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走的那天,澜城下了一整天的小雨。
还不是梅雨,梅雨要再过半个月才来,可那雨下得黏,细细密密的,落在弄堂的青砖墙上就不肯走,把整条弄堂洇成一种旧旧的、发潮的颜色。
我站在客堂间门口给来吊唁的人递白花,手心一直是湿的,分不清是雨还是汗。
灵堂就设在家里。
石库门的客堂间本来就窄,摆上遗像、香炉和两排折叠椅,人一多就转不开身。
来的大多是老邻居,楼上的王家姆妈,后弄堂修鞋的老顾,还有几个跟奶奶一起跳了十几年扇子舞的老太太。
她们轮流握住我的手,说的话差不多都一样:你奶奶把你带大不容易,以后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我点头,说谢谢,再点头。
说到后来,那几个字在嘴里磨得光溜溜的,没了分量。
我父亲没有回来。
他的船那几天在南溟海上,从珀港开往赤沙港,离最近的港口还有六天的航程。
奶奶咽气那天夜里,我给他打卫星电话,信号断了三次,第四次才接通。
电话那头全是风声和机器的轰鸣,他的声音隔着几千海里传过来,又粗又哑。
“你替我给她磕三个头。”
我说好。
他又说:“阿渡,你……”
后面的话被一阵杂音吞掉了。
我对着话筒喊了几声,那头只剩下嘟嘟的忙音。
我握着手机在弄堂里一直站到天色发白,始终不知道他那句话原本要说什么。
我今年二十二岁,春天才进公司,工牌上印着“助理工程师”几个字,塑封还新。
公司做古建修缮,我跟着师傅们在工地上爬脚手架、量梁柱、画测绘图,手上总带着洗不干净的木屑和墨线。
我以为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了。
可是奶奶走了以后,我才发现自己连殡仪馆要交哪些材料都不知道,连她的寿衣放在哪个柜子里都要问楼上的王家姆妈。
公司里来了几个同事帮忙,许嘉禾替我张罗了两天,临走时在弄堂口抱了抱我,说有事就给她打电话。我说好,后来一次也没有打。
这二十二年,交水电费、给我开家长会、逢年过节给亲戚回礼的,原来一直是奶奶。
……
吊唁的第二天下午,雨小了些。客堂间里只剩几个老太太在折锡箔,窸窸窣窣的,谁也不说话。
那个人就是这时候进来的。
他四十五六岁的样子,身材敦实,一身深灰色西装熨得一丝不苟,皮鞋擦得锃亮,进门前在门槛外仔细地跺了跺脚上的水。
他从我手里接过白花,我闻到一股很沉的香气,压过了满屋的香烛味。
他冲我点了点头,走到遗像前鞠了三个躬,弯腰的幅度、停顿的时间都恰到好处。
起身时,他左手腕上的一串佛珠从袖口滑了出来,颗颗深褐,油润发亮。
他把一个厚厚的白信封放进奠仪箱,转过身,没有马上走。
“你是沈渡吧。”
我说是。
他笑了。那是一种很周到的笑,嘴角弯得刚刚好,眼角也挤出了几道纹,可眼睛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认识你父母,”他说,“很多年前了。”
这句话他说得很慢,“父母”两个字说得格外清楚。
我愣了一下。
二十二年来,从没有人在我面前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说过。
在我们家,只有“你爸爸”,没有“你妈妈”。
“你妈妈”这几个字,就跟客堂间角落里那块一踩就响的地板差不多,谁都知道它在那儿,谁都绕着走。
我想问他认识的是哪一个,又觉得在奶奶的灵前问这种话不合适。还没等我开口,他已经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张名片,用两根手指夹着递过来。
名片是米白色的,压着暗纹,上面印着:桐溪文旅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严振东。
“桐溪。”我念了一遍。这个地名我从没听过。
“云泽省的一个小镇,离这儿不远。”他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那串佛珠在我耳边碰出一声轻响,“你会来桐溪的。来了就找我,有什么难处,跟严叔叔讲。”
他走了。我站在门口,看他撑开一把黑伞,踩着弄堂里的积水走出去,没几步就看不清了。
我捏着那张名片,后背一阵发凉。他怎么知道奶奶走了?他怎么那么肯定,我会去桐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