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江南丁酉科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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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傑人靈，素來為人文薈萃之地，才子名士層出不窮。明末清初之際，如號稱“江左三大家”的錢謙益（娶秦淮名妓柳如是）、龔鼎孳（娶秦淮名妓顧眉）、吳偉業（字梅村，與秦淮名妓卞玉京有一段曠世情緣），復社公子侯方域（字朝宗，娶秦淮名妓李香君）、冒襄（字闢疆，娶秦淮名妓董小宛）、方以智、陳貞慧等，無一不是聲動天下的名士。吳門詩人吳兆騫就出生在這樣一個文風熾盛的地方。

吳兆騫，字漢槎，號季子，江蘇吳江（今江蘇吳江）人。他少有雋才，成名很早，九歲時就寫出了數千字的《膽賦》，十歲時寫出《京都賦》，聲震文壇。才氣縱橫，又才名遠播，養成了吳兆騫高傲狂放、憤世嫉俗的性情。他小時候在私塾讀書，經常將同學的帽子拿來當溺器小便。當先生責問時，他竟然回答說：“與其放在俗人頭上，還不如拿來盛小便。”先生由此嘆息道：“此子將來必以名大惹禍。”吳兆騫卻毫不以為然，非常自負地告訴好友汪鈍說：“江東無我，卿當獨秀。”非凡的自信和狂傲一覽無遺。正因為他自少年時期起，便“為人簡傲自負，不拘理法，不諧與俗”，因此鄉里有不少人對他又嫉又恨。

吳兆騫曾隨父親宦遊楚地四年，後因張獻忠農民軍起義烽火所及，奉母回到故鄉。明朝滅亡後，吳兆騫歸隱鄉里，與江南士大夫互相唱和。大名士吳偉業對少年吳兆騫非常賞識，二人曾一同遊歷。

順治六年（1649）吳地成立了“慎交”、“同聲”二社，二社其實都是松江名士陳子龍所建立的畿社的分支。陳子龍抗清敗亡後，畿社社事削弱，分出了慎交、同聲二社。吳兆騫與兄長吳兆寬、吳兆宮加入了慎交社，他少年才俊，高談雄辯，聲望甚隆，被推舉主持慎交社。當時名滿江南的才子尤侗、計東、顧貞觀等人加入了慎交社，成為社中重要人物。尤其是吳兆騫與顧貞觀情投意合，二人結為生死之交。而後來吳兆騫罹難，顧貞觀所表現出來的友情足以驚天地、泣鬼神。

顧貞觀，字華峰，亦作華封，又字遠平，號梁汾，初名華文。江蘇無錫人，出自無錫之邑的名門望族。其曾祖顧憲成為晚明東林黨人的領袖。

由於各守門戶，慎交、同聲二社勢同水火，積怨很深。順治十年（1653），吳偉業即將出仕清廷，北赴京師前，他受錢謙益委託，出面調和社事。兩社人馬應吳偉業召集，在虎丘舉行大會。九郡之人才齊聚虎丘廣場，盛況空前。尤其是吳兆騫與吳偉業即席唱和，才華逼人，令吳偉業嗟嘆不已，以為自己也不能及。一時間，吳下英俊都以結識吳兆騫為榮，時人將他和陳維崧、彭師度並稱為“江左三鳳”。吳偉業更是對賓客說：“江左三鳳凰，陽羨有陳生，雲間有彭郎，松林吳兆騫，才若雲錦翔。”

虎丘大會還算圓滿，就連歸莊這樣的人也都參加了（歸莊是復社重要成員，以性格孤傲怪僻著稱。時人將他和顧炎武並稱為“歸奇顧怪”），但是二社的裂痕依舊。尤其令吳偉業難堪的是，大會快要結束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少年投函給他，信上寫著一首詩：“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極盡能事地嘲諷吳偉業即將出仕清廷。吳偉業看了信後，立即站了起來，但默然無語。

虎丘大會後，吳兆騫才名轟動一時，甚至傳入了京師，“諸前輩鉅公，恨不識吳生也”。可惜命運無常，這位文采風流的江南才子竟然離奇地捲入了丁酉江南科場案，從此被拋進了苦難的深淵。

在各省鄉試中，順天闈為北方最重，江南闈則為南方最重，二省錄取舉人的名額也是高居前兩位。順天闈之所以排在第一，不過因為是“天子腳下”的首善之區，沾了京師和皇帝的光。而江南闈能排在第二，則全靠地域人文薈萃、真槍實彈的本事了。江南多名士，江南闈也素來被認為是國家選拔人才最關緊要的所在，因而在選派考官方面特別慎重。順治十四年（1657）丁酉科的主、副考官方猷、錢開宗，是順治皇帝千挑萬選出來的，並寄予厚望。二人臨行前，順治皇帝特意召見，要二人敬慎秉公，並警告說倘所行不正，決不輕恕。不過因為科場積弊已深，之前的處罰又輕微有限，加上漢官素來有欺負滿人不通翰墨之心，方猷、錢開宗二人跟順天闈的同考官李振鄴一樣，並沒有太將少年皇帝的話放在心上。

到了南京後，主、副考官方猷、錢開宗自以為天高皇帝遠，早就將順治皇帝的提醒忘到九霄雲外，大肆徇私舞弊。結果榜發後，取中者頗多富貴人家子弟，士論大譁，憤憤不平者大有人在。有人寫文章怒罵，還有人寫詩嘲諷道：“孔方主試合錢神，題目先論富與貧。金陵自古稱金穴，白下於今中白丁。”不過，影響最大的還是南京書肆剛剛刊刻發行的《萬金記》一書，萬是方猷的“方”字去一點，金字則為錢開宗的“錢”字的一半，“萬金”二字即是影射方猷、錢開宗兩考官的姓。書中揭露了主考官納賄通賄的情形，歷歷如繪，只是隱去了當事人姓名。

另外還有一出名叫《鈞天樂》的雜劇，也是寫科場故事，分上、下兩本。上本寫文才出眾的沈子虛，應試落第，而不學無術的賈斯文等，卻因財勢而得中。主考名叫胡圖，是“糊塗”的諧音；三鼎甲名叫賈斯文、程不證、魏無知，諧音分別為“假斯文”、“真不證”、“鬼無知”。劇本中有一首《黃鶯兒》詞：“命意在題中，輕貧士，重富翁。詩云子曰全無用，切磋欠工，往來要通，其斯之謂方能中，告諸公，方人子貢（孔子弟子，以善於營財著稱），原是貨殖家風。”淋漓盡致地揭發了主考官納賄作弊的行為。下本寫天界考試真才，沈子虛遂中狀元，並得夫妻團圓，表現了作者的幻想。此劇剛好寫成於江南闈發榜後，時人均疑影射科場，每每演出，“觀者如堵牆，靡不咋舌駭嘆”，“吳中好事者傳為美談”（《鈞天樂自記》）。

方猷、錢開宗二人離開江南迴京師，路過常州和蘇州時，一路都有人隨舟唾罵，甚至投擲磚石，嚇得二人一路都躲在艙中。來時前呼後擁，無比風光；去時卻是藏頭縮尾，絲毫不敢拋頭露面，可謂對比鮮明。

順天科場案發後，李振鄴等人被處極刑，並株連極廣，朝中北方籍大臣劉正宗自然不會放過“荼毒南士”的大好機會。經過一番周密的策劃後，順治十四年（1657）十一月二十五日，工科給事中陰應節（山西洪洞人）上疏參奏說：“江南主考方猷等弊竇多端，發榜後，士子忿其不公，哭文廟、毆簾官，物議沸騰。”為此，他還舉出了此事中乘機滋弊、冒濫賢書的典型：少詹事方拱乾的第五子方章鉞因與方猷聯宗而被取為舉人。

方章鉞出身海內著名世家桐城（今安徽）方氏。方氏號稱“江東華胄第一”，門中數代科第仕履繁盛，聲名顯赫。方章鉞本人也是江南有名的才子，以他的文章才華，不中舉才是咄咄怪事。但陰應節有意選中他為箭靶彈劾，其實是將目標對準了方章鉞的背後——其在朝為官的父親方拱乾（時任詹事）和兄長方玄成（後因避康熙名玄燁改名方孝標，時任內弘文院侍讀學士）、方亨鹹（時任監察御史）、方膏茂幾人。

方拱乾，初名策若，字肅之，號坦庵。他少年聰穎，七歲已經“能屬詩文”，二十歲時，詩文為世人稱許，與同鄉姚孫森等五人並稱為“六駿”。崇禎元年（1628）中進士，授官庶常。後以翰林身份任東宮（太子）講官。明朝滅亡後，方拱乾先是被攻入北京的李自成大順軍俘虜，受到酷刑折磨，後以行賄得免。清軍入山海關，李自成棄北京退往山西，方拱乾乘亂南歸。順治十一年（1654），因兩江總督馬國柱等人推薦，方拱乾被清廷起用，初為內翰林秘書院侍講學士，後升詹事府右少詹事，兼內翰林國史院侍讀學士。

清朝初年，桐城方氏享大名者，莫過於方拱乾父子。方拱乾有六個兒子，依次為玄成（順治六年進士）、亨鹹（順治四年進士）、育盛（順治十一年中舉）、膏茂（舉人出身）、章鉞、奕箴。他取名有一原則，即所謂的“文頭武尾”——第一字以一點一劃起筆，第二字以斜鉤收尾。其時，方氏父子文名震動天下，長子方玄成更是成為順治皇帝極為寵信的文學侍從之臣，深遭北方大臣忌恨。而方拱乾早前曾在“南太子案”中得罪過劉正宗，劉正宗恨之入骨，一直要找機會報復。

南明弘光政權建立後，弘光帝朱由崧過著逐酒徵歌、荒淫無恥的生活，同時，也生怕有人奪取他的皇位。清順治二年（1645）年初，南明鴻臚寺少卿高夢箕的奴僕穆虎從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叫王之明的少年，結伴而行。晚上就寢時，穆虎發現少年內衣織有龍紋，驚問其身份，少年自稱是明皇太子。崇禎太子朱慈烺在李自成退出北京後，散失民間，久無訊息。高夢箕雖然難辨真假，但卻有心投機，心想萬一這少年是真太子，那就是奇貨可居。於是，他不但不上報，反而急忙將王之明送往蘇州、杭州一帶隱蔽。可是世事難料，這王之明經常招搖於眾，露出貴倨的樣子，引起人們的注意，背後竊竊私議。高夢箕懼怕惹禍上身，不得已密奏朝廷，弘光帝大驚失色，急忙派遣內官持御札宣召。清順治二年（1645）三月初一日，少年來到南京，被交付錦衣衛馮可宗處看管。第二天，弘光帝面諭群臣道：“有一稚子言是先帝東宮，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當撫養優恤，不令失所。”隨令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同往審視。劉正宗當時在弘光朝任職，曾擔任東宮講官，熟悉太子模樣，一眼就看出是奸人假冒。同樣熟識太子的方拱乾也被召來辨認，但他出人意料地保持了沉默，由此引來謠言紛紛，對弘光帝不滿的人乘機興風作浪，散佈流言蜚語，劉正宗的信譽也大受影響，由此深恨方拱乾。其實，方拱乾明知太子是假，他刻意沉默，不過是藉以表示對弘光政權的不滿而已。

順治皇帝當時正為順天科場案惱火，接到陰應節的奏疏後，赫然震怒。他立即召來方玄成詢問究竟。往昔順治皇帝對方玄成優渥眷顧，都是親切地稱呼他的號“樓岡”，從不直呼其名，還經常說“方學士面冷，可做吏部尚書”，但此刻卻是翻臉無情，聲色俱厲。方玄成如實告訴皇帝說：他們方家出自安徽桐城，已歷數世，而江南主考官方猷是浙江人，從未同宗，他弟弟方章鉞根本不在迴避之列。事情顯而易見，陰應節是誣奏之詞。順治皇帝這才顏色稍緩，但又口氣嚴厲地告訴方玄成說：“此案既然要從嚴辦理，方章鉞亦不能例外。”方玄成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何況天子正在氣頭上，因而除了附和外，別的話再不敢多說。

之後，順治皇帝暗中打聽江南闈的情況，結果宮中太監找來《萬金記》和《鈞天樂》的刊刻本。皇帝看過後，本來還對其中的情節半信半疑，但聽說《鈞天樂》是尤侗所寫後，立即轉變了態度。

尤侗，字展成，號西堂，江蘇長州人。少時便有神童之譽。後加入吳兆騫主盟的慎交社，遍交江南名士。他的詩寫得情真性靈，且在文體上體現出極大的開拓性和創造性，被吳偉業稱為“騷壇盟主”。尤侗有一篇寫西廂《臨去秋波那一轉》的時文，深為順治皇帝賞識。順治皇帝多次向身邊人稱讚尤侗，說他是“真才子”，“極善作文字”，還將尤侗極富文采的《討蚤檄》一文展示給翰林院學士們說：“此奇文也。”

在這樣的背景下，順治皇帝完全相信《鈞天樂》中所描述的科場弊端情形是事實。他因而下定了決心，一定要嚴辦。一道上諭頒行江南：“據奏南闈情弊多端，物議沸騰，方猷等經朕面諭，尚敢如此，殊屬可惡。方猷、錢開宗並同考試官，俱著革職，並中試舉人方章鉞，刑部差員役速拿來京，嚴行詳審。本內所參事情及闈中一切弊竇，著郎廷佐（時任兩江總督，兩江即江南、江西兩省）速行嚴查明白，將人犯拿解刑部。方拱乾著明白回奏。”

方猷、錢開宗當時已經回到北京，立即被革職下獄，等待調查。同考官李上林、商顯仁、葉楚槐、錢文燦等人是來自浙江各縣的舉人以及進士出身的知縣，也同時被革職，結果相關縣地的衙門為之一空。兩江總督郎廷佐接到聖旨後自然不敢怠慢，聯同漕運總督亢得時，迅速展開了調查。又聽說京城同考官李振鄴等人已經掉了腦袋，更加惶恐不安，唯恐禍及己身。在這樣的前提下，郎廷佐能查到事實真相還好，查不到事實真相勢必要找出幾個替罪羊來。

詹事方拱乾無辜受此牽連，倒也沒有驚慌，因為他自己很清楚，陰應節的奏疏不過是憑白誣陷之詞，因此明白地聲辯說：“臣籍安徽，與主考方猷從未同宗，故臣子章鉞不在迴避之例，有丁亥、己酉、甲午三科齒錄可據。”

方拱乾父子作為壯年新進的書生，不僅對黨爭的殘酷性知之不深，對當時的時局也沒有清醒的認識。清朝以異族入主中原，對漢人士族十分警惕。多爾袞執政時，對漢人大臣一向採取猜疑、壓制的態度。前面提到的南北黨爭中南方大臣陳名夏、龔鼎孳與北方大臣馮銓爭鬥，多爾袞公然庇護名聲很壞的馮銓，就是因為馮銓是最早剃髮留辮的漢人大臣之一，遠比陳名夏、龔鼎孳對清朝更為忠心耿耿。

不過，多爾袞死後，順治皇帝親政，立即一改多爾袞的政策，對籠絡依靠漢人大臣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順治九年（1652）四月，順治皇帝在一道諭旨中宣佈，為防止諸王公大臣因循怠玩，允許滿漢官吏互相參劾對方的玩誤之處。次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又提出，內三院為機密重地，事務殷繁，應選舉賢能之人任職，並特別指明每院應設漢官大學士二員。到順治十一年（1654），十七名大學士中只有兩名滿人，其餘都是漢人大臣，直接參與了制定政策、釋出政令等國家大事的處理。順治皇帝還突破了漢人大臣不得掌印的陳規。順治十二年（1655）八月，都察院署承政事固山額真卓羅奉命出征，順治皇帝即命漢承政龔鼎孳掌管部院印信。之前，部院印務向來由滿人大臣掌管，正官公出時，則由次官代理，從未有漢人掌管印信，以致龔鼎孳接到任命後嚇得不輕，戰戰兢兢地上疏懇求撤去這一任命。但順治皇帝未予接受，堅持要龔鼎孳接管印信。

表面上看起來，自順治皇帝掌權，漢官的地位顯著提高了，但這起初不過是少年皇帝刻意要表現得與他所痛恨的多爾袞不同，之後則是為了統治的需要。在年輕皇帝的骨子裡，對漢人大臣的戒備和警惕並未比多爾袞減輕多少。順治登上皇帝之位並不是必然，而是多方政治勢力複雜鬥爭和相互妥協的結果。他幼年即位後，都是其叔多爾袞在殿堂上發號施令。其母孝莊太后有男人般的雄才大略，為了避免兒子受到多爾袞猜忌，多次教育順治皇帝要韜光養晦，在這樣環境下長大的皇帝，心理壓抑，脾氣暴躁，性好猜忌，後來一旦掌權，則任性得一發不可收拾。他喜歡漢人服飾，喜歡漢人文學，也大力提拔漢人文士，但這並不代表他就此信任漢人。

舉例而言，之前提到過，漢人高官陳名夏被殺的引子是順治皇帝喜歡明朝衣冠，被殺的原因是南方大臣黨爭失敗。這不過是表面現象。當時，南方戰火紛紛，南明李定國正攻打廣東，沿海一帶的鄭成功也蠢蠢欲動，打算聯合南明抗清作戰。在這樣的局勢下，陳名夏看到順治皇帝喜歡明朝衣服後，隨口說了句“留頭髮，復衣冠，天下即太平”，便立即勾起了順治皇帝深藏於心的警覺，殺機立現。實際上，陳名夏之死是順治皇帝猜疑漢人大臣的一次公然展露。而在漢人大臣中，因南方陷落較晚，尤其是清軍在江南遭到激烈的抵抗，一手炮製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諸多慘劇，深遭江南士民懷恨，因而較之北方大臣，清廷對南方大臣更不放心。這就是為什麼在清初多次南北黨爭中，北方派屹立不倒、南方派多遭慘敗的根源。

江南闈案發時，南方尚不穩定，沿海鄭成功、張煌言等抗清勢力依舊活躍，而江南士子與他們有著盤根錯節、千絲萬縷的聯絡。在這樣的背景下，無論順治皇帝之前是何等欣賞方拱乾、方玄成父子的文學才華，只要有更大的利益可圖，一時的優遇瞬間就能化作塵土。正因為如此，儘管方拱乾有憑有據作了辯白，但其子方章鉞還是立即被刑部逮捕，鎖鏈加身，從江南踏上了前往京師受審的路途。其實到了這個時候，人們應該已經可以看到，無論江南新進舉人是不是真的作弊，部分人的結局必將是悲慘的。江南歷來為財賦重區，“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危”。尤其是清朝初年，天下甫定，皇帝需要嚴厲懲治，殺一儆百，一是警告那些敢與抗清勢力有關聯的江南人士，二是警示、馴服所有的漢族士子。剛好，北方大臣劉正宗發動的新一輪荼毒南方士子的黨爭完全遂了他的心願。

轉眼到了順治十五年（1658），先是正月十五日順治皇帝親自主持順天闈中舉考生複試，取中一百八十二名，只有八人因文理不通被革去舉人。正月二十四日，順治皇帝最寵愛的皇四子病死，出生不足百日，連名字都還沒有來得及取。眼見愛妃董鄂妃悲痛欲絕，皇帝的目光一下子變得呆滯了許多。

到了二月，朝廷大員陳之遴等人結交通賄大太監吳良輔（在協助順治皇帝肅清多爾袞親黨勢力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東窗事發。順治皇帝鑑於明朝太監擅權亡國的教訓，曾設立鐵牌，宣稱太監如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囑託內外衙門、交結滿漢官員、越分擅奏處事、上言官吏賢否者，即行凌遲處死，決不姑貸。陳之遴因此被立即革職，家產籍沒，與父母、兄弟、妻子一起被流放盛京，之後死在戍所。而吳良輔作為此案的核心人物，犯了太監干政的大忌，不但受到順治皇帝庇護，沒有被凌遲處死，還恩寵不衰，繼續作威作福，後來更是作為心腹代替順治皇帝出家為僧。由此可見，南方大臣陳之遴的倒臺不過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既是北方大臣劉正宗等人從中推波助瀾，也有順治皇帝本人的意願在其中。陳之遴走了，朝廷再沒有人能出面為南方士子說話。

就在這個時候，掌河南道御史上官（崇禎十六年進士，山西翼城人。《清史稿》中記為上官鉉，實為誤作）奏參江南同考官舒城縣知縣龔勳出考場後曾被考生羞辱，事情可疑。又上奏說：“江南新榜舉人，嘖有煩言，應照京闈事例，請皇上欽定試期，親加複試。”順治皇帝立即批准，打算複試江南舉人。但此時參加江南鄉試的舉子大多已經回鄉，於是各府縣出動人馬，到處拘索，擾攘四方，動靜極大，很是費了一番工夫。這些已經金榜題名的江南舉子，“師生牽連就逮，或就立械，或於數千裡外鋃鐺提鎖”，剛剛還志得意滿，轉瞬天降橫禍，“家業化為灰塵，妻子流離”。

這批命運多舛的舉子中，就有之前提到的江南才子吳兆騫。他跟方章鉞一樣，參加了順治十四年丁酉科江南闈鄉試，並順利中舉。本來江南闈發榜後，滿城風雨，關於主考官通同作弊的謠言滿天飛，一些考生還趁機鬧事，但吳兆騫本人自負才高，兼之順利登榜，也沒有太把這些流言當回事。倒是他的好友尤侗憤憤不平，寫了一出《鈞天樂》的雜劇，影響極大，連遠在京城的順治皇帝都找來《鈞天樂》的刊刻本認認真真地讀了。後來方章鉞被刑部派員役逮往京師，吳兆騫一度憂心忡忡，但那也是出於對朋友的關切，完全沒有想到自己也會捲入其中。因而，當如狼似虎的官差來逮捕他時，雖是複試的名義，他卻不由得不惶惶然了。

由於順治皇帝要親自複試，江南舉人都要被押往京師，吳兆騫也在被押送北上之列。此時正是初春季節，草長鶯飛，尤其對從未到過北方的吳兆騫來說，是難得的經歷。可惜，在刀棍之下，前途未卜，再美的風景也無心欣賞。半路上，他寫了一首詩：“自許文章堪報主，哪知羅網已摧肝。冤如精衛悲難盡，哀比啼鵑血未乾。”語調委屈悽楚，悵恨報主無門。正是因為這首詩，吳兆騫的人格後來受到了懷疑。

江南舉子到達京師時，兩江總督郎廷佐的調查結果也出來了，一共舉報了八名舉子“顯有情弊”，其中包括方章鉞在內，不過並沒有吳兆騫。順治皇帝立即下令逮捕這八人。但有個名叫程度淵（出自著名的安徽徽州歙縣槐塘程氏，程氏既是當地望族，也是富甲一方的鹽商）的舉子在逃，大概是確實有作弊事實，情知不妙，已經搶先逃走。

三月，順治皇帝照順天闈的例子，親自複試了江南舉人。這次地點不是太和門，而是瀛臺，順治皇帝親出的考題就叫《瀛臺賦》。瀛臺位於西苑中海之中，明朝時稱南臺，清朝順治時因其三面臨水，如海中仙島，改稱瀛臺。此處波光盪漾，垂柳依依，風光迷人。然而，參加複試的舉子卻一個個失魂落魄、戰戰兢兢。也難怪如此，複試的環境極好，複試的氛圍卻極度壓抑。清人李延年在《鶴微錄》中描述說：“試官羅列偵視，堂下列武士，鋃鐺而外，黃銅夾棍，腰市之刀，悉森布焉。”而每名舉子身邊還各有兩名護軍監視，持刀相向，如臨大敵。這哪裡是複試的樣子，分明是要興師問罪，是以與試的舉人無不嚇得“慄慄危懼”。

瀛臺複試結果，武進舉人吳鳴珂成績優異，被取為第一名（解元），准予參加當年的會試；汪溥勳等七十四人透過考試，仍準做舉人，但不得參與本科會試；史繼佚等二十四名，也算透過考試，準做舉人，但“罰停會試兩科”，要到六年以後才能再次參加會試；方域等十四人因文理不通被革去舉人功名。本來詩名已經傳遍京城的吳兆騫則再次聲震京師，這次不是因為他的才華，而是因為他竟然在瀛臺複試中交了一張白卷。

關於驚才絕豔的江南名士吳兆騫為何會交白卷，時人說法頗多。有人說吳兆騫恃才傲物，不滿清廷所為，不願意在刀棍威逼下為文，故意如此。還有人說吳兆騫並沒有那份傲骨，他其實是真的被嚇倒了，所謂“書生膽小當前破”，刀槍環顧下，驚魂不定，“戰慄不能握筆”。但無論如何，一張白卷，令吳兆騫被認定當初鄉試時有請託作弊的嫌疑，迅即“享受”到與方章鉞等八名被舉報有作弊行為的舉子同等待遇，被逮捕下獄，交給刑部審訊。

江南舉人複試告一段落後，順治皇帝於四月了結了順天科場案，將四十名已經判了死刑的案犯改為流徙尚陽堡。傳說順治皇帝此舉有為重病中的愛妃董鄂氏祈福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