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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著我，露出一幅恍然大悟的神情，卻搖搖頭：“對不起，伯爵大人，我不知道該怎麼說，但是您必須明白，地下抵抗運動不是單純的復仇，我們是為了法蘭西。”

“我知道。”看來他確實認為我很衝動，“您也應該明白我是一個三十歲的成人，早就脫離了浪漫主義的夢幻階段，我瞭解自己的行動代表著什麼。我不會要求你們給我一把槍，然後衝進黨衛隊分部！我只是希望自己能把悲傷和仇恨都宣洩在一個有用的地方，這是為了瑪瑞莎，也是為了我自己……”

“伯爵大人，我們很感謝您的幫助，但是這是一個極為危險的事業！”

“我的妻子和孩子躺在這裡，您還要勸我遠離危險嗎？”

“……”

他的臉上有一瞬間的窘迫，然後戴上禮帽，輕輕地點點頭：“既然如此，我會幫您轉達的，過幾天再給您訊息。不過，伯爵大人，希望您能考慮清楚，這對您而言是把生命放在鋼索上的運動，摔下去就粉身碎骨。”

我點點頭，沒有說話。

他嘆了一口氣，轉身離開了。

我望著墓碑上的花環，閉上了眼睛－－

親愛的，我會實踐自己的諾言，請給我一點時間。

在1940年年底，聖誕節之前熱鬧氣氛彌散在寒冷的空氣中，似乎社會上的次序在不知不覺地恢復。儘管物資短缺讓我們品嚐到了有史以來最難熬的一個冬天，但是無論如何生活也得繼續下去。

納粹國防軍沒能贏得對大不列顛的戰役，這讓他們初到法國時的不可一世稍稍收斂。但他們的脾氣開始變得暴躁，所有的親善舉動逐漸消失，平民百姓也對德國的灰色制服十分厭煩。敵對活動越來越多，德國人在許多服務場所受到怠慢，偶爾還有人向他們打冷槍。

他們的反應是加強了對佔領區的控制，我和所有人一樣被敵視的眼睛監視著，郵件常常有撕開的痕跡，隔三岔五地就會有查證件的秘密警察上門。

但是這一切都不會像從前一樣讓我感到生氣和不平，我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更重要的事情上。

我又重新接過了“夜鶯”的管理和經營，並且把它擴大了；我請回了大部分演員，並且還招聘了“新人”；我把從前只在沙龍中進行的演出改成了在大戲院的公演，還安排了三個流動的演出小組，他們常常在靠近維希一帶的小鎮上表演，而且很受歡迎，只不過每次回到巴黎以後成員都有點變化，比如少了一兩個人什麼的。

西蒙和拉豐當然知道我在幹什麼，但是他們說不出任何阻止我的話，我請求他們為我保密。

“至少我不想讓母親知道。”我對他們說，“這種事情瞭解的人越少越好，如果不是因為你們是‘夜鶯’的股東，我甚至希望連你們也瞞過去。不過我已經在那些演出小組的所有檔案上籤了自己的名字，你們很安全。”

“去他的檔案，你知道我不擔心這個！”西蒙憂慮地望著我，“夏爾特，你在冒險－－地下逃亡網路只要有一個人被捕，所有參與者都會暴露，你知道那意味著什麼嗎？”

坐牢、槍斃、進集中營？我當然非常清楚。

拉豐看著我臉上淡漠的神情有點生氣：“夏爾特，我們到時候也救不了你！”

我牽出一點點淡淡的笑意：“老朋友，你不要告訴我你沒有做過類似的事情。”

他剛開始蓄鬚的臉上呆了一下：“好吧，好吧，我承認我是替他們送過兩三次信，但這根本不算什麼，德國人不會知道的。我很小心！”

“我也一樣小心。”我拍拍他的肩，把臉轉向西蒙，“請相信我，我會保護自己的。如果我還做出什麼衝動的事，瑪瑞莎是不會原諒我的。”

於是，我做的事在只限於戴斯先生、西蒙、拉豐還有幾個抵抗組織的成員知道。我瞞住了母親和其他人，甚至連我的秘書皮埃爾也認為我不過是用“比以前多得多的工作”麻痺自己而已。

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越來越多的逃亡者開始傳言：在抵抗組織裡有一個代號為“天鵝”的人，他負責藏匿一些從蓋世太保手裡逃出來的人，把他們送到佔領區和傀儡政府的交界處，從那裡逃出國境線；或者利用演出的機會把他們送到瑞士邊境。

1941年春，“天鵝”的觸角第一次伸到了暗殺領域。在一次針對德國兵站的爆炸行動以後，他變成了地下抵抗組織中有名的人物。

而我也從那個時候起，開始期待著與波特曼少校有一次實力等同的交手。

1941年的巴黎是德國人發財的好地方，但對猶太人來說，這裡變成了人間地獄。

剛開始，他們對這個可憐的民族的反感僅僅表現在惡作劇上，比如砸碎櫥窗玻璃、強迫他們在馬路上向德國兵行禮之類的，但蓋世太保漸漸不滿足於此了，他們親自出馬，有步驟地對猶太人沒收財產、隔離監禁、趕盡殺絕……

五月二十九日，官方頒佈了一條新法令：“……凡六歲以上的猶太人，都必須用黃布製作一枚手掌大小的黑邊六角星，牢牢縫在上衣左胸顯眼處，上方用黑筆書寫‘猶太人’的字樣，不得有任何違命……”

真是令人噁心的命令。

所以當我看見德亞律師神色憔悴地戴著那個東西坐在我面前的時候，我不可遏止地憤怒起來－－

“他們把這裡當成屠宰場了，那些畜生！”

“夏爾特。”慈祥的老先生非常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你知道我們沒有任何反抗的能力。他們在每個佔領區都這樣做，從巴黎淪陷那天開始我就明白這是遲早的事。”

“您真的要走？”

“是的。我已經託人幫忙打通了關節，下個星期就帶著全家去北非，然後到美國。”德亞先生從公事包裡拿出幾份檔案，“這是辦完的過渡手續：你所有的不動產和證券全部劃歸伯爵夫人，留在你手裡的只有‘夜鶯’的一部分贏利和現金。”

“謝謝。”

他疲憊地笑了笑：“這是我為你做的最後一件工作了。孩子，好好保護自己吧。”

我從視窗目送德亞律師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把檔案鎖進保險箱。

抵抗運動比前一年更加激烈，自從我開始接手一些暗殺任務後就知道必須為母親和朋友們做些事情，這樣即使我碰到什麼意外也能安心。但是這一切的前提是絕對不能讓他們知道。

我清楚自己做的事有多危險，德國人對付我們的手段太多了，每一次行動都像在刀尖上跳舞；就在不久前，第一批空降到法國的12名電報員剛剛找到馬塞的一座安全房屋時就發現蓋世太保在那裡等候他們。從一個被捕的間諜口袋裡找到一個地址本後，獵犬們蹲在那兒逮個正著。我不希望這樣的事也發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儘量使用單線聯絡，包括今天晚上的行動。

在瓦爾葉泰劇院的演出途中，一名來自德國國家警察局的特派員和法國警督皮埃爾·伯尼將成為狙擊手的目標，後者是一名無恥的叛徒，曾經多次組織了對猶太人和抵抗者的殘酷清剿行動，因此不能讓他繼續活在這個世界上。我的任務是把狙擊手化裝成臨時演員帶進劇院，送到舞臺上方的燈光支架上，事成後再利用同樣的身份把他送出去。所有的步驟都已經排演過無數遍了，今天上場的人都是我在“夜鶯”中安排好的，如果不出現意外，那麼應該是沒問題的，不過我從來都只打60％的勝算，剩下的40％得靠運氣和應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