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女士您放心!我们一定按您的要求,挑选最优秀的人选!请您留个联系方式,一有合适人选,我立刻通知您!”
“年龄一定不能大,记住哦!”
工作人员殷勤地引着那位女士去登记,声音里的热度,几乎能融化窗外的寒冷。
第三节:收起倔强
这句话像颗温柔的钉子,把我和长椅上另外四位姐妹刚挺直一点的脊梁,又轻轻地、却结结实实地钉回了原位。
“ooo到ooo……”
这串数字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不是觉得低,而是以一种残酷的方式,精准标定了我们这个年龄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折价”幅度。
就在几分钟前,我们这群“o岁以上”的人,被明码标价为“ooo到oo”,伺候八九十岁、难以自理的老人。
而眼前这位雇主,用高出近一倍的价钱,清晰地划下了一条名为“岁”的黄金线与死亡线。
空气里那根无形的弦,仿佛“啪”一声断了。
刚才还同病相怜、眼神里有点光的那几位姐妹,此刻都默默低下了头。
一种更深的疲惫和认命感,像潮水般重新淹没了我们。
我们不仅输给了年龄,还输给了那份“干净利索、端庄识大体”的、近乎苛刻的“形象标准”。
我坐在冰冷的塑料长椅上,忽然觉得自己有点想笑。
这小小的中介公司,就像一个微缩的人间剧场。
一边是“买方市场”的挑肥拣瘦,一边是“卖方市场”的残酷挤压。
我们这些五十多岁的人,被一股脑地塞进“老年护理”的筐里,仿佛我们的价值,就只等同于还能动弹的体力,去应对生命最尾声的沉重。
而“青春”和“体面”,依然是能卖出好价钱的硬通货。
工作人员送走了那位女士,脸上的春风瞬间收敛,又恢复了之前的公事公办。
他走回来,目光扫过我们这一排,例行公事地问:“照顾老人的住家保姆,三千到三千八,有能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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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椅上陷入了几秒钟死寂。
然后,窸窸窣窣地,像被风吹动的稻草人,长椅上站起三位大姐。
动作迟缓,带着一种认命的疲惫,
“我……我能做。”站在最左边,一位头已经花白了大半、身形微胖的大姐先开了口,声音有些沙哑。
“我也行。”旁边一位穿着旧羽绒服、脸上刻满皱纹的大姐跟着应和,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
第三位没说话,只是默默点了点头,双手紧张地攥着洗得白的帆布包带。
那一刻,我没动。
屁股像被焊在了冰冷的塑料长椅上。
心里有个声音在喊:三千块,住家,伺候不能自理的老人……这活儿会吸干人最后一点精气神。
年轻工作人员看着站起来的三人,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熟练地拿起一张登记表:“地点不一样,有城东的一位,也有西郊的一位。
具体待遇面谈,但都在这个价儿。”
“城东那个……远不远?需要坐多久车?”微胖的大姐怯生生地问,她可能还在惦记着能不能偶尔回趟家。
“地址我待会儿给你们,自己看去。”
工作人员没什么耐心。
“反正都是包吃住的,一个月休两天,基本上也没什么机会出来。”
“一个月……才两天啊?”穿羽绒服的大姐低声嘟囔了一句,眼神黯淡下去。
“大姐,现在活儿少人多,就这个行情。”工作人员抬了抬眼,语气里带着一种见怪不怪的冷漠,“干不干?不干后面还有人等着。”
三位大姐互相看了一眼,眼神交流着同样的艰难。
最终,两位大姐还是都朝着工作人员的桌子挪动了脚步。
我看着她们的背影,心里像堵了一块浸了水的棉花,又冷又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