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你说虽然咱们有着严格的审查制度和伦理规定,但心理师也是人,也有私心和喜恶,负责那些人的心理师要是想不留痕迹地整整他们,岂不是也很简单?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呗!”
听到这里,赵护士皱了皱眉:“一码归一码吧,这些人的错误还是应该交由法律处理,要是真的有精神病那就好好治,要是被污染就好好调查,任何人都不该滥用职权。”
她顿了顿,心底却隐隐有点畅快——毕竟这些人的非人程度实在已经接近伪人了,简直匪夷所思!
如果轻轻放下,只是交由公安处理的话无非就是依照治安法让他们赔点钱,最多进去蹲几天罢了。而且这种事的恶劣程度,换在以前,这位医生大概会被舆论骂到离职,清高些的也许甚至会遭到精神上的重创而选择一些令人惋惜的做法。
现在,不仅没事,还可以直接利用整个社会的恐惧来文明地使这种恶人社死甚至付出更多代价。
她察觉到自己这种情绪,立刻有些不安——毕竟,程序正义才能保护绝大多数人的权利——于是干脆打断了郭护士:“行了,不要说这些了,该准备的准备好,待会人就来了。”
郭护士撇撇嘴没再多说,把手套弹紧,走出准备室。
赵护士长叹一口气,摇摇头。
作为在社区精神检测中心的护士,她得有着积极的精神面貌才行。
翻开今早的排班表,手指顺着名单滑下去:今天要接诊的居民,足有五十多人,都是附近的常住人口。她也是这里的居民,因而大多数都是她的左邻右舍。
这类似于过去社区医院的精神检测中心,在大家心里,它却更像是警局的下属单位。
人们会来做常规的体温、脉搏、瞳孔反射测试等,还要做认知和情绪反应筛查——因为一旦被判定为“认知失调”,就意味着她们可能被带走,进入专管局的调查名单。
这可不能出差错。
赵护士深呼吸几下,也收拾好自己的装备,走出休息室,和护士长打了招呼,她们一起走向今天的第一批居民,她们正陆续走进候诊区。
很快,候诊区的座椅就几乎坐满了人。
像往年一样,今天的主要人群是老人——上学的孩子会在学校统一检测,上班的人也有公司安排专车接送去更中心化的检测点,所以只有居家的家务劳动者、无业者,或者干脆已经退休的老人,会受组织来到社区的精神检测中心。
“赵姐,带三号到抽血室。”
前台的小护士喊了一声,把挂号单递到她手里。
赵护士便领着三号——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太太——慢慢走进抽血室。
“老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一切都好吗?血压之类的有做检查吗?”赵护士对谁都笑盈盈的。
可老太太精神矍铄,拐杖对她来说像是装饰品。赵护士越问,她越迈着稳健的步伐大步朝前走,显然根本不想搭理人,那种“少来惹我”的脾气几乎刻印在了皱纹里。
这老人就是这个脾气,在社区里也比较“独”,平时也不爱出门,赵护士没太在意,她就停止追问,只是微笑着帮她安置好手臂。
抽血、采集标本、贴条码——流程就这一套。
血液会被送去化验室,检测包括常规血象、肝肾功能、血糖血脂,还会额外检测几项与精神状态相关的指标:血清皮质醇水平啊,各种神经递质功能水平啊,当然还有雄激素与雌激素的比例。
这些指标虽然不能直接证明一个人是否受伪人影响,但统计结果显示,受污染的居民在应激激素和性激素水平上往往有异常波动。
化验结束后是心理筛查。
与心理师进行闲聊似的交谈就是流程的核心。她们有一套极简高效的问答,能在最短时间内判断一个人是否存在明显的认知异常。
赵护士把老太太送到心理师办公室。里面坐着的是李老师。
她抬头看了老太太一眼,微笑示意老人坐下,声音温和:“今天感觉怎么样?”
“老样子。”老太太声音干脆,目光坦然。
“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梦?”
“没有。都是些乱七八糟的,醒来就忘了。”
李老师点点头,做了个标记,换了几道简单的认知测试题,比如报今天的日期,复述一组数字,辨认几张面孔。老太太全都答得轻松。
还很不耐烦。
不到三分钟,这个回合就结束了。
赵护士站在门口,看着李老师从容地把记录夹上,再点头对自己笑,示意可以请下一位进来了。
赵护士心里也轻松一点。说是要有阳光的心态,但是唉,这都是熟悉的人,她也真怕谁会出什么差错。还好还好,一切正常。
接下来的几位居民也差不多。
一位退休教师,讲话条理分明,甚至主动和李老师聊起了上周看到的新闻;一位中年男人,他长期居家,没有和外界交流的通道导致他平时就有点神经质,这种人的检测难度会略高一些,好在他十分配合。
不,可以说是相当配合。他简直把这当作和老朋友聊天的机会,好像心里憋着一大团的话都想说,不需要李医生问,他就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叽里呱啦地说个不停,最后依依不舍地被赵护士给带走了。
这种检测效率很高,整个上午,队伍像被流水线推动一样缓慢但有序前进。
十一点。临近午休。
一个瘦削的中年人被领着走进心理室。
女人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夹克,手上有没洗干净的油渍。甫一坐下,眼睛就死死盯着李老师,好像要透过她的脸看清更深处的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