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江南丁酉科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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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董鄂妃的身世來歷，有許多說法：有人說她就是秦淮名妓董小宛，被擄進宮，為掩人耳目，冒稱為董鄂氏；而其夫江南名士冒襄為免殺身之禍，不得不詭稱董小宛已經病死。也有人說她本是旗人，為順治皇帝之弟襄親王博穆博果爾的福晉。

不論真實情況如何，姿容絕代的董鄂氏自入宮後便寵冠後宮，順治皇帝的五位蒙古后妃全部失寵，這當然引起了孝莊太后的警惕。孝莊太后出身蒙古王族，滿蒙聯姻素來是清朝加強與蒙古關係的關鍵紐帶，順治皇帝的第一位皇后便是政治聯盟的產物，為孝莊太后的親侄女（蒙古科爾沁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女）。但結婚僅兩年，順治皇帝便不顧母親面子上難堪，以夫妻二人志意不協調為由，堅持將皇后降為靜妃，改居側宮。此諭旨下後，北方大臣核心人物馮銓和南方大臣首腦陳名夏難得地採取了相同的口徑，相繼上疏，表示皇后“母儀天下”，關係甚重，不能輕易廢棄，懇請順治皇帝深思詳慮，慎重行動。他們還舉例說：漢光武帝、宋仁宗、明宣宗雖然都是賢主，但均因廢掉皇后而受到批評。結果，順治皇帝接到奏疏後勃然大怒，聲言自己此舉是廢掉無能之人，嚴厲斥責上疏大臣不關心國家政務，反在無益之處沽名釣譽，“甚屬不合”。儘管有孝莊太后和蒙古王族的支援，諸大臣還是未能說服順治皇帝，他的任性、偏激、妄為由此可見一斑。

順治皇帝是清朝入關後第一位統治中原的皇帝，他幼年即位，受到母親孝莊太后的嚴格管教，而朝政大權長期為其叔攝政王多爾袞把持。順治皇帝成了擺設不說，還不得不有意縱情於嬉戲遊樂，以為韜晦之計，避免受到多爾袞的猜忌。在這樣險惡政治環境下長大的順治皇帝，心理極為扭曲壓抑。多爾袞病死後，他終於取得了大權，立即表現出暴躁刻薄的性格，開始恣意妄為，完全憑自己的意志決定許多事情，全然不為大臣的意見所左右。

如同其他八旗親貴一樣，順治皇帝自小形成了縱情聲色的惡習，好色淫縱，即使在結婚之後，“人們仍聽得到他在道德方面的過失”（傳教士湯若望）。不過，自遇到董鄂氏後，順治皇帝突然起了驚人的變化，惡劣脾性大為收斂。他仰慕漢族文化，而五位蒙古后妃均目不識丁，彼此自然沒有什麼共同語言。董鄂氏卻“不用金玉，誦《四書》及《易》”，又精通書法，與順治皇帝志趣相投。順治十三年（1656）八月二十五日，順治皇帝力排眾議，冊封新入宮的董鄂氏為賢妃。當年九月二十八日，即晉為皇貴妃。才一個月的功夫，董鄂氏便由妃子升為地位僅次於皇后的皇貴妃，升遷速度之快，史所罕見。不僅如此，當年十二月初六，順治皇帝還特意為董鄂氏舉行了隆重的冊妃典禮，並下詔大赦天下。終清一朝，這是唯一一次因冊立皇貴妃而大赦天下的例子。

董鄂妃溫婉賢淑，對政治並無興趣，但由於皇帝對她的寵愛，她的一舉一動給清初政局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尤其是當她生下皇四子後，順治皇帝更將她們母子捧到了天上，並一心要立皇四子為太子。倘若真是如此，董鄂妃之子將來為皇帝，董鄂妃將來就是皇太后，勢必對滿蒙貴族間的政治關係構成威脅。孝莊太后從長遠的利益著想，決意置董鄂妃於死地，但以她的老謀深算，自然不會明目張膽地下手。她有意在董鄂妃剛剛生產之時，宣稱“聖體違和”，養痾於南海子，並要后妃們隨身伺候。董鄂妃不敢悖旨，被迫拖著極度虛弱的身子前往南海子，沒日沒夜地侍奉太后的寢食，經過一番折騰，健康狀況急劇下降，很快就“形銷骨立”。不久，董鄂妃的兒子早殤，不少野史記載說這名尚不足百日的皇子是被毒死的。皇四子之死對董鄂妃的打擊是致命的，她很快就倒下了，從此纏綿於病榻。

正因為董鄂妃的病情以及後宮複雜的矛盾，導致順治皇帝在順天科場案結案後沒有立即追究江南科場案。皇帝沒有心情，刑部自然也沒有太當回事，有意遷延觀望。

至於江南闈科場案的相關案犯，兩名主、副考官方猷、錢開宗自然脫不了干係。尤其是二人在離開京師前，順治皇帝親自召見叮囑，還弄出了這樣滿城風雨的事，死刑肯定是避免不了的。另外包括方章鉞在內的七名舉人（程度淵在逃），有兩江總督郎廷佐的調查報告，當然也是難逃處罰。剩下比較難辦的是吳兆騫，他被逮捕下獄是因為在瀛臺複試時交了白卷，按理該與另外十四個文理不通的考生一樣，革去舉人功名完事，不必再單獨立案審訊。然而他當場交了白卷，大大激怒了更年輕也更氣盛的順治皇帝，要深究之前南京鄉試時有沒有通弊嫌疑。問題是這位吳兆騫是名滿天下的才子，任誰都不會懷疑他會靠作弊中舉。最初，人人都以為吳兆騫最多不過被除名，最後還是無罪釋放，但偏偏有好事之徒在這個時候踩了他一腳。

之前曾經提到過江南有慎交社和同聲社門戶恩怨之爭，主持慎交社的吳兆騫曾與同聲社重要成員王長髮有隙，王長髮見吳兆騫被逮，趁機落井下石，挾嫌誣告。這就是後來吳兆騫父吳晉錫所說的“不意仇人一紙謗書，遂使天下才人，忽罹奇禍，投荒萬里，骨肉分離”（《歸來草堂尺牘》），以及吳兆騫子吳桭臣所稱的“詎知變起蕭牆，以風影之談，橫被誣陷，致使家門傾覆，顛沛流離”（《寧古塔紀略》）。當時得寵的北方大臣劉正宗“與慎交水火”（《清詩紀事》），也趁機在其中興風作浪。不過，儘管有王長髮的告狀，有劉正宗的暗中支援，刑部審到最後，結論還是“審無情弊”，於是將吳兆騫與之前被告有通弊的七名舉人關在一起，打算最後革除功名了事。

順治十五年（1658）十一月，距離江南鄉試作弊案案發一年後，刑部將審實的結果上報順治皇帝，奏請將正主考方猷斬首，副主考錢開宗處以絞刑，同考官葉楚槐等人流配尚陽堡，被告八名舉人並吳兆騫革去舉人功名。處置結果是比照之前的順天闈科場案。

不料，在順天闈案中還網開一面的順治皇帝看到結果後大發雷霆，不但下旨將主考和副主考立即正法，而且將該場鄉試所有同考官共十八人（其中盧鑄鼎已死）均處絞刑，妻子家產抄沒入官。已經死去的同考官盧鑄鼎也沒有放過，其妻子家產也籍沒入官。同時將方章鉞、吳兆騫等八人革去舉人，責打四十大板後，流徙寧古塔，不但家產俱籍沒，父母、兄弟、妻子也令流徙寧古塔。

對於在逃的舉人程度淵，順治皇帝也不能容忍有漏網之魚，責成兩江總督郎廷佐和漕運總督亢得時儘快抓捕程度淵，倘若抓不到，郎廷佐和亢得時二人就有受賄作弊、有意買放的嫌疑，必須受罰。此諭一下，郎廷佐、亢得時後悔不該報上在逃的程度淵之名，但事已至此，只得出動兵馬，全力緝捕了。程度淵後來被抓獲，也一樣被流放。

順治皇帝突然一反常態，如此苛刻嚴厲，這其中自然有深刻的背景。其時，抗清勢力鄭成功在廈門大練水軍，活動頻繁，隱隱有北上之意。而江南不少反清志士聞風而動，大有裡應外合之勢。這還只是外憂。其內，紅顏知己董鄂妃一病不起，儘管順治皇帝多方撫慰，承諾一旦董鄂妃再生一子，一定立其為太子，但董鄂妃的病情還是一日一日地沉重。而最令順治皇帝煩躁的還是宮中四處充滿了幸災樂禍且不懷好意的目光，包括他的母親孝莊太后在內。在內外交困的處境下，內心虛弱的順治皇帝決意大開殺戒，拿江南科考案來立威。不僅相關案犯受到了嚴厲處罰，刑部尚書圖海、白元謙，侍郎吳喇禪、杜立德等人也被順治皇帝遷怒，被認為審理江南科考案翫忽職守，冠以“讞獄疏忽”的罪名，予以革職或降級的處分。

至此，這樁轟動一時的江南科場案，在涉及南北黨爭、江南社事之爭、清廷有意打壓江南士子兼之宮廷內部爭鬥的複雜背景下，最終以許多人的家破人亡落下了帷幕。

但丁酉科場案還沒有就此結束，南北闈科考案案發後，彈劾考官成了時髦之舉。刑科給事中朱紹鳳彈劾河南正、副主考黃、丁澎用墨筆填改考生筆跡，違反了考場規定，禮部也發現山東同考官袁英等人違犯成例而提出糾舉，另有舉報陝西考官唐賡堯批改試卷時也有違法行為。對這些官員，順治皇帝只是給以了革職的處理，沒有牽連其家屬，更足以說明其在江南科場案中大舉屠刀，是刻意針對江南士子。

順治十六年（1659）閏三月初三，吳兆騫、方章鉞以及方章鉞的父親方拱乾、兄長方玄成等一干人被同時押送起行，踏上了前往流放地寧古塔的艱難歷程。

清兵入關後，對它的“龍興之地”遼東地區（今東北）實行了特殊的保護政策——“封禁”，即以山海關為限，嚴禁關內人出關進入遼東。這種“封禁”政策大約持續了二百年左右。但自清廷定鼎於北京後，大部分丁壯人口都跟隨八旗官兵移駐京師，造成了關外地區人煙稀少，土地大量荒蕪，因而被流配到關外的人生活都十分艱苦。

寧古塔比之前順天科考案犯的流放地尚陽堡更遠。尚陽堡（一作上陽堡）在今遼寧開原縣東四十里，滿語稱為臺尼堪（“尼堪”是滿人對漢人的稱謂）。寧古塔在今黑龍江寧安縣內，清初其地尚未開化，行人皆視為畏途。罪犯徙居尚陽堡，猶有屋宇可居，至者尚得活命。而徙居寧古塔的罪犯，有的走至半路即被虎狼所食，或被野人所吃，得生者甚少。當時，只有謀逆大罪中的相關人犯才流徙寧古塔。可以說，被判流放寧古塔，就相當於被判了死刑。正因為如此，江南士林魁首吳偉業聽說吳兆騫被流放寧古塔後，自知再無相見之日，寫下了一首堪稱絕唱的《悲歌贈吳季子》：

人生千里與萬里，黯然魂銷別而已；君獨何為至於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十三學經並學史，生在江南長紈綺，辭賦翩翩眾莫比，白璧青蠅見排觚。一朝束縛去，上書難自理，絕塞千山斷行李，送吏淚不止。流人復何倚！彼尚愁不歸，我行定已矣！七月龍沙雪花起，橐駝腰垂馬沒耳，白骨皚皚經戰壘。黑河無船渡者幾？前憂猛虎後蒼兕，土穴偷生若螻蟻。大魚如山不見尾，張譬為風沫為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晝相逢半人鬼。噫嘻乎悲哉！生男聰明慎勿喜，倉頡夜哭良有以，受患只從讀書始！君不見，吳季子。

吳季子即吳兆騫。吳偉業為人謹小慎微，一向很少出言過激，但此詩不但對吳兆騫寄予了深切的同情，還飽含悲憤之情，寓意極深——可以說，吳偉業已經看清了清廷大興科場案的真正用意。

按照順治皇帝的諭旨，吳兆騫的父母、兄弟、妻子都該受到牽連，被一同流放。但朝中尚有不少人同情吳兆騫的遭遇，設法為他開脫，因而他的父母和兩個哥哥都得以留在關內，其妻葛採真也被允許暫緩出關。這也算不幸中的大幸了。而方章鉞一家數十口人（方章鉞出塞時，幼弟方奕箴因年少免於出塞，三哥方育盛與四哥方膏茂則於次年夏始抵寧古塔）均受到牽連，一同被流放。

吳兆騫因“審無情弊”遭此大罪，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平白遭此大禍的他心情奇差，這可以從他《出關》一詩中窺出一斑：

邊樓回首削嶙峋，篳篥喧喧驛騎塵。

敢望餘生還故國，獨憐多難累衰親。

雲陰不散黃龍雪，柳色初開紫塞春。

姜女石前頻駐馬，傍關猶是漢家人。

一行人三月出發，當年七月十一日才抵達極北苦寒之地寧古塔。有種說法，此地即為昔日宋徽宗、宋欽宗被囚禁的五國城。這裡沒有房屋廬舍，當地人都是掘地為屋居住。且天氣極為嚴寒，寒風如刀，一直要到五月，地面才解凍可鋤，須立即種下蔬菜，六七月便要採食，不然一到白露即枯，到寒露時節，根都要爛腐。

剛到寧古塔之時，吳兆騫身無分文，生活異常艱辛。他經常獨坐柴門，用斧子敲擊冰塊，然後用冰水煮稗子而食。幸好得到難友方拱乾的關照，“解衣推食，得免飢寒”。吳兆騫由此與方拱乾父子成為患難之交，經常“商榷圖史，酬唱詩歌”，“談詩論史，每至夜分”。這些所謂的流人寫下了大量詩歌，成為黑龍江地區最早的詩集之一。

就在吳兆騫、方章鉞被押往寧古塔之時，南方時局發生了重大變化。順治十六年（1659）六月，鄭成功稱招討大元帥，率十七萬水路大軍在崇明島登陸，開始北伐。一路上清兵不堪一擊，望風瓦解。在內地反清志士的引導和幫助下，鄭成功軍很快攻破瓜州，並攻克了長江的重要門戶鎮江及其所屬諸縣。六月二十六日，鄭成功部前鋒已至南京。七月十二日，鄭成功親自率領十餘萬大軍，連營八十三處，將南京團團圍困。

訊息傳到北京，順治皇帝嚇得六神無主，打算退位逃回關外，外厲內荏的本性暴露無遺。被母親孝莊太后指著鼻子一番痛罵後，歇斯底里的順治皇帝一怒之下拔劍砍碎御座，下令要御駕親征。孝莊太后急忙派眾大臣諫阻，順治皇帝這才沒有再鬧。

十分可惜的是，鄭成功圍住南京後，自以為破城只在旦夕，沒有積極進取，而是釋戈開宴，縱情娛樂，致使戰機延誤，戰事拖延了一月之久。而困守南京的兩江總督郎廷佐一面假意向鄭成功表示要投降，暗中卻積極備戰。七月二十三日，鄭軍將士上下張樂歌舞，飲酒卸甲，為鄭成功慶祝生日。郎廷佐趁機派軍出擊，大敗鄭軍。鄭軍潰退，鄭成功立腳不穩，倉促退出長江，返回廈門。

鄭成功敗出江南後，江南士民再一次受到清廷的荼毒。清廷出動人馬，在揚州、鎮江、蘇州、紹興等地大肆逮捕曾經擁護和支援鄭成功的人，數千人受到了牽連。這就是清初歷史上十分有名的“通海案”。被逮捕的江南士紳，情節嚴重的被斬首，如清蘇松常鎮提督馬進寶曾多次與鄭成功私通訊息，被處死。又如浙江慈溪儒士魏耕在鄭成功退出江南、張煌言孤軍無援而陷入倉皇失措時，親到張煌言軍中勸其再接再厲、不要氣餒，也被清廷殺害。情節輕的，也被髮配寧古塔為流人。

可嘆的是，正是這些流人一手建立的“流人文化”代表了清朝的關東文化。寧古塔是清朝入關前後黑龍江一帶的政治和經濟中心，但文化貧乏落後，到順治十二年（1655）時，此地依然漢人稀少，也很少能看到書籍。後來清廷大量發配漢人到此為奴，流人帶來了大量書籍和中原文化，一度沉寂而荒涼的寧古塔變得活躍起來。在流人中，文學成就最高的公推為吳兆騫。他的《秋笳集》、《歸來草堂尺牘》等，在流人文化中佔有主要地位。

流人還留下了大量珍貴文獻。吳兆騫到寧古塔不久，便與方拱乾聯袂同遊“東京城”（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遺址）。吳兆騫曾寫《天東小紀》一文，方拱乾則寫有《遊東京舊址》等詩，記述寧古塔風物、古蹟以及所聞所見，成為寶貴的史料。方拱乾後來根據其在寧古塔的見聞，寫成《寧古塔志》（又名《絕域紀略》）一書。其中分流傳、天時、土地、宮室、樹畜、風俗、飲食等部分，是黑龍江第一部風物誌。

順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正值清廷在江南大興“海獄”之時，董鄂妃病死。順治皇帝痛不欲生，開始沉迷於釋道。當年九月，他請僧人茆溪森為其淨髮，決心披緇山林。孝莊太后屢勸不止，以燒死茆溪森為威脅，才迫使順治皇帝打消了出家的念頭。一場鬧劇就此收場。但順治皇帝出家之心依然不死，又改派親信太監吳良輔代替自己出家。三個月後，順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順治皇帝因染上天花病死於養心殿。因事出突然，民間多懷疑皇帝並沒有死，而是到五臺山出了家。時年八歲的皇三子玄燁即位，是為康熙皇帝，並頒詔大赦天下。大赦令下後，被流放的鹽商之子程度淵由於在京師認捐鐘鼓樓，獲准返回了江南。方拱乾也設法籌集了一筆錢，認修京師前門城樓工程，於是一家人就此贖歸赦還。

不過，方家人的悲慘命運並沒有就此結束，繼方拱乾舉家流放後，其孫與曾孫兩代又因文字之禍再次被流放寧古塔。方氏赦歸後，方拱乾長子方玄成曾到雲南、貴州遊歷，剛好遇到吳三桂反清，因拒絕接受吳三桂所授官職，被黔撫曹申吉拘留。方玄成假裝癲狂發瘋，才找機會逃掉。返回江南後，追記在滇黔所見所聞，撰成《滇黔紀聞》一書，內記南明諸多史事。後來方玄成同鄉——著名學者戴名世著《南山集》一書，書中關於南明永曆朝事多引自《滇黔紀聞》。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趙申喬彈劾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放蕩，私刻文集，肆口遊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康熙皇帝下令有司嚴查審明，結果發現《南山集》中用了南明年號，清廷由此大興文字獄。戴名世被斬首；方玄成當時已死，也被開棺戮屍，方孝標之子方登峰並其妻、子方式濟一齊發配卜奎（今黑龍江齊齊哈爾）；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等人免予治罪，入旗；出錢刊刻《南山集》的龍雲鍔、方正玉也被流放。方式濟所著《龍沙紀略》一書，後被收入《四庫全書》，是《方輿書》中很有名的一本著作。方式濟的兒子方觀承每年都徒步出關探望父親、祖父，因此而親歷山川險要，飽閱人情世故，後來竟然因為閱歷官至直隸總督，成為乾隆一朝不經科第、不由軍功而官至封疆大吏的極少數漢人之一。

方家人走後，吳兆騫的生活更加孤苦艱難。他感慨自己的身世，寫下“寄羈臣之幽憤，寫逐客之飄零”之句，由此更加思念江南的故鄉，殊不知江南已經今非昔比，物是人非。鰲拜等顧命大臣崇尚武治，對江南士民的態度較之順治皇帝更為激烈。

先是順治十八年（1661）春，莊廷私著明史案發。莊廷，浙江烏程（今湖州市）南潯鎮人，出身一個鉅富而知書的家庭。入清以後，莊廷趁明天啟朝大學士朱國楨一門敗落之際，以銀千兩將朱國楨生前所撰明史稿本購得，並廣聘名士，增補天啟、崇禎兩朝史事，輯成《明史輯略》，未及刻印，莊廷就於順治十二年病故。其父莊允城費時五年，於順治十七年冬將書刻成，刊行於世。由於書中有詆譭貶斥清朝的文字，如稱清太祖為建州都督，直呼努爾哈赤；再如自天命至崇德皆不書其年號，相反，於南明隆武、永曆則大書特書等等，因而書刊行後，不斷有好事之徒前來恐嚇，藉以勒索錢財。當時歸安縣知縣吳之榮罷官居家，欲透過索詐而償還八萬兩贓款以復官。事情不成後，他便指使前任浙江糧道李廷樞向湖州知府陳永命告發此事。不料，陳永命早已接受了莊允城數千金的賄賂，拒不審理。吳之榮惱羞成怒下，將購得的初刊本呈交法司。清廷得悉訊息後，遂興大獄。凡刊刻、參校、藏書、售書者，以及失職之官吏，均株連治罪。此案牽連極廣，直至康熙二年（1663）才最後了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