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何迪,在广州这座城市生活了将近十年。
十年,足够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学会用粤语点烧鹅饭,也足够让他在情感的世界里跌跌撞撞,遍体鳞伤。此刻我站在珠江新城的写字楼落地窗前,看着楼下车流如织的猎德大道,手里握着一杯已经凉透的美式咖啡。窗外广州塔的霓虹灯刚刚亮起来,紫色的光带一圈一圈地旋转,像一根巨大的簪插进这座永不疲倦的城市。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客户来的微信:“何主管,车子考虑得差不多了,明天下午方便再聊聊吗?”
我没有立刻回复,而是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镜子般的桌面倒映出我的脸——三十二岁,下颌线还保持着健身留下的弧度,但眼底已经有了熬夜应酬的暗沉。头用蜡抓过,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一块去年咬咬牙买下的万国表。这副皮囊在高端车展厅里能卖出去车,在灯红酒绿的珠江琶醍也能卖出去笑,但它骗不了我自己。
我需要安静一会儿。
办公室里还残留着白天接待客户时的香水味,混合着真皮座椅和展厅地毯的味道。作为广州天河保时捷中心的销售主管,我每天要面对的人,从城中村拆迁后暴富的包租公,到珠江新城做金融的年轻精英,再到那些我永远搞不清楚钱从哪儿来的女人。她们有的戴百达翡丽,有的背爱马仕,有的什么都不戴,但眼神里写满了故事。
我见过的女人太多了,多到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像一本被翻烂了的书。
但这本书真正开始被翻阅,要从三年前说起。
三年前的春天,广州的木棉花开得正盛。那种红不是寻常的红,是烈士鲜血染过的那种红,一团一团地坠在枝头,像不肯熄灭的火。我在天环广场的星巴克第一次见到沈若晴。
准确地说,是先闻到她的味道。
那是一种很清冽的香水味,不是商业街专柜里随处可见的花香调,更像是某个小众沙龙香的手笔,带着雪松和鸢尾的冷意。我正低头回客户消息,那股香味从身侧飘过来,我下意识抬头,就看见一只白皙的手端起我旁边的咖啡杯。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她说。
她的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点粤语口音的尾调上扬,在广州这种地方听起来格外妥帖。我这才注意到自己占了别人的座位——这间星巴克每到下午就人满为患,我习惯性地坐在靠窗的位置,没留意桌上还放着一杯没喝完的燕麦拿铁。
“抱歉。”我站起来,顺手把自己的咖啡杯端走,“走神了。”
她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坐下来打开笔记本电脑。我端着咖啡站了两秒钟,现自己竟然在等她抬头再看我一眼——这不太像我的作风。在展厅里面对再难缠的客户我都能游刃有余,但此刻站在一个陌生女人旁边,我居然有一种不知该把手往哪儿放的窘迫。
她没抬头。齐肩的短垂下来遮住半边脸,露出的半边耳朵上戴着一颗很小的珍珠耳钉,光线打上去的时候泛着温润的光。她穿着一件剪裁利落的黑色西装外套,里面是白色的丝质内搭,整个人看起来干净、克制、不容侵犯。
我回到自己座位上,隔着一张桌子偷偷打量她。她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得很快,偶尔停下来抿一口咖啡,眉心微蹙,像是在处理什么棘手的事情。桌上除了电脑和咖啡,还有一把车钥匙——一辆奥迪a,不是什么豪华车,但钥匙扣上挂着一个很小的金属徽章,我眯着眼辨认了一下,是某家知名会计师事务所的标志。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她刚结束一个连续工作十八小时的审计项目,整个人困得全靠咖啡因吊着,根本没注意到旁边有个男人在看她。她的人生在那个阶段只有三件事:加班、睡觉、偶尔在加完班的深夜开车去珠江边听一歌。她没有余力去注意任何男人,尤其是那种端着咖啡杯一脸茫然的男人。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那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擦肩而过。但命运这东西从来不按常理出牌,它像一个顽劣的编剧,非要把两个不该相遇的人塞进同一个场景里,然后坐在后台嗑着瓜子看他们怎么收场。
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星期后,地点换成了我工作的保时捷中心。
那天下午展厅里没什么客人,几个销售顾问聚在角落里刷手机,我在办公室整理季度报表。前台小姑娘小跑进来说:“何主管,外面有位客人看车,点名要找你。”
我放下报表走出去,一眼就认出了她。
沈若晴站在一辆哑灰色的e旁边,还是那件黑色西装外套,但今天里面换了一件浅蓝色的衬衫,领口松开一颗扣子。她手里拿着一杯咖啡,这次是美式,正微微歪着头看车身上的配置单。
“何主管?”她转过身来,眼神里闪过一丝意外,随即笑了,“原来你在这里上班。”
“缘分。”我说,然后觉得这个词太轻浮了,又补了一句,“上次的事还没正式道歉,今天给你好好介绍一台车。”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她摆摆手:“不用道歉,那天是我太累了,态度不太好。”
“你态度很好,”我说,“是我占了别人的座位还一脸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