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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伊斯人走了,但心似乎還留了一片下來。

在金珍像蝦一樣被精心寵養的日子裡,希伊斯曾跟小黎黎聯絡過三次。第一次是他到X 國不久,是一張印製精美的風光明信片,上面只有簡單的問候和通訊地址。地址留的是家裡的,所以,也無從知道他在何處就職。第二次是第一次的不久之後,是一封他收到小黎黎去信後的回信,說他知道金珍已在康復中很高興什麼的,至於小黎黎在信中問起的有關他在何處就職的問題,他只是含糊其辭地說:是在一個科研機構工作,什麼科研機構,他具體在幹什麼,都沒說,好像是不便說似的。第三次是春節前,小黎黎收到一封希伊斯在聖誕夜寫出的信——信封上有充滿喜氣的聖誕樹圖案。在這封信上,希伊斯向這邊提供了一個連他自己都感到吃驚的資訊,說他剛從一位朋友的電話裡獲悉,普林斯頓大學已組織幾名科學家,正在研究人腦內部結構,科研小組由著名數學家保羅。薩繆爾森領銜掛帥。他寫道:“這足以說明該課題的價值和魅力所在,非我希伊斯之空想……據我所知,這也是目前世界上惟一問津該課題的一方組織。”

所以,在假設金珍已經病癒的情況下(事實也差不多),他希望這邊儘快把金珍送去那裡學習。他表示,不管這邊搞不搞人腦研究課題,金珍都應該出去深造,並勸小黎黎不要因為某些短暫的利益或困難取消金珍赴美計劃。或許是擔心小黎黎因為要搞人腦研究而刻意把金珍留在身邊,他甚至搬出一句中國俗話——磨刀不誤砍柴工——來闡明他的想法。

“總之,”他寫道,“過去也好,現在也好,我所以那麼熱衷金珍去美國留學,想的就是那裡是人類科學的溫床,他去了,會如虎添翼的。”

最後,他這樣寫道:

我曾經說過,金珍是上帝派來人間從事該課題研究的人選,以前我一直擔心我們無法給他提供應有的環境和無為而為的力量,但現在我相信我們已替他找到了環境,也找到了來自空氣中的力量,這就是普林斯頓大學。正如你們國人常言的關於某人買酒他人喝的幽默一樣,也許有一天人們會發現,保羅。薩繆爾森他們現在殫精竭慮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為一箇中國小子喝了幾聲必要的彩而已…

小黎黎是在學生的課間休息時間裡拆閱此信的,在他閱信期間,窗外高音喇叭里正在高唱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的時代金曲,在辦公桌上,放著他剛剛閱完的報紙,頭版頭條通欄橫著一條標語樣的巨幅標題——美帝國主義是隻紙老虎。

他一邊聽著激越的歌聲,一邊看著粗黑的標題,心裡有種時空倒錯的感覺。他不知如何給遠方的人回信,似乎還有點怕,好像有神秘的第三隻眼在等著看他的回信似的。這時候,他的身份是N 大學名副其實的校長,還是C 市掛名的副市長。

這是人民政府對容家世代崇尚科學、以知識和財力報國精神的高度讚揚。總的說,容家第八代傳人容小來——小黎黎——現在正在重溫他祖上曾經一再領略過的榮耀的歲月。這也是他一生中最榮耀的歲月,雖說他並非專營榮耀之輩,似乎也沒有忘我地陶醉在其中,但面對這份失散已久的榮耀,他內心本能保持著足夠珍惜的心理,只是過度的知識分子的東西常常讓人覺得他似乎有些不珍惜而已。

小黎黎最後沒給希伊斯回信,他把希伊斯的來信,連同兩張瀰漫著志願軍與美國士兵在朝鮮浴血激戰的硝煙的報紙,還有給希伊斯回信的任務,都丟給了金珍。

小黎黎說:“謝謝他吧,也告訴他,戰爭和時勢已經封死了你的去路。”

小黎黎說:“他一定會感到遺憾的,我也是,但最該遺憾的是你。”

小黎黎說:“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你的上帝沒有站在你一邊。”

後來,金珍把寫好的信請他過目時,老人似乎忘記自己曾說過的話,把一大段表達他遺憾之情的文字勾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又轉換到金珍本人頭上,最後又交代說:

“把報紙上幾篇相關的報道剪了,一同寄去吧。”

這是1951年春節前的事。

春節後,金珍重新回到課堂上,當然不是斯坦福大學的課堂,也不是普林斯頓,而是N 大學。這就是說,當金珍把謄寫清楚的信連同幾篇硝煙滾滾的報道丟進郵箱時,等於是把他可能有的另一種前程丟進了歷史的深淵裡。用容先生的話說,有些信是記錄歷史的,有些信是改變歷史的,這是一封改變一個人歷史的信。

「容先生訪談實錄」

珍弟復學前,父親對他是回原年級還是降一級學的事情跟我商量過,我想雖然都知道珍弟成績很好,但畢竟已輟學三個學期,加上大病初癒,人還經不起重負,怕一下回去上大三的課對他有壓力,所以我建議還是降一級的好。最後決定不降級,回原班級學,是珍弟自己要求的,我至今還記得當時他說的一句話。他說:

“我生病是上帝在幫我逃避教科書,擔心我變成它們的俘虜,失去了鑽研精神,以後什麼事都幹不了了。”

有意思吧,簡直有點狂是不?

其實,以前珍弟對自己一向是比較低看的,一場大病似乎是改變了他。不過,真正改變他的是書籍,大量的課外書籍。他在家養病期間,幾乎把我和父親的藏書都看了,少說是都摸了。他看書很快,也很怪,有些書他拿在手上翻幾頁就丟掉了,有人因此說他是用鼻子看書的,一度還有人喊他叫聞書先生。這肯定是誇張的說法,但他看書確實很快,大部分書在他手上都不會過夜的。看書快是和看書多聯絡在一起的,看的多了,見多識廣了,也就快了。再說他看多了課外書,對教科書上的東西簡直沒興趣,所以經常逃課,連我的課都敢逃。復學後第一學期期末,他曠課率之高跟他的成績一樣令人矚目,全年級第一,是遙遙領先的第一。還有一個遙遙領先的是他在圖書館的借書量,一學期借書達200 多冊,內容涉及哲學、文學、經濟、藝術、軍事,反正五花八門的,什麼書都有。就這樣,暑假時,父親帶他到閣樓上,開啟儲物間,指著希伊斯留下的兩箱書,說:

“這不是教科書,是希伊斯留下的,以後沒事你看吧,就怕你看不懂。”

過了一個學期,到第二年三四月間,同學們都開始忙做畢業論文的事。這時,系裡幾位教珍弟專業主課的老師都跟我談起,說珍弟做的畢業論文的選題有些問題,希望我出面做做他工作,讓他換個選題,否則他們是無法做他論文的指導老師的。我問是什麼問題,他們說是政治問題。

原來珍弟確定的論文選題內容是建立在世界著名數學家格。偉納科的數字雙向理論基礎上的,從選題學術性上講,可以說是對數字雙向理論的模擬證明。而偉納科當時是科學界出名的反共分子,據說他門前貼有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親隨共產主義者不得入內。他還在硝煙瀰漫的朝鮮戰場上,慷慨激昂地激勵美軍士兵打過鴨綠江。雖然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也沒有主義之分,但偉納科個人強烈的反共色彩給他的學術理論也籠罩上一層森嚴的政治陰影,當時以蘇聯為首的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對他的理論一般不予承認,不提,提了也都是站在批判的立場上的。現在珍弟想證明他的理論,顯然是逆潮流而行,太敏感,有政治風險。

然而,父親不知是犯了知識分子的毛病,還是被珍弟列在提綱裡的想法迷惑了,在大家都退而避之並希望他出面勸說珍弟改換選題的情況下,他非但不勸說,反而主動請纓,親自當起珍弟論文的指導教師,鼓勵他把選題做出來。

珍弟確定的選題是:《常數π之清晰與模糊的界線》,已完全不是本科學業內的選題,也許作為碩士論文的選題還差不多。毫無疑問,他這是從閣樓上的那些書裡找來的選題!

論文第一稿出來後,小黎黎的熱情更加高漲,他完全被金珍敏銳、漂亮而且符合邏輯的思維迷住了,只是有些證明他覺得過於複雜,需要作修改。修改主要是刪繁就簡,把有些無須證明的證明刪了,對有些初級因而不免顯得繁複的證明,儘量改用比較高階又直接的證明手段,那已經遠遠不是本科學業範圍內的知識了。

論文第一稿落成的文字有兩萬多,幾經修改後,定稿時為一萬多字,後來發表在《人民數學》雜誌上,在國內數學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不過,似乎沒人相信這是金珍一個人獨立完成的,因為經過幾次修改後,論文的檔次再三被拔高,於是就越來越不像一篇本科生的畢業論文,而更像一篇閃爍著創立精神的學術論文。

總的說,金珍論文的優點和缺點都顯得很明顯,優點是它從圓周率出發,巧妙地應用偉納科的數字雙向理論,將人造大腦必將面臨的困難和結症進行了純數學的論述,感覺是有點把看不見的風抓住似的奇妙;缺點是文章的起點是一個假設,即圓周率為一個常數,所有驚人的猜想和求證都是在這個假設的前提下完成的,所以難免有空中樓閣的感覺。從某種意義上說,你要讓樓閣落地,承認文章的學術價值,首先必須你堅信圓周率是一個常數。關於圓周率的常數問題,雖然早有科學家提出過,但迄今尚未有人證明它。現在數學界至少有一半人堅信圓周率是個常數,但在確鑿的證明或證據尚未擁有的情況下,相信也只能是自我相信而已,不能要求他人相信,就像牛頓在發現樹上的蘋果自由落地之前,任何人都可以懷疑地球有引力一樣。

當然,如果你懷疑圓周率是個常數,那麼金珍的文章可以說一文不值,因為這是它建築的地基。反過來,如果你相信圓周率是個常數,那你也許會驚歎他竟在如此蠻夷之地拔起一座大廈,感覺是用鐵捏了朵花似的。金珍在文章中指出:人的大腦在數學意義上說就是一個圓周率,是一個具有無窮小數的、深不見底的數字。在此基礎上,他透過偉納科的數字雙向理論,較好地闡述了關於研製人造大腦的結症——人大腦擁有的模糊意識。模糊就是不清晰,就是無法全知,也就是無法再造。所以,他提出,在現有程式下,人腦難有徹底再造的樂觀前程,只能是儘量接近而已。

應該說,學術界持相似觀點的不乏其人,包括現在。可以說,他的結論並不新奇,他的誘人之處在於,他透過對圓周率的大膽假設和對數字雙向理論的巧妙運用,對這一觀點進行了純數學方式的求證和闡明,他尋求的意義也就是想對人們證實這一說法,只是他引用的材料(房子的地基)又是未經證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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