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死者》是《都柏林人》的壓卷之作，篇幅也最長，其內涵的複雜與豐富，敘事上象徵與暗示的頻繁使用，也使它當之無愧地成為全書的精粹。這篇小說自始至終籠罩著壓抑與憂鬱，彷彿讓人透不過氣來，惟有窗外的雪，窗縫中的寒氣以及積雪中的樹林與公園雕像能讓人感覺到一絲清冽。我們注意到，這篇小說中描寫雪景的部分多達近十處，尤其是本文的結尾，喬伊斯筆下的雪花似乎已經變成了命運的精靈，伴隨著加布裡埃爾一瀉千里的幽思與狂慧，整個愛爾蘭，整個世界，包括這個世界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都為茫茫大雪所覆蓋。大雪落在艾淪沼澤、香儂河谷和十字架的頂端、荒叢中的墓石上，飄落到所有生者和死者的身上。大地白茫茫一片，它是這個世界最終的主宰。在我看來，這篇小說不止是悲哀，簡直是哀慟。在快樂的對立面，不是悲劇，而是虛無和無邊無際的寂靜。這當然會使我們聯想到曹雪芹的主題，聯想到高鶚筆下的那埋葬一切醜惡、痛苦、青春、歡愉的“雪世界”，聯想起梅勒裡山中的修士——他每天夜裡在棺材裡睡覺，只是為了讓自己不要忘記註定要來臨的死亡。

王夫之早就有過“以樂景寫哀，倍增其哀”的說法，喬伊斯顯然亦深諳其中的奧妙。本文的中心事件描述的是一個節日，或者說一次盛宴，一次狂歡，就像《紅樓夢》第七十八回的那個中秋之夜——牆外的一聲嘆息足以讓賈珍勉力維持的歡樂消跡於無形。然而，喬伊斯並非在《死者》中特別使用了這種反襯與對比，儘管本篇不乏這種技巧的使用：比如屋內冬烘的溫暖與窗外的寒冷、喧鬧與寂靜、嘈雜與諦聽、高談闊論與闃寂的記憶。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在快樂中突然被悲哀的浮思所擊中，是喬伊斯慣常的做法，憂傷之念來無影，去無蹤，卻在轉瞬之間改變了“歡樂”的性質，這一直是作者的拿手好戲。

在《死者》中悲涼來自於兩個方面，其一是愛爾蘭社會現實的急劇演變所導致的痛苦與厭倦，就如加布裡埃爾在回答艾弗絲小姐的詰問時冒冒失失所宣稱的：“我的祖國已經讓我厭煩了，厭煩了！”這一主題透過聚會中的客人對愛爾蘭美好過去的緬懷被表達得更為清晰。另一個方面則要複雜、深邃得多，它是一種無法說明的生死之念，含有虛無之憂以及對不可捉摸的時間的感知。與其說它來自理智的權衡，還不如說是源於某種直覺，而這種直覺恰恰容易在快樂的氛圍中出其不意地擊中人的心靈。這兩個主題在《都柏林人》中一直時隱時現，各有偏重，然而到了《死者》中它們終於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從表面上來看，這篇小說寫得很實在，但實際上卻是高度的抽象之作。作者一方面透過“顯示”出來的部分讓我們看到“隱藏”的內容，同時也透過頻繁的象徵暗示了隱晦的意圖。毫無疑問，《死者》是對《都柏林人》各篇的總結，就如《老人與海》是海明戚對自己一生創作的總結一樣。兩者都大量使用了暗示、隱喻與象徵。

如果說《死者》只有一個主題，那麼我傾向於認為這個主題就是時間。那是長達三十年一成不變的聚會所累積起來的“鋪滿悲哀的過去”，也是靜靜矗立在漫天大雪中的雕像向加布裡埃爾暗示的未來。主人公加布裡埃爾面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狀態，其一是卑瑣，自我欺騙，誇誇其談。問題是，加布裡埃爾本人能夠清晰地看到自己身上的卑瑣，從而充滿自責與愧恨。在小說中，加布裡埃爾一走進聚會的場所，立刻就對看門人的女兒莉莉來了一段露骨的調情，但艾弗斯小姐的詰難似乎立即使他只能處於尷尬的悔恨之中。而艾弗斯這個人物，在小說中只是一閃而過，但她的作用卻至關重要，就像一面鏡子，加布裡埃爾一旦與她面對，立刻就會自慚形穢。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既是加布裡埃爾內心的一道嚴厲的戒律，又是他縱情狂歡、自欺欺人的障礙，我們可以解釋，為什麼當他發表那段演講的時候，知道艾弗斯早已拂袖而去，他是多麼的慶幸。除了這種愧悔交加的卑瑣生活之外，加布裡埃爾顯然在眺望另一種生活，它是什麼？加布裡埃爾一時無法回答，他不斷地把目光投向窗外，而窗外除了飛揚的大雪，雪中的樹林與雕像，別無所有，在這裡，“雪”又成了另外一個象徵。加布裡埃爾的困惑與《一朵浮雲》中的小錢德勒看起來相似，實際上截然不同，對於小錢德勒來說，困惑是“空間性”的，他的倒黴好像是沒有離開愛爾蘭，飄洋過海出去闖蕩一番；而在《死者》中主人公的困境則是“時間性”的，舊的時代，那個似乎是充滿激情和詩意的傳統已經死去，而新的生活尚未開始。我以為後者更比前者深刻得多。這當然也是作者本人所要面對的生活中的重大課題。

盧卡契曾說，只有當主體從封存於記憶的過往生命流程中窺探出他整個人生的總體和諧，才能克服內心生活與外部世界的雙重對立。《都柏林人》是一部“往事追溯”之作，同時也是對人與外部世界的嚴重對立加以整合的嘗試，《死者》尤其如此，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對前二十歲在都柏林生活的總結與檢視，同時也為《尤利西斯》的寫作敞開了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