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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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返鄉，我發現“汙染”這個詞竟然已經頻繁地出現在那些質樸的農民們的口中。常聽到村裡的老人說，原先每天都會出現於自己視野中的圌山（西距江蘇省鎮江市區三十公里），現在已經看不見了。汙染物像一條灰黃的毯子，將山脈與村莊隔開了。在所謂“沿江開發區”的規劃中，我的老家不幸被資本看中，成了鎮江地區的化工新區之一。談到汙染問題，村民們也面有憂戚。老人們會用說書藝人般的口吻提起五六十年前的山川秀麗，風清月白，說起長江上成群結隊地嬉戲的江豬（江豚），而村莊及鄰近地區癌症患者的漸漸增多，也隱隱使他們感到不安。但他們更願意自豪地向我提及另一類“新事物”，比如，鎮上五星級的賓館，六車道的馬路，亞洲最大的造紙廠，像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化工企業，那些高鼻子、藍眼睛的“外國專家”……當被問及他們是願意生活在過去那個風光秀麗的山村中，還是願意生活在如今灰濛濛的“現代化”城鎮中時，他們不假思索的答案異常堅定：“當然是現在啦，今天的生活是過去做夢也不曾夢到過的啊”。

我知道這個答案一點也不可笑。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它也是我們的答案。

儘管環保人士可以輕鬆地詛咒說，抽水馬桶的發明，是人類文明史的災難之一，可事實上我們一天也離不開它。我們對它的依賴是雙重的：身體對作為一種便利的生活設施的依賴，以及心靈對作為一種文明象徵物的依賴。而作為風景的圌山在我們的視線中消失，本身也就成了一個隱喻：作為慾望的選擇，以及作為選擇的代價。將圌山與我們隔開的骯髒空氣，歸根到底正是文明或文化的分泌物——它作為多出來的東西，人為的東西、附加的東西、奢侈的東西，與文化本身具有完全相同的基因。

文化是自然的對應物。相對於自然來說，文化的創造物本身就是多出來的東西，是奢侈的東西。自從人類誕生以來，文化就一直與自然處於對立面。在文化與自然的爭鬥中，文化不斷地試圖對自然進行控制和馴服，並在它的領地新增填充物和裝飾物。

人與其他動物一樣，本來都是自然的產物，或者說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類無時無刻不在與自然進行交流。在久遠的過去，這種交流是直接的，無礙的。人類的一切美好、偉大和崇高的思想和情操，無一不是自然的賜予，無一不得到自然的哺育。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隱秘、最深刻的核心都是俯仰天地、取譬萬物、與自然無礙交流的產物。哲學觀念、歷史觀、文學與藝術趣味無一不得到大自然的直接滋養。可以說沒有這種交流，就不會有《詩經》的產生。所以顧炎武說，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不外是農夫之辭；“三星在戶”，無非是婦人之語；“月離於畢”，正是戍卒之作；“龍尾伏辰”，亦是兒童之謠。因為這種直接的交流在後世受到越來越多的阻隔，所以顧炎武感慨說，後代的文人學士，對於自然和天象竟然茫然不知。

我甚至認為，《莊子》的全部哲學思考，都來源於對這種交流被阻塞的恐懼和憂慮。莊子的本能衝動之一，就是除去所有文化附屬物的痕跡，而重新與自然融為一體。他所質疑的物件，除了智、欲之外，還直接指向文化本身。在他看來，“聖人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而“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正因為“小人以身殉利，士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聖人以身殉天下”，所以他心目中的理想國出現，當然只能是透過絕聖棄智，對慾望進行最嚴格的控制，“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這裡的“身”的概念極為重要，因為“身”象徵著人的基本需求，而“身”以外的一切都是文化的產物。莊子的清靜無為，所謂“無為而尊者為天道，有為而累者為人道”，帶有明顯而強烈的反文化特徵。

中國文學歷來重視自然物象。僅僅“抬頭望月”這樣一種簡單的交流方式，在古典詩文中即多得不可勝數。人與自然的交流一旦被阻滯，與自然為一體、與天地為一體的樸素觀念，在今天就會變得深奧難解。不用說非功利性人格、超越性的情感、真正的智慧和想象力會受到損害，就連一般的感情交流也會急劇地貶值。

有一次，在看王超的電影《江城夏日》，片中的一個場景令人哭笑不得。故事發生在武漢，片中的男女主人公手拉手在江邊散步，談情說愛。女孩忽然有了抒情的興致，就動情地對男友道：你看，天是多麼的藍啊！可是鏡頭拉開，觀眾所看到的武漢的天空竟然是灰濛濛的，幾乎什麼也看不見。不要說藍天，有沒有天都很難說。觀眾中有人發出鬨笑。我一度以為王超在這裡使用了反諷，但仔細一想又似乎不合劇情。我曾當面問過王超這個問題，可他照例是笑而不答。武漢的天空就是如此，王超又有什麼辦法？他又不能像那些國際大導演一樣，乾脆移花接木，去哈薩克或加拿大進口外景。

然而，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人類正因為擁有了語言和文化，才最終將自己與動物區分開來。如果沒有文化的參與，人也就徹底喪失了其存在的依據。因此，文化是人類的天性，擁有文化，也是人所以為人的最重要的標誌。人類發明語言、工具，建立社會組織，發展文明，來顯示自己的力量和存在，是一種必然選擇。隨著文化的發展，人與自然的隔離也是一種難以改變的趨勢，或者說是文化的必然後果。

小時候，我曾經對資本家將牛奶倒入大海這一行徑所蘊含的“經濟學常識”百思不得其解。不過，我的智商的平庸至今沒有任何改變。因為我對於時下很時髦的、想盡一切辦法來擴大和刺激內需，並將它作為拯救經濟的首選方案，仍然覺得不可思議。需求為什麼需要刺激呢？難道我們餓了，手中又有錢，還不知道吃飯，冷了還不知道買衣服，需要有什麼外界的刺激嗎？如果我已經吃飽了，又受到了強烈的刺激，繼續吃下去，那麼除了消化不良和糖尿病，還會有其他的結果嗎？有人說，當代經濟學或資本主義文化邏輯所關心的並不是你得不得糖尿病，它關心的是消費和購買慾。另外，你得了糖尿病也不是什麼壞事，因為醫療方面的消費順便也被刺激起來了。在一定意義上，所謂的刺激需求，所刺激的並不是簡單的日常生活所需的消費需求，而是透過一種特殊的文化觀念所灌輸並建立起來的超級需求，也就是卡爾·馬克思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發現的那種過剩性需求。它所刺激的是一種過剩性慾望，而無休止的慾望本身正得益於文化的哺育。

從文學的領域來說，這種被文化建立並無限放大的慾望和需求，並不是今天才被我們感知並認識的“新東西”。實際上，歌德筆下的浮士德，就是一位慾望化的資產階級主人公。按照伊格爾頓的說法，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和《李爾王》中，也將這種文化視為一種過剩物，一種超過嚴格生活所需的過剩物。李爾王的女兒就是這樣一種過剩性的犧牲品，正如她那殘酷的宣言所總結的：需求是沒有理由的。在西方，對這種過剩性文化機制展開最嚴厲批判的當屬尼采。他甚至模仿上帝的口吻對我們警告說，地球有時也會生病，其中有一種病，就叫做人。這是當代企圖透過極端的反人類觀念，來主張自然權利的形形色色的文化虛無主義的重要源頭之一。這當然是對尼采思想的有意曲解。

雷蒙·威廉斯曾經正確地指出，文化在自由資本主義全盛時期所發揮的那種作用，是解決問題的重要手段，而今天它成了問題本身。這個曾經呵護我們成長，指導我們應對和改造自然、使人成為人的文化，如今正在迫使我們付出沉重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