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喬伊斯：《都柏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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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談論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而試圖繞過《尤利西斯》或《為芬尼根守靈》，是要冒一定風險的，我今天就打算冒這個險，專門要談一談他早期的短篇故事集《都柏林人》。我同樣知道，有些人常常樂於談論《都柏林人》是由於除了這部作品之外，喬伊斯其他的作品他們一概讀不懂，或者說，缺乏必要的耐心。我喜歡《都柏林人》，並不是因為我覺得它比《尤利西斯》更偉大，而是更精粹、完美，更讓我迷醉。這就好比有人認為《菲雅爾塔的春天》比《洛麗塔》或《微暗的火》更純粹，道理是一樣的。

的確，在我的閱讀經驗中，存在著兩個喬伊斯：寫作長篇小說《尤利西斯》時野心勃勃、老謀深算的文體叛逆者；作為短篇小說巨匠的溫情而敏感的青年藝術家。當然，也許有人要反駁說，寫作《都柏林人》的喬伊斯（當時只有二十四五歲）並不缺乏野心，因為收在《都柏林人》中的十五個故事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短篇小說的彙編，而是為了一個明顯的寫作目的，有意識地精心策劃的、由一個個互相聯絡的短篇構成的系統。所以，《都柏林人》如果被認為是一篇寫法新穎獨特的長篇小說，也不是沒有依據。詹姆斯·喬伊斯本人就把《都柏林人》看成是為愛爾蘭而寫的一部“精神史”，試圖透過“童年、少年、成年以及社會生活”這樣一個順序來全方位地展示愛爾蘭社會的精神癥結。實際上，在這十五篇故事中，每一個短篇的主題都有所側重，作品的人物分屬不同的社會階層，場景也涉及了愛爾蘭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即便沒有喬伊斯本人的闡釋，我們也不難看出作者在主題或形式上的精細設想：讓一團團迷離奇幻的色塊組合成一個絢麗的拼貼畫。比如說《姐妹們》、《聖恩》所涉及的是一般的宗教主題；而《常春藤日》卻帶有強烈的現實批判性，並觸及了民族解放這樣重大的政治問題；《阿拉比》是一個完美的青春期幻想小說；《悲痛的往事》則描述了一個完全缺乏愛慾的冷淡心靈。因此，就文體和敘事方式而言，《都柏林人》自有其獨到之處，並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短篇小說。

我們知道，略薩的《胡利婭姨媽與作家》似乎也採取了類似的結構形式：單數章節講述作家與胡利婭姨媽的戀愛故事，而雙數章節則以一個個互不相關的短篇構成。但在略薩那裡，大量的短篇小說的插入不過是為主體故事勾勒一個社會範圍，而喬伊斯的短篇故事的內容看似毫無關聯，每一個實際上都是整體的一部分：互為背景，各有側重。另外，從每一個單篇的故事來說，儘管喬伊斯採取了現實主義的手法，但這些小說同時又大量使用了象徵和隱喻，已經顯示出作者後期小說複雜、晦澀的形式特點。喬伊斯本人對所謂的“現實主義”一直保持著距離。這可以解釋他為何用七年時間來刻意創作一部現代主義的“聖經式”作品。在《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中，喬伊斯借主人公斯蒂芬之口說出了他心目中小說的“史詩形式”：

最簡單的史詩形式，可以看出是從抒情文學脫穎而出的，這是藝術家把自我延長，並且冥思默想，把自己作為一次史詩式的事件的中心。這一形式繼續發展，直到激情的重心轉移到離藝術家自己和離其他人等距離的位置。於是，敘述不再是純粹屬於個人的了，藝術家的人格也進入敘述之中，像是生命的海洋，圍繞著那些人物和行動在流動……藝術家的人格，首先是一聲呼號，或是一組音調，或是一種情緒，然後是一段流暢柔妙的敘述，最後經過千錘百煉，把自己化得無影無蹤。

在這段文字中，喬伊斯把作者與敘事的關係，抒情化、非人格化敘事以及作者的最終隱退等一系列概念區分得十分清楚。喬伊斯並不反對作者情感的介入，比如在《都柏林人》中的《死者》、《無獨有偶》、《一朵浮雲》等篇章中，作者的敘事帶有強烈的情感色彩，甚至帶有某種抒情化、詩化的成分，但這種抒情化顯然經過了錘鍊，形成了某種“客觀”、“非人格化”的效果。作者的這種觀念成形於《都柏林人》之前，在那時，他對小說形式上的思考已經顯示出離經叛道的趨向。我們習慣上把《都柏林人》、《尤利西斯》看成是完全不同的兩類文字：其一是“現實主義”，其二是“現代主義”或“意識流”，彷彿兩者之間水火不容；其實，無論是內容，還是表現形式，兩者不僅有著緊密的聯絡，而且可以彼此參證，互相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