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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過去了，報紙上沒有任何關於這件事的報道，那麼證明少校果然做了淡化處理。但他的傷又怎麼樣掩飾呢？我不認為他還能像以前一樣若無其事地處理公務，露旺索的報告也表明他現在的一舉一動很吃力。

“……少校幾乎不外出，就呆在家裡或著辦公室。”他在昨天晚上告訴我，“派去監視的人都發現我們這位朋友好象生病了似的，臉色蒼白，總是很疲倦的樣子。他取消了不少的視察和審問活動，安排了大量的案頭工作，這和前段時間比起來顯得很不尋常……”

我詢問他是否在少校身邊見到了貝爾肯中士，露旺索回答說是的。

“他每天早上從軍官公寓裡出發，然後來到少校的辦公室裡做自己的事，有時候代替少校出去，除此之外他一直在他身邊。但我覺得他好象完全沒看到自己長官有什麼不對勁兒，平靜地像什麼都沒發生過……”

我幾乎可以肯定那位酒紅色頭髮的副官有問題－－誰會對自己長官明顯的身體不適表現得那麼漠然呢？

如果開槍的人真的是他，他一定是要至我於死地。但為什麼他不借助蓋世太保的手來對付我而要自己幹呢？他要是真的懷疑我威脅到他的長官，第一反應應該是用正常的渠道來解決我才對，這樣成功的機率也要大得多。

難道是為了保護少校的名譽？

那麼波特曼少校應該成為他的同夥才對，他沒必要冒著生命危險來保護給他製造危機的人。而且在事後他顯然是故意在掩蓋什麼，彷彿儘量把事態控制在最小的範圍裡。按照他以往的性格，這可是深入調查的好機會啊！

這件事前前後後都矛盾重重，多想一想都讓我腦袋發疼。我按住額角用力揉了揉，此刻一個念頭閃電般竄過我的脊椎－－

莫非，中士的行動是私人性質的？

我握著方向盤的手指一下子收緊了：對啊，只有這樣才能解釋一切！

少校沒有命令他來殺我，所以他不能透過軍方來做這件事，而且也不能讓他的長官知道。少校沒有預料到部下的這次襲擊，因此才會負傷。

我在腦海中努力回憶那頭酒紅色髮絲下端正卻毫不起眼的臉，那張臉上並沒有任何狂熱的東西，但我知道第一次見面時它就沒有給我留下愉快的印象。如果他的個人行為可以達到這種程度，就不得不讓我產生新的懷疑；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車窗外的梧桐樹整齊地向後倒退，我心不在焉地慢慢開著車，滿腦子都是問號。

街道上蕭條的景象沒有什麼改變，我看到衣衫單薄的行人抱著紙袋急匆匆地趕路。寒風使人沒辦法在戶外逗留，但回到家裡也不見得有多少煤和木柴來升起壁爐。

兩個穿軍大衣、背步槍的德國士兵叼著菸捲在商店旁邊拉扯一個佝僂著身子的老人。我從他胸前黃色的六角星認出了他的身份－－猶太人。

他們推搡他，強迫他低下頭，把他懷裡少得可憐的麵包弄到地上。老人臉上的皺紋彷彿更深了，但他什麼也沒有說，只是默默地向這兩隻畜生行禮，然後撿起麵包離開，把些那噁心的笑聲留在身後。

我熄了火，看著這一幕在眼前發生，嘴裡泛出一股酸味－－

佔領軍就可以如此！他們可以做他們想做的任何事，沒有人能阻止他們的狂暴與驕縱，他們在這裡充當著主人的角色！他們的眼睛裡毫無例外地閃耀著一種優越感，還有不可一世！

唯一例外的大概就是波特曼少校了吧？

他也許永遠不會參與這一類的遊戲，只看著他的同胞們作威作福，然後露出嘲諷的冷笑轉過頭去，像觀賞一出拙劣的遊戲而顯得極不耐煩。為什麼我會在一年前把他簡單地看成一個劊子手呢？難道瑪瑞莎的死真的給了我一個錯誤的資訊嗎？

我竟然有些不明白自己究竟對那個男人懷著什麼樣的看法：如果我能夠單純地恨著他該多麼好啊……

回到家的時候剛好是中午十二點鐘左右，母親為我做了簡單卻無比美味的菜湯，我邀請露旺索一起進餐；他已經在客廳裡等了我近半個小時。

“真是榮幸啊，伯爵大人，竟然能讓我嚐到如此鮮美的食物。”我的同志用半開玩笑的口氣說到，“我會好好氣氣弗朗索瓦，他每天都不得不容忍房東太太糟糕透頂的手藝。”

我告訴他或許直接把謝意再次向我母親表達還比較有意義。

“我當然不會放棄這樣的機會，先生。”

我們說笑著來到琴房，他替我關上門，拿出了口袋裡的東西。

“這是您要調查的東西，先生；關於海因裡希·貝爾肯中士的資料。”

我接過那一張薄薄的紙，上面是用手寫體謄抄的東西：

海因裡希·貝爾肯，1910年出生於德國柏林，沒有父母親的記錄，只說是1936年入伍，經歷平平，找不到任何可以讓他快速晉升的功績。不過有一點卻很奇怪－－他一直都跟波特曼少校處於同一個編隊。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巴黎，他們始終在一起。自從羅斯托克·馮·波特曼獲得了將官的階級以後，這個除了頭髮以外毫無特色的男人便開始擔任他的副官這一角。

這些表面的東西毫無意義，找不到任何實質性的線索。

我把紙摺疊起來放進內兜裡，然後開啟琴蓋：“謝謝你的報告，露旺索。我想即使再查一遍也不會得到比這更多的資訊了，對不對？”

“他可沒有少校那樣引人注目的背景和身世。”

“那麼先到此為止吧。”我決定從另一個方面來找到答案，但是得自己去做，“好了，或許今天我還可以把那段旋律再給你複習一遍，希望後天見到馬基游擊隊的人時你還能拿準調子。”

“大人啊，”他誇張地擠了擠了眼睛，“好歹我也是劇團的後臺工作人員，就算光是用聽的，也能感染些音樂元素吧。‘天鵝’的調子可是我們辨別身份的唯一證據，怎麼會有疏漏呢？”

“別介意，”我安撫到，“我只是讓你記得更牢罷了。”

鍵盤上流出極簡單卻和其他歌曲沒有任何相似的旋律，我聽著露旺索輕輕的哼唱，知道他們的練習都非常認真。

現在一切都準備好了：護照完備，到外省的通行證和演出證明也齊全了，人員配合不成問題，況且還有游擊隊做接應。如果趁著少校受傷的這個間隙把英國人送走或許也不錯；他現在沒有精力來對付我們，唯一值得注意的，只有那位副官了……

“露旺索，”我停下了手裡的動作，“你再調派兩個人盯住貝爾肯中士。兩天後我會帶著我們的客人出發，如果那位中士又有什麼特別的舉動，你就……殺了他。”

我面前這個男人露出驚訝的神情，但立刻掩蓋在一副平平常常的笑容下；“真難得聽到您下這樣的命令。不過請放心，既然如此難得，我沒有理由不把它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