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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弗郎索瓦沒有發覺我這一瞬間的想法，他朝我傾過身子，壓低了聲音說到：“計劃的時間有點變動，英國人提前到了巴黎。”

我的肌肉一下子收緊了：“什麼時候得到的訊息？”

“昨天凌晨3點左右，戴西說他們已經從霞爾特爾的教堂秘密離開。因為德國人在附近聽到了風聲，神甫也沒辦法再繼續收留他們，所以只有提前進入巴黎。現在必須儘快讓他們離開法國。”

“護照倒是沒問題。”我從身上掏出那三張證件，“到目前為止波特曼少校還算配合，但是如果要修改時間會很困難的。”

“是啊。”小夥子皺起了眉頭，“可是我們的臨時安置點也不太安全。如果在那個公寓裡呆得太久是會被懷疑的，況且他們的英國口音那麼重……”

我覺得頭疼，現在劇團裡“戶外演出”都得得到警察局的批准，要想改動時間將牽連到很多人：“他們的情況怎麼樣？”

“還算好，除了一個在空降的時候被劃傷了左臂，其他的兩個健康得不得了！”

“我去見見他們，或許可以協調一下。”

“恩。”我年輕的同志也表示同意，“那麼我來安排時間好了。”

在克拉維爾街上有個不大的香檳俱樂部，自從巴黎食品供應進入困境之後它也就處於半歇業的狀態，臨街的一半房間成了旅館，勉強在艱難的處境中生存下來。

我在下午四點左右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門廳裡那盞昏暗的吊燈就已經開啟了。一些衣著寒酸、神情木然的住戶從我身邊走過，沒有對我們投以任何關注。

我抱緊了胸前的紙袋，像個來探望朋友的普通人，跟著弗郎索瓦來上了三樓。髒乎乎的牆紙和壁燈都讓我感到不快，周圍散發著一股討厭的黴味，這地方光是看著都讓人鬱悶，住久了更是難受。

弗郎索瓦敲了敲304號房間的門，三下慢，三下快。裡面傳出兩聲咳嗽，他又敲了兩下。

門開了，一張粗獷卻英俊的面孔出現在我們面前。

“進來吧。”年輕人帶著我很快鑽進這間只有50平方米左右的小公寓，然後輕輕關上了門。

三個高大健壯的男人或坐或站地呆在裡面，看著我的目光都帶著一點疑惑和警惕。

“別緊張，朋友們。”弗郎索瓦摘下帽子為我介紹到；“這位是夏爾特·德·諾多瓦伯爵，你們這次逃亡的最終負責人。”

這三個英國人的神情緩和了一些，露出友好的眼神，我也很快認識了他們：那個黑頭髮，留著小鬍子是查理·威爾遜下士；手臂上包著繃帶，臉上還有雀斑的年輕人是傑納德·班森下士；而個頭最高，有著深褐色頭髮，來為我們開門的那位，則是這個行動小組的長官喬治·洛克中尉。

“很高興認識您，伯爵。”這個男人用帶著濃重英國腔的法語對我表示歡迎，使勁握住了我的手，他熱情的黑眼睛幾乎讓我以為他有義大利血統。

“我也一樣，中尉。”我不留痕跡地從這讓手掌發痛的禮節中爭脫出來，笑了笑，“我這次來是想看看你們，同時告訴你們原來的計劃安排。”

“是的。”他笑笑，“我猜其實您更要告訴我們，現在要更改是很困難的，對嗎？”

真是個聰明的傢伙！

我稚氣地偏著頭想了想，決定開門見山：“其實不是困難，而是－－非、常、困、難！”

天氣越來越冷了，很多喬木都落光了葉子，露出醜陋的枝幹。

其實我很怕冷，每到冬天都喜歡回到阿曼德莊園，在周圍鋪著皚皚白雪的的林間漫步，然後坐在古老的壁爐前寫出一首首輕柔的小夜曲，等待著12月24日晚上的彌撒。

而現在我很難想象一個多月後的聖誕節自己會怎麼樣度過：我呆在巴黎，窗外是納粹的軍靴和步槍，火雞很難買到，黃油少得可憐，沒有象樣的禮物，甚至連聖誕樹都只能用不超過一米的小柏樹苗代替。雖然母親在我的身邊，可是另一個位置卻空了出來，本應該由我彈著鋼琴作為伴奏的甜美的女聲獨唱已經永遠不可能再有了，並且，我找不出可以代替的東西。

但是在我為此煩心之前，還必須操心該怎麼送走三位英國客人。他們住在廉價的公寓裡，連門都沒出過，說話的聲音不能傳出兩米以外，但是這並非可以拖延一個星期的藉口；誰知道秘密警察的臨時檢查什麼時候會上門。

好在喬治·洛克中尉他們是非常樂觀而且訓練有素的軍人，並未對此發出任何抱怨，也沒有什麼煩躁的舉動，這讓我很高興；甚至在我前去探望的時候，他們還客氣地跟我有說有笑。

“t‘en　……fais pas，　t’en fais pas（法語：別介意）！是這樣說的對嗎，伯爵大人？”用生硬的腔調學著法語，有著中尉軍銜的大個子在我面前像個小孩兒似的撇下嘴角了，“啊，這真是太難了！”

“已經很不錯了，中尉。”我忍不住微笑到，“但是這樣想冒充一個臨時演員還是很勉強的。”

“我看我還是裝做啞巴好了。”

“這主意倒不壞，可為什麼一個不到二十個人的小小的流動演出組裡就有三個啞巴呢？”

查理·威爾遜下士和傑納德·班森下士輕輕笑出了聲，一點也沒給他們的長官面子。

我耐心地把這幾句簡單的話又重複了一遍，然後掏出口袋裡的紙遞給他：“請務必把我們這次的安排再熟悉熟悉－－您和班森下士是我們的臨時演員，然後威爾遜下士則是道具師。我們會從巴黎出發，經過魯昂到勒阿弗爾，為達那德先生的的文藝沙龍做一次小型演出。如果接應及時，你們就能搭乘一隻到開普敦的非洲貨船逃到葡萄牙，再轉道回英國！但是如果在經過戈龍關卡的時候出了什麼岔子，就只能從特魯爾到第戎，偷越國境線到瑞士。”

“不能走維希政府的地盤嗎？”

“那邊接應的站點間隔太遠，非常危險！”我頓了一下，“而且，你們手裡有護照，到葡萄牙會順利一些。”

洛克中尉點點頭：“好吧，我們聽您的，伯爵先生。”

我叮囑他們不要停止練習法語，特別是在舞臺上演唱的那三句和聲；雖然到時候人很多，可也不能被聽出口音上的破綻。他們向我作出了保證，我把護照放在桌子上，決定再跟弗郎索瓦商量一下細節。

我還是開著原先的那輛車，新換過的車窗玻璃很光潔很平整，皮革椅背上破損的地方也被我很小心地修補過了，現在完全看不出破綻來。但我每次握住方向盤的時候就會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個晚上的情景－－

凌厲的槍聲，破碎的玻璃，路人的驚叫，還有波特曼少校的把我撲倒時異常真切的體溫……我不能否認的是，他保護了我，並且為此負了傷！從這個事實來說，他可以算救了我一命，即使我沒有任何感激，也不能忽略他的犧牲。我看到他就那麼毫無防備地躺在自己面前時，在一瞬間幾乎就有殺掉他的念頭；可我沒有動手，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