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周姐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凉意,“闺女晕倒在地上,当爹当妈的扭头就走了。保安说看见他们下楼的时候还在商量晚上吃什么,跟没事人一样。”
我闭上眼睛。
眼泪从眼角无声地滑下来,浸进枕头里。
你看,连外人都比他们心疼我。
那天晚上周姐送我回出租屋,一路上她什么都没问,只是在等红灯的时候突然伸手握了握我的手。她的手很暖,和我母亲的一点都不一样。我母亲的手永远是凉的,只有在接我递过去的钱时才会带上一点温度。
出租屋在城中村的一栋老楼里,三十平,月租八百,没有电梯没有空调,唯一的优点是离公司近。周姐把我送到楼下,犹豫了一下说小田要不你休息两天,我帮你请假。我说不用周姐我明天就上班,然后转身上楼,没敢回头看她。
我怕一回头就会忍不住哭出来。
打开门,屋里黑着,只有窗户外面透进来的路灯的光。我坐在床沿上,没有开灯,就那么坐着。手机亮了一下,是弟弟田浩来的微信。
“姐,爸说你今天在公司装晕博同情?你能不能别这么作?我要结婚是正经事,你就不能为家里想一次吗?”
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久到屏幕自动熄灭,又久到眼泪把屏幕重新砸亮。
然后我做了一件事。
我把田浩的微信拉黑了。
接着是我妈的,我爸的,我二姨的,我三舅的,所有那些每次家里出事就会冒出来劝我“都是一家人”“你当姐姐的就该多担待”“你弟还小”的亲戚,一个一个,全部拉黑。
手指在屏幕上点到最后一下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在抖。
不是愤怒,是害怕。
二十九年来第一次剪断那些绳子,我怕自己会摔死。
但我没有摔死。
第二天我照常去上班,左脸上的巴掌印还没消,我用粉底盖了厚厚一层,又放下刘海遮住。前台小周看见我的时候眼神躲闪了一下,我知道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这很正常,换我也不知道。
倒是销售部的小刘中午吃饭的时候端着餐盘坐到了我对面。
“田姐,”他挠了挠头,“昨天的事——你别往心里去。”
我夹了一筷子青菜,没说话。
他憋了半天又说:“我爸妈以前也这样,不过我跑了。我十八岁就跑出来了,五年没回去过。”
我抬起头看他。
这个平时嬉皮笑脸的男孩,此刻脸上的表情认真得不像他。
“后来呢?”我问。
“后来他们老了,折腾不动了,反而开始给我打电话了。”他笑了一下,笑容里有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东西,“我没接。不是心狠,是接了之后那些旧伤疤就会重新裂开。田姐,有些父母——不是所有的父母都配当父母的。”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不是所有的父母都配当父母的。
这句话像一根针,精准地扎进我心里最疼的那个点上。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很多画面。六岁那年我考了全班第一,拿着奖状跑回家,父亲正在教弟弟骑自行车,看都没看我一眼说“放那儿吧”。十二岁那年我高烧烧到四十度,母亲在麻将桌上不肯下来,是邻居阿姨把我送去的医院。十八岁那年我考上大学,全村人都来贺喜,父亲喝醉了酒说的第一句话是“以后你弟上大学的钱就靠你了”。
二十二岁我毕业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全给了家里,母亲数钱的时候笑得合不拢嘴,说“还是养闺女划算”。
划算。
她用了“划算”这个词。
眼泪又流下来了,我现自己这两天变成了一个很容易哭的人,像是之前二十九年攒下的眼泪终于找到了出口。我翻了个身,打开手机,翻到一张老照片。照片里我大概四五岁,扎着两个羊角辫,站在一片油菜花田里笑得眼睛眯成缝。这张照片是我从老家带出来的唯一一张,因为那是我记忆里唯一一次真正开心地笑。
拍照的人是我外婆。
外婆在我七岁那年就走了。她走之前拉着我的手说颖颖啊你要好好读书走出去,别像外婆一样一辈子困在这个地方。那时候我听不懂,现在懂了,懂得五脏六腑都在疼。
手机突然震了一下。
一个陌生号码来的短信,只有一行字:“田颖你他妈把咱妈气住院了你知道吗!”
我盯着屏幕,心脏猛地缩紧,手指条件反射地就要拨回去——二十九年的肌肉记忆,改不掉的。但我在拨出前停住了,因为我看了一眼消息的号码,那不是田浩的手机号,是他女朋友的。
他女朋友的,用“咱妈”这个词。
我慢慢地放下手机,慢慢地深吸一口气,慢慢地数自己的心跳。一分钟八十二下,比正常快一点,但还在可控范围。我打开通讯录,找到老家派出所的电话,拨了过去。
“你好,我是田颖,身份证号是——我想查一下我母亲赵秀兰今天有没有在县医院的挂号记录。”
电话那头敲了一阵键盘,然后回复我:“没有查到赵秀兰女士今天的挂号记录。”
果然。
我挂掉电话,把那条短信截图保存,然后把这个号码也拉黑了。
做完这些之后我现自己的手不抖了。
不是不害怕了,是害怕到了极致之后反而生出一股奇异的平静,像暴风雨中心的那一小块晴空。我翻身下床,打开笔记本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开始写辞职信。不是因为我想辞职,是因为我知道接下来家里的风暴会越卷越大,我不想让公司再被我牵连。周姐对我好,我不能让她难做。
写到一半我又停住了。
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