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了,”她说,“我自己摸索吧。”她动了车,摇下车窗,“谢谢你,何迪。改天请你吃饭。”
“不用客气,这是我的工作。”
“但我不想把它当成工作。”她说完这句话,踩了一脚电门,冰莓粉的tay无声地滑出了展厅,消失在广州的午后阳光里。
我站在门口,阳光照在身上有些烫。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沈若晴十分钟前了一条微信:“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我回复:“都行,你做的我都吃。”
放下手机的时候,我现自己手心出了一层薄汗。
苏晚请我吃饭是在两周后,地点选在了二沙岛的一家法餐厅。那家餐厅我去过几次,都是陪重要的客户去的,人均消费不低。她订了一个靠窗的位置,窗外就是珠江和广州塔的夜景,灯光在水面上拉出一道道彩色的长线。
我到的时候她已经在了,穿着一件黑色的吊带裙,锁骨处露出一小片白皙的皮肤,脖子上戴着一条很细的锁骨链,坠子是一颗很小的星星。她的头散下来,一侧别在耳后,露出耳朵上一排三个小小的耳钉。
“你来了,”她抬头看我,笑了笑,“我帮你点了杯红酒,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谢谢。”我在对面坐下,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是一瓶还不错的波尔多。
“你平时喝酒吗?”她问。
“应酬的时候喝,平时不怎么喝。”
“那今天呢?”
“今天不算应酬,”我说,“今天是朋友吃饭。”
她听到“朋友”这个词的时候,眼神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正常。
“对,朋友。”她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像是在品味它的味道。
那顿饭吃了将近三个小时。苏晚比沈若晴健谈得多,她的世界里充满了色彩和形状——她聊莫奈的睡莲系列,说那些光影的变化让她想起广州的雨季;她聊在广州美术学院读书时的趣事,说有一次画人体素描画到一半模特睡着了,鼾声打得全班都在憋笑;她聊毕业后在画廊工作的经历,说那些有钱人买画的时候根本不看画本身,只看画家有没有名、有没有升值空间。
“后来我就不干了,”她说,喝了一口酒,“我觉得我在做的事情不是在卖画,是在卖一种虚荣。”
“那现在呢?”
“现在啊,”她笑了笑,“现在就靠别人养着呗。”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坦然,没有一丝羞愧或者遮掩。这种坦然让我有些意外——大多数人提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些闪躲,但苏晚没有。她把这件事说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自然。
“那个男人,”我犹豫了一下,“是你男朋友?”
“不算吧,”她歪着头想了想,“算是……赞助人?”
我忍不住笑了:“赞助人?这个词用得挺艺术。”
“本来就是嘛,”她也笑了,“他赞助我的生活,我赞助他的……我不知道,大概是陪伴吧。”
“你喜欢他吗?”
这个问题让她沉默了一会儿。她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目光落在窗外的江面上。
“喜欢?”她重复了一遍,“我不知道什么是喜欢。我只知道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不讨厌,他对我挺好的,给我买了房子、买了车,每个月还给我一笔生活费。我不用工作,想画画就画画,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样的生活,很多人求之不得吧?”
“但你不快乐。”
她转过头来看我,那双单眼皮的眼睛里忽然有了一种我看不懂的情绪——不是悲伤,也不是愤怒,更像是一种被看穿之后的窘迫。
“你怎么知道?”
“猜的。”
她低下头,手指在酒杯的杯沿上画着圈,出细微的嗡鸣声。
“何迪,”她说,“你有没有觉得我很廉价?”
“没有。”
“真的?”
“真的。”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我没有资格评价别人。”
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目光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地融化。
“你知道吗,”她说,“你是第一个跟我说这种话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