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一旦投身於《感動中國》的製作，電視人似乎都有了一種“宗教”般的情懷，神情變了，變得虔誠與純潔；身份變了，不管什麼崗位，都願意忙完自己的再幫別人一把；把領導當群眾，群眾發號施令當領導，時常可以一見，沒人覺得有什麼奇怪；而幾乎所有人，在《感動中國》的錄製過程中，都似乎脆弱多了，時常淚珠滑落，沒人覺得不正常。

到現在為止的八年，《感動中國》的製作過程，應當是一個另類的模板。

這個團隊超級穩定，我和敬大姐主持八年沒變，製片人朱波八年一貫制，導演樊馨蔓八年做了七年，其他的工種也同樣如此。每年一到歲末年初的時候，朱波電話一打，一般我就一句話：“哪天？幾點?”剩下的都屬於廢話，沒什麼可再說的。但穩定也有一個壞處，一見老熟人，覺得去年的此時像昨天，立刻感受到流水年長。中年人最怕時光匆匆，可熟人在熟悉的工作中相見，更苦時光之短。

我與敬大姐的主持詞，八年的時間裡，從沒有人管過我們要說些什麼，似乎心照不宣，似乎絕對信任。頭兩年，我倆還有點兒不踏實，“領導不指示一下?”領導一樂，走了。於是，一般情況下，我和敬大姐都是在錄製前兩個小時，在化妝間裡你一言我一語碰出個方案。你讓我一點，我就和你一些，感覺就有了。畢竟是多年的老搭檔，都在默契裡。恰恰是這種信任與鬆弛，讓我和敬大姐能夠把注意力全部放到內心真實情感的表達上，於是，也就對了。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14559458.jpg"/>

<blockquote>第二天就要正式錄製了，這是頭一天在空曠場地內臨時召開的不用坐著開的會，製片人朱波、敬大姐和我，再加上導演，設想一下明天的諸種可能。看這張照片，輕鬆是主基調。沒有鬆弛，沒有民主，沒有對幹活人的信任，是不會有好節目的。</blockquote>

在《感動中國》中，主持人需要參加的會很少，一般是兩次。這在“文山會海”的環境裡頗為不易。一次是大家一起看片子，議論一番，找可以放大的細節琢磨人物特點；再一次，是錄製前一天，走個臺，順便就把最後一次準備會開了，不留疑點到現場。不過，大家不要認為輕車熟路不用功，不開會的時候，天天自己給自己開會，直到自己心中有底。

領導往往不以領導的身份介入製作，但卻以另外一種方式投入。按理說，當時的廣電總局副局長鬍佔凡（現任《光明日報》老總），每年看完節目把個關表個態就可以，可這位多年唐詩宋詞朗誦會的幕後操盤手，對文字與聲音的表達絕對內行並“發燒”。有一次，為《感動中國》頒獎詞的朗讀問題，給我打了四十分鐘的電話，強調平日的“說”和儀式中“播”的分寸，之後也多次與我交流，這時候，他絕對不是什麼副部長，而是一個文人，一個被《感動中國》打動的老大哥。

中央電視臺副臺長羅明，是《感動中國》的出品人和把關人，可大家不知道的是，很多《感動中國》的頒獎詞及四個字的定評之詞，都是出自他的筆下。然而這與他是領導無關，一來這是他用作為廣院大師哥的文字功底“爭取”到的機會；二來自覺自願；第三，寫得不好的照樣堅決不用，他也不會提異議。而假如因為寫得不錯，事後誇他，他會極其得意地笑起來。

製片人朱波，手機的鈴聲，長年是《感動中國》的歌曲旋律，雖然他還負責其他一些大型年度製作，但顯然，他讓自己時刻處於“感動”狀態中。中間有一段時間，他被突如其來的糖尿病纏身，莫名其妙地消失一段時間後，又精瘦並異常樂觀地歸來，只不過，從此，這小子的笑容和嘴更甜了，看樣，糖分有了新的出口。

導演樊馨蔓，是我所認識的人當中，名字筆畫最多的一個。一次她和我、敬大姐三個人為讀者籤售《感動中國》的書，我寫完了三本，她還在“樊”字最後幾畫中較勁呢。名字筆畫多，心更細，每年都能用她信奉的超自然力量把合作者累趴下。這美女導演一年似乎就幹《感動中國》這一件事，頭半年反思，後半年思考，其餘時間，是編片子時誇所有的合作者並陪被採訪者哭。

寫不完……我一直認為，每年用“感動”開始，是一種運氣。我想，團隊中的人，也有同感，因為有人陪著哭，有時也是一種幸福。

而在《感動中國》錄製現場，領導往往缺席，這似乎成為一種心照不宣的規則，領導們一般錄製前到場，看一圈沒什麼問題，就走。或者，隱身到導播間，免得現場還要排座次。這一點在頒獎方式的選擇上同樣體現。按慣例，獲獎者，應當由領導來頒發獎盃，最初討論時，大家擔心這麼一安排，每一年領導的等級如何定？順序如何排？官氣會不會重？最後我的建議被採納，就讓小朋友來頒獎，上下都接受，又純真又意味著傳承。最關鍵的是，少了最最讓製作人操心不巳又容易出錯的環節，大家都因此鬆一口氣。不過話說回來，領導的“缺席”，恰恰要感謝領導們心照不宣的理解。這中間，有一種有趣的默契！

或許，以上這一切，加在一起，正是《感動中國》能夠成功的另一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