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滿則溢，先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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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主持人是一個必須以出頭露面為工作方式的職業，出名是這個職業的副產品，甚至是一個衡量你工作是否成功的標準。想想看，如果一名電視主持人，出頭露面十多年，人們依然記不住他的名字，估計真是個大問題。

但是，這“名”經常被異化、扭曲。

電視就像一個放大器，很容易一瞬間讓你被家喻戶曉，就像我一次又一次說過的那樣：“中央電視臺這地方，拉條狗進演播室，連播一個月，中國名狗！”但是你自己一定得明白：“背靠大樹，就真以為自己成了大樹，這很搞笑！”

事實還真就如此，電視主持人這個很難不出名的行當，經常讓業中人士，把名氣當成自己優秀的標誌。其實，名氣與優秀，還真不是一回事，有時甚至差得很遠。這裡面的泡沫成分一點兒不比房地產少，但是，無論主持人自己，還是眾人，清醒者不多。

我時常恐懼於這種泡沫的放大，恐懼中，常有一種不安。

2000年底，我突然感覺有些幹不下去了，有一些光環虛幻得可怕。那一年，我主持了悉尼奧運會，然後坐專機回國；被領導接見時，朱鎔基總理竟然一進屋先與我來握手，然後才是奧運冠軍們；還有不停地得獎，比如“全國十大傑出青年”，“年度主持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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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quote>在1999年的全國新聞界演講比賽中，我獲得了特等獎。但我難忘的不是獎盃，而是“做文與做人”這五個字，它可以視為一生的題目。</blockquote>

作家劉恒大哥開我玩笑，“小白，如日中天，小心太陽落山啊！”

我答道：“放心，大哥，換個地平線再升起一回唄！”

這年年底，我放棄了剛剛改版的《東方時空》總主持人，關掉了手機，開始一個新欄目《子夜》的研發。這是一個希望在午夜時分播出的評論欄目，播出時間決定著，如果這個欄目開播，它很可能躲到主流之外。

沒想到，這個研發過程波折太多，最後讓我離開主持臺近一年的時間。

那是一段寂寞的日子，當然也是收入很少的日子。為怕母親和家人擔心，早上明知沒事，也要早早離開家，去一個幾乎沒怎麼裝修的空空蕩蕩的辦公室，和幾個研發同伴一聊就是一天；沒什麼貢獻的日子，吃起單位的盒飯都有負罪感。

然而，這的確是一段“放下”的日子，如同《道德經》裡的話，“杯滿則溢”，杯子滿了，就再也裝不下什麼，怎麼辦，倒掉它。如同計算器，不管你曾經完成過怎樣的大運算，想要重新開始，必須得復零。

接近一年的時間後，《子夜》獨立放生的路被堵死，為我“虛度”一年而著急的孫玉勝副總編，將《子夜》改造後併入又一次改版的《東方時空》，以《時空連線》的方式亮相，而由於無法迴避的原因，我被迫必須擔任製片人，一個不是官的官。

製片人制，是1993年始於《東方時空》的改革舉措，曾經為推動中國電視前進做出巨大貢獻。然而，近十年時間過去，當我擔當製片人之後，卻發覺這制度在有些方面已經落伍了，尤其對於每日播出的新聞欄目來說。

它讓權力過於集中於個人，一股獨大，節目好壞都由他來定奪，“獨裁”痕跡明顯，民主的氣息不夠。於是，我上任後，幹了兩件事：先是把我的工資關係全部移交到上一層部門，自己不與組裡發生一分錢的財物關聯；第二，經過一段時間摸索，建立編委會制，大事小事由編委會民主制訂，製片人的權力被大大削減。我的想法就是，當我們還無法改變整個世界的時候，至少可以先改造自己的環境。果真，欄目組的戰鬥力大為改進，節目水平穩定並平均地提高，最關鍵的是，人才得以自由成長。像張泉靈、柴靜等都是《時空連線》的主持人，王躍軍、隋笑梅、王新宇等都是欄目的記者，而更有趣的是，過後幾年，從這個三十個人的小組裡，走出十餘位主任及正副製片人。我想，這便是民主與自由的小小結果。

2003年，借新聞頻道開播之機，小小《時空連線》組，又創造出《新聞會客廳》和《中國週刊》（後改名為《新聞週刊》）兩個欄目，都是由我來當製片人。一個人，負責三個新聞欄目，兩個日播，一個周播，過去幾乎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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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quote>十幾年前一起出發的老朋友，體重都長了，焦慮與壓力也都長了。得到的與失去的，自己心裡明白，只不過，老友聚在一起，笑容會多一些，如同煩惱又多了一些一樣。在我們四人的中間，就是《東方時空》的創辦者，我們的領導兼同行——孫玉勝。

</blockquote>

老問題再一次出現，“杯滿則溢”。

扶上馬，送一程，該作的決定終要作出。幾個月過後，欄目都已經打響，到了告別的時刻，2003年8月，我辭去三個欄目製片人的職位，重回一個單純的主持人角色。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減法。雖然辭職的那一天，告別會開完，不過下午兩點多，我開著車離開單位，突然不知道，我這車該往哪兒開，然後，漫無邊際地隨車逐流，但是我感受到一種難得的自由，這自由並非來自辭掉責任，而是因為卸掉了一種誘惑。於是，我很慶幸，手中的車雖然不知往哪兒開，但我還沒有迷路。

至於我為什麼作出這個決定，答案的版本有五個。

永遠正確版：一個人只能把一件事情做好。相對製片人來說，我做主持人可能更被需要。

搞笑版：以前我媽說，別開車別當官！後來不得不開車，又要聽媽媽的話，只好不當官。

內心版：做製片人的同時，做主持人的思路就為此改變。所謂屁股決定腦袋，經常怕空播怕節目被“槍斃”，而讓自己作為主持人的提問與評論越來越平庸地安全著。而辭去製片人，我又回到了白巖松這個角色，獨立的思考再度歸來，這對於主持人來說，十分重要。

狂傲版：不當官，與任何人平起平坐；當了官，永遠是人家的下級。

為您服務版：我一離開，挪出很多個位子，兄弟們順勢都可以往上坐一坐，自由了自己，成長了別人，何樂而不為？

……

於是到如今，我一直是一個永遠本科文憑、在央視沒有一張辦公桌的普通群眾，但是當群眾不意味著沒有責任，如同老記者艾豐對我所說：“小白，能夠改變領導的群眾才是好群眾。”

是的，我記住了，雖然它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