏味、毫無創意。須知在七十年代農村的“鬧洞房”禮俗中，被捉弄的物件根本不是什麼新郎新娘，而是新娘和公公。這是每一場婚禮的高潮和壓軸大戲。在婚禮的尾聲，公公頭戴一頂破草帽，手執一根扒灰的木榔頭粉墨登場，當眾表演與兒媳“扒灰”的整個過程。扒灰者，偷錫（媳）也。面對賓客的刻毒提問，公公都必須面帶笑容地“照實”回答，一直到客人滿意為止。出於對新娘的尊重，兒媳無需直接介入遊戲，通常只在一旁傻笑而已。

不過話說回來，真正的偷媳之事，在現實生活中絕少發生。而一般意義上的男女苟且之事，倒是較為常見。今天再來回憶那時的生活，讓我感到奇怪的，不是這一類事情的頻繁程度，而是當事者的態度。在我的記憶中，從未發生過什麼人因為婚外情而大打出手或殺人放火之事，大人們通常只是心照不宣而已。我們村有一個拖拉機手與一個有夫之婦偷情，女人的丈夫是個拉著不走、打著倒退的老實人，對此事假裝不知。但後來，居然發展到拖拉機手大白天潛入女人家中，關起門來幹好事的地步。女人的婆婆被徹底地激怒了，她找來一個小板凳，堵在兒子家的門口。事情明擺著：老人一刻不走，拖拉機手一刻不能回家。眼看著紅日西墜，天色將晚，全村的人都為拖拉機手捏著把汗，最後婦女們主動去做那老太太的工作，好說歹說將她哄走，給拖拉機手爭取倉皇出逃的機會。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那時的農村是一個亂性世界，事實上，大部分婦女對貞節都看得很重，可反過來說，“性”這種事，對他們來說實在是一種十分自然的行為，沒有什麼神秘之處，他們的態度通常更為大度、開通而已。

最後說說桑林。讀大學時，常有城裡的同學問起“桑中之約”，言下之意，“偷情”何必桑中？要明白其中的奧妙，必須先了解桑園的規模和特點。我們家鄉是絲綢產區，桑林通常寬闊無邊，一對男女鑽進去，往往便於隱蔽。此外，桑樹的特點是上密下疏（桑葉繁茂，桑根稀疏），男女在桑中幽會，偶爾被人撞上，即便是在很近的地方，對方可以看見你的腳，卻不太可能看見你的臉。你若想規避，還來得及。況且桑林中通常十分幽寂，若是有人朝你走過來，撥動桑枝所發出的聲響，老遠就能聽見。因此，從安全的角度來考慮，桑林的種種優點可想而知。但桑林之美，並不僅僅在於它的廣袤和寂靜，其中最重要的特質，在我看來，是它的幽暗。谷崎潤一郎曾寫過一篇膾炙人口的文章，題為《陰翳禮讚》，對中國和日本美學中的陰翳之妙讚不絕口，而在清真詞中，周邦彥對於朦朧幽暗的光影也情有獨鍾。密密的桑葉所篩出的清幽之光，既非一無遮攔的“明”，亦非絕對的暗，妙在明暗之間，與外在世界隔又未隔，幽會的雙方既在世界的中心，又在世界之外。在我看來，桑中所模擬的幽會氛圍，只有一種情境可以媲美，那就是帳中。

對於江南農村那些懵懵懂懂的少男少女而言，有多少情竇初開的故事在桑林中發生？實在是難以歷述。不過，他們似乎不必等到高中階段的生理衛生課，一睹人體解剖圖時，才會明白男女性別的隱秘差異。男生們往往用一把豬草向女生行賄，即可滿足自己對異性的好奇。兒童或少年的遊戲通常不及亂。即便出了亂子，比如私定終生甚至懷孕，也不會天塌地陷。想象中的懲罰從不會真正降臨，被“規定”或“禁忌”所嚇住的人，總是膽小怕事者。每遇到這樣的麻煩，雙方的父母往往會將門當戶對的陳腐觀念丟在一旁，面對現實，在為他們舉辦婚禮之前，耐心地等待他們長大成人。

桑林是童年的伊甸園，是膽大妄為者的天堂。遺憾的是，當我明白這個道理的時候，我的童年早已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