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四、長江的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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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事變後，段祺瑞即於1月12日責成盧永祥會同蘇軍總指揮秦洸迅速戡定上海事變。同時電令安徽軍務善後督辦王揖唐就近派兵協助盧永祥，並令何豐林收編已潰散的陳樂山舊部第四師。

孫傳芳也派謝鴻勳為第四師師長，收編陳樂山的潰軍。

上海總商會則乘宮邦鐸、張允明被逐時，宣佈上海為不設軍職、不駐軍隊及將兵工廠遷移他處的不設防城市。

東南大學校董和教職員則反對北京教育部將校長郭秉文免職，主張教育獨立，不宜隨政潮進退。

14年1月13日北京執政府下令獎勵孫傳芳撤兵回浙。

這顯示段祺瑞把齊孫分別處理，孤立齊燮元。

同日又令派陳調元幫辦江蘇軍務善後事宜，白寶山為海州護軍使，馬玉仁為淮揚護軍使。

在上海的張允明部一師一旅，及陳樂山的第四師殘部只有少數投入齊、孫兩軍。其餘為數1萬餘人悉向租界繳械，即由租界當局收容。

上海的領事團，鑑於戰爭可能波及上海，乃開會決議：禁止中國失意軍人在租界活動，並調各國的海軍陸戰隊登陸，監視所收容的中國潰兵。

盧永祥在南京組織宣撫軍，以奉軍軍長張宗昌為宣撫軍總司令兼第一路軍總指揮，參謀長臧致平兼第二路軍總指揮，軍務幫辦陳調元兼第三路軍總指揮，江蘇全省水陸警備司令冷遹為戒嚴總司令。

蘇軍總指揮秦洸在蘇州被當地駐軍攻擊，蘇州商會付出一筆錢請秦洸離蘇州。上海齊燮元軍隊即透過蘇州，與常州鎮江的齊氏舊部聯合。

1月14日淞滬聯軍孫傳芳齊燮元聯名發表通電：願意撤退上海地域內所有兩省駐軍，廢除護軍使及鎮守使名目，反對以後再設類此軍職，兵工廠亦即日擇地遷移。北京執政府亦頒佈處置浙、滬問題三令：（一）淞滬護軍使一缺著即裁撤。（二）上海兵工廠著陸軍部即日飭令停止軍用工作，以便招商承領改組商業工廠，並先委託上海總商會暫行接收，妥為保管，即由該部遴派專員會同該商會妥籌辦理。（三）上海嗣後永遠不得駐紮及設定何種軍事機關。

1月16日北京執政府令：

“此次蘇浙軍隊發生衝突，聞齊燮元有從中煽惑情事。……應另派員查辦外，嗣後各該省軍長官，務各嚴飭所部，恪守疆界，不得輕信謠諑，致啟釁端。如再有前項情事，定惟各該長官是問。”

又令：

“暫兼督辦江蘇軍務善後事宜韓國鈞，準免兼職。特任蘇皖宣撫使盧永祥兼督辦江蘇軍務善後事宜。特任方本仁督辦江西軍務善後事宜。長江上游總司令王汝勤著兼任幫辦湖北軍務善後事宜。山東、福建督理缺員著即裁撤。特任鄭士琦督辦山東軍務善後事宜。孫傳芳督辦浙江軍務善後事宜。周蔭人督辦福建軍務善後事宜。派盧金山為長江上游副司令。”

盧永祥在南京自有一套想法，其實對他來說仍是舊調重彈，他於三年前做浙江督軍時，因受第一次直奉戰爭影響，曾一度通電倡議廢督，通電中慷慨陳詞，一時極為輿論所讚美，可惜後來盧氏對於通電所提倡的事，僅能做到改“督軍”名稱為“軍務善後督辦”而止。致輿論對他頗為失望。

14年2月27日盧永祥又電段祺瑞籲請廢督。他的電文中有不少的警句：

“……廢督之議創之久矣！上既憚而莫敢為，下遂鍥而不忍舍。一日不廢，則一日不能息民。廢督以前大要者二，曰定軍制、曰劃軍區。然此非一省之事也，有一省以創之，中央鼓其激昂之氣，推之鄰省焉。推之全國焉。則事無不舉矣。……應暫以徐州一帶為國軍區域，大江以南不再駐國軍。凡駐蘇國軍一律調赴國軍區域，悉聽中央指揮。餉由部給，不幹省政。蘇省固有師旅，酌量蘇之財力另行改編，歸省長節制。浙省同時將國軍調赴國防規定區域，不得仍駐江浙毗連境壤，並將軍務善後悉聽中央主持。”

在當時浙江人民環請撤兵的時候，這些話是中聽的，也是必要之舉。同時他對江浙軍務善後督辦一職要求北京政府迅頒明令永遠廢除，為各省倡。

盧永祥這一個電報的“動機”從善的一方面說，他已經真實覺悟了；從惡的方面說，他想玩弄三年前的老手法。至於影響方面，在善後會議中已經有人向政府責問處置辦法，政府答以通盤籌劃四個字，似乎還沒有同意盧氏這個廢督的計劃。皖督辦王揖唐在京，表示贊成盧氏辦法，願將安徽軍務善後督辦陪同裁撤。對盧更備極揄揚，而江浙各團體亦以“與人為善”之心，紛紛通電贊成。南京方面雖有人假造省議會電報，說廢督尚非其時，請政府催盧氏速就江蘇軍務善後督辦職，可是隨即經省議會正式否認了。政變以後，馮玉祥的呈請辭職，通電下野出洋，就曾博得當時輿論界的稱揚。現在輿論也對盧永祥電請廢督一事大為推崇。不過有實力的人附合的並不熱烈。

江浙和約簽定後，上海的護軍使等軍職真個廢掉了，軍事上所必爭的兵工廠完全交由總商會接收了，浙奉兩軍的大隊也都離去，兵也可算是沒有了，上海人半年來所努力進行的避免兵禍運動，僅僅就軍事關係說，到此可謂已經成功，剩下來的是上海地域內所尚未解決而成為問題的，就是上海怎樣成為特別市或商埠的建設問題。

上海民政的改組，當初從事於避免兵禍運動的上海人似乎都還沒有考慮到，執政府於1月15日所下的三個命令亦僅說到上海為通商重埠，此後永遠不駐兵隊及設定任何軍事機關，而未說及民政事宜的如何處置。反而是齊燮元、孫傳芳的聯合通電中倒能說出“……其民政事宜，與平常縣份不同，擬另組成政廳以理之”的一句話。戰事粗定時，江蘇省長韓國鈞於1月29日在百忙中首先宣告於上海設特別市，電聘上海舊市董李平書等11人為籌備委員，令先行擬定區域如何劃分？機關如何組織？職權如何分配諸事宜。而上海有幾個商人，則提出意見於總商會，反對上海市政悉由少數蘇紳主持。申述執政府擬改上海為特別區域，永不駐兵，特設督辦處理民政，而主張督辦直隸中央，地方事宜由地方紳商共同處理。同時，上海的輿論，則一致主張上海應籌改為特別市，市政廳須以市民為主體，市長鬚由市民公選。戰後一個月間，關於上海的建設問題，引起了劇烈的爭議，中央與蘇省政府、商人與市民，都各表示不同的態度與意見。

事實上，執政府對於江蘇省長聘請委員籌備特別市一事，並未有所表示，可說完全不承認其效力。2月6日北京政府下令任孫寶琦為淞滬商埠督辦、虞和德為會辦。不過定上海為商埠，是與上海人民設立自治市的希望背道而馳，因此輿論反對，頗為劇烈。至於江蘇省政府所聘的籌備委員會，則積極進行籌備，一面擬成淞滬特別市籌備會章程，大致劃定上海、寶山、川沙、南匯、太倉等五縣所屬40餘市鄉為特別區域，並與各縣公團所組織的市政協會聯絡，定於3月5日召集特別市臨時市議會，討論一切重要問題；一面力爭特別市根本立法，須由籌備處擬定，經市鄉同意施行。這項關於特別市籌備會的事情，迭由江蘇省長電致北京內務部，但迄未得到覆電。

江浙二次戰後，鬧得最有聲色的是上海問題。廢使、撤兵與遷廠的運動均告成功，於是，使得同受兵災各地望而生羨。和上海地域相毗連的如松江等處，紛紛要求加入上海區域，相距稍遠的如蘇州等處，則圖謀仿上海組織特別市。於是江南同受兵災的各地方，乃形成了大規模的避兵運動，所謂太湖流域聯合自治的運動乃告發生。

太湖流域聯合自治運動，醞釀於14年2月中旬，發動於3月初旬，它的目的在謀組織特別區域，實行自治，永避兵禍。他的方法在仿效上海的辦法，聯合太湖流域的鎮江、常州、蘇州、太倉、松江（以上屬江蘇省），杭州、嘉興、湖州（以上屬浙江省），八舊府屬各法團的代表，一面請政府撤去域內軍隊，一面舉辦民團以謀自衛。最初發起的是在江浙戰事中受禍最烈的常州、無錫、湖州三處旅滬人士。後經杭州等處紳商的贊同，乃在上海組織太湖流域聯合自治籌備會，發電懇求盧永祥、張宗昌飭各軍退出太湖流域，並推代表分赴南京、杭州及北京向各當局呼籲。

太湖流域人民是由於兩次江浙戰爭中飽嘗兵災滋味，因而進行避兵運動，他們入手的第一步，在籲請撤退域內軍隊，以免妨礙春耕及妨礙農事。這個太湖流域聯合自治運動，在大體上，是值得同情的。不過在軍人爭地爭城以戰的時候，這種運動是得不到什麼結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