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97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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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說呢，先開口的一般總是……”優希差點兒說出“長頸鹿”，趕緊改口說，“總是有澤君。你呢，總是在後來抓住問題的核心，冷靜地分析目前的情況，然後慢吞吞地說出自己的意見。你是這種型別的人吧？”

笙一郎抬頭吐了一口煙：“以前哪，那是沒有首先發表意見的能力，老是擔心別人不會接受自己的意見，所以不敢說。保持沉默慢慢掌握情況呢，可以說是自我保護的一種手段。”

“就是說你現在已經是大人物了，用不著自我保護了是吧？”

“同樣是自我保護。在那個不說話吃不上飯的世界裡混事兒嘛。裝出一副什麼都懂的樣子，裝腔作勢地先聲奪人，才能保護自己呀。”

咖啡端上來，談話一時中斷了。服務員剛一走，笙一郎就驚訝地說：“這兒的咖啡也這麼淡哪！”說完自己先笑了。笑完之後換了一種口吻說，“話說回來，醫院那邊兒請假沒問題嗎？工作那麼忙，請假夠難的吧？”

“今天是白班，沒問題。你那邊不也一樣嘛。股東總會馬上就要召開了，忙得夠嗆吧？聰志又傻乎乎地不懂事……”

“股東總會對策如果不能早點兒拿出來，是沒有資格搞企業法的。為了鍛鍊聰志君的業務能力，我經常讓他去參加研討會什麼的。”

優希沒有告訴聰志她早就認識笙一郎。笙一郎也不想讓聰志對自己產生什麼拉關係之類的誤解，贊成優希的做法。對於優希來說，這樣做還有別的理由。如果告訴聰志自己跟笙一郎早就認識，那麼聰志一定會問是在哪兒認識的。優希住過院的事，聰志只知道是因為哮喘病。關於雙海兒童醫院以及後來的一切，優希想一直瞞著聰志。

優希想換個話題。看見梁平在那裡把拳頭攥緊又鬆開的樣子，問道：“你這當警察的也不容易抽出時間來吧？聽說你是刑警，肯定很忙。”

梁平攥上拳頭，搖搖頭說：“我這兒沒事兒，案件已經告一段落，沒問題的。”

“聽小兒科的護士說，欺負小淳一的犯人，是你抓到的。”

“是我們頭兒抓到的。”梁平對這個話題好像有些厭倦，很平淡地說。忽然又抬起頭來問道，“那孩子怎麼樣了？”

優希點點頭：“小兒精神病專家來了，已經開始用心理輔導療法和家庭關懷療法並行的方法治療。外傷治好以後準備轉院。總之，這孩子心裡有氣能發洩出來，周圍的人們也能理解他，現在好多了。多虧了你。”

“這種精神創傷，不是那麼容易痊癒的。”梁平低著頭說。

“可能吧。不過……”優希說著話下意識地把右手放在了左腕上，突然覺得奇癢無比，趕緊把右手拿開，“對了，你們倆的工作都是很了不起的工作。”優希用欽佩的口吻說。

笙一郎臉上露出一絲苦笑：“話可不能這麼說。”

優希輕輕搖搖頭：“我就沒法跟你們相比了。是人就能幹的工作，我呢，還樂在其中。”

梁平也不贊成優希的說法：“我那工作再平凡不過了。”

笙一郎把菸頭在菸灰缸裡掐滅：“不不不，你們倆的工作都是很了不起的。當然，也許說不上是什麼非常特殊的工作單位。不過，你在醫院裡的工作態度，我去看我母親時親眼見到過。梁平的情況呢，我雖然沒親眼見過，但可以肯定地說，你們倆都很努力，甚至可以說是過分努力，一對兒實幹家！”

優希和梁平誰都沒搭茬兒，端著咖啡在那裡似喝未喝地做樣子。

笙一郎發現氣氛不對，馬上換了話題。他啪地拍了拍手：“好不容易見了面，在這種地方待著，好像是幾個生活無著落的流浪者似的。走！咱們去俯視人間，奢侈一回。”他請優希和梁平吃晚飯。

三人打了一輛計程車來到附近繁華區最高的一座大樓裡。笙一郎已經在頂樓餐廳定好了單間。

在電梯裡，三人一直都在聊天兒，但究竟聊了些什麼，優希一句也沒記住，因為她都是隨聲附和。她害怕回憶起跟他們倆在一起的時候的往事。

笙一郎預定的是頂樓一角的一家日本式料理店的單間。氣氛沉靜的日式房間裡，擺放著紫色的葛蒲花，豔麗奪目。優希不由地把臉湊上去聞了聞，沒聞到香味兒。視線一轉移，連花兒是什麼顏色的都忘記了。笙一郎把窗戶開啟了。川崎港的夜景歷歷在目。

“我們也能到這麼高階的料理店裡吃上一頓了……”笙一郎自嘲地說。這句話感染了優希。她覺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壓抑了許久的感情了，連忙把臉貼近窗戶，以掩飾自己開始變得衝動的表情。

遠處工廠的煙囪，濃煙裹著紅色的火焰噴湧而出。

“為今天的再會！乾杯！”笙一郎首倡，三人幹了一杯。

優希把外套脫了。因為穿著長袖襯衫，她手腕上的傷痕沒露出來。啤酒舊本酒、套菜，一道又一道地端上來，都是優希平時吃不到的高階料理。可是，她品不出滋味來。儘管如此，她還是每動一下筷子都說一句：“好吃！太好吃了！”

笙一郎為了活躍氣氛，把他經手的特別滑稽的案子說給優希聽。

優希一邊笑一邊聽，腦子裡卻沒留下一點兒印象。

梁平的表情隨著酒精的攝入豐富起來，他也跟優希說了很多有意思的事，優希同樣是一句都沒聽進去。優希推說去一下洗手間，確認了一下自己還是很冷靜的。於是下決心問問他們：“從雙海兒童醫院出院以後，你們是怎麼生活過來的？”

想知道，又感到不安。可是，就這樣一直什麼都不知道就算完了嗎？出院以後到現在，他們即便說不上是很幸福，至少不能說是不幸，對此優希感到釋然。另外，單從他們的職業來看，也足以使人安心的了。應該說問問也無妨。

優希決定下來之後從洗手間回來，從隔扇稍稍開著的縫隙裡傳出梁平氣憤的聲音：“為什麼法律對虐待兒童罪定得那麼輕？”

笙一郎冷靜地答道：“你是在犯罪現場逮捕罪犯的警察，這樣回答你，我感到非常遺憾，但我不得不坦率地告訴你，法律的本質，只不過是法律制定者的好惡而已。”

怎麼回事？優希停下腳步，站在隔扇外邊繼續聽下去。

“判決，最終是依據法官的價值觀做出的。不管你多麼憤怒，也拿他沒辦法。”還是笙一郎平靜的聲音。

“要是碰上一個把虐待兒童罪看得很輕的法官呢？”梁平的聲音高起來。

“肯定輕判。所有的判決實際上都是輕判。如果沒有把孩子非法扣押起來，只是性犯罪，再加上被告是初犯，緩期執行的情況都有。如果是教師對學生的性犯罪，免於起訴的情況也是有的。這是法官的工作。”

“難道這是什麼輕微的傷害嗎？很有可能會影響孩子一輩子的！如果孩子馬上就能忘了的話，就更不當回事了嗎？”

“這跟針對女性的性犯罪一樣。女性受到性侵犯可能形成影響她一生的心理障礙，但刑法上對這種犯罪的處罰從來就很輕。法律只對眼睛看得見的傷害問罪。”

“這是公平的嗎？”梁平頂了他一句。

笙一郎一聲苦笑：“你纏住我不放有什麼用？這麼跟你說吧，法律這東西啊，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從加害者的立場和觀點出發制定的。”

“加害者立場？”

“也許應該說是大人的立場。我指的是那些足以使用權力和暴力的大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大人。不管怎麼說，制定法律的時候，就算從受害者的角度考慮過了，實際上也很少站在受害者的立場，很少從受害者的角度出發。這種現象當然不僅僅侷限於法律。我覺得，首先，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從象徵性的意義上來講，就是從加害者的立場被看待，被計劃，被構成的。”

“你還是那個歪理一大堆的傢伙，一點兒都沒變。我一直是現場主義，物證第一主義。象徵性的意義？我不懂。”

“加害者的立場，簡單而言就是：我已經幹了，你有什麼辦法？我已經謝罪了，您就別老是在那裡嘮叨了。忘掉這事兒，好好過你的日子去吧！您要是忘不了，那可就是您自己的事兒了。就這麼個意思吧。”

“那麼受害者的立場呢？”

“很簡單，當一回受害者你就明白了。”

“要是當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