叄、江南辛卯科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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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科場案自上而下，死傷無數，懲罰之嚴酷，牽連之廣闊，為科舉制建立以來所未有，確實令人心驚膽戰。忽視此案背後複雜的背景不談，順治皇帝之屠刀大舉確實對科場舞弊者起到強大的威懾作用，此後五十年間，沒有科舉大案發生。然而，科舉是通往權力的門檻，給人帶來的誘惑實在太大，雖有重典在前，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很快就有人忘記了血的教訓。

康熙五十年（1711）為辛卯年，又是一個大比之年。這一年的秋天，康熙皇帝覺得天涼得格外早，早早就把冬衣披上了。其實，他自己也明白，這不過是他心理的作用而已，他還沒有完全從大學士張玉書病死的傷痛中恢復過來。

張玉書，字素存，號潤甫，江南丹徒（今江蘇丹徒）人，順治十八年（1661）中進士，時年二十歲，自此步入仕途。這一年，剛好是康熙登上皇位。之後的五十年，張玉書親眼見證康熙如何從一個受權臣鉗制的小皇帝成長為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擒鰲拜、平三藩、打敗噶爾丹。對康熙皇帝而言，張玉書不僅僅是臣子，還是他成長過程中的夥伴。張玉書病死後，康熙皇帝親書挽章，又親作輓詩，並對身邊的親信大臣說：“朕自幼讀書，立志待大臣如手足。五十年來，許多大學士都以年老告辭林下怡養，朕常使人存問。凡在朝諸臣，朕待之甚厚，他們也矢忠盡力，歷數十年之久，與朕同白了鬚髮。朕念宿學老臣辭世者辭世，告退者告退，每每傷心痛哭。”

實際上，真正令康熙皇帝悲哀的並不是這些同白鬚發的老臣的離開，而是他感到這些人辭世、告退的同時，也帶走了他人生中最輝煌最美好的時光。從謝世的人的身上，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未來。

確實，帝國的皇帝明顯地老了，“辦事殊覺疲憊，寫字手亦漸顫”，“目不辨遠近，耳不分是非”，“動轉非人扶掖，步履難行”。就在康熙皇帝最沮喪最孤獨的時候，傳來了本科江南鄉試舞弊的訊息。而第一訊息的來源，就是被他譽為“天下清官第一”的張伯行的奏疏。

辛卯年的江南秋闈鄉試，正主考官為副都御史左必蕃，廣東順德人，康熙二十年（1681）舉人；副主考為翰林院編修趙晉，福建閩縣人。二人都是京官，為康熙皇帝親自挑選，派往江南主持鄉試。

左必蕃、趙晉二人一到南京，兩江總督噶禮便親來拜訪，禮遇甚隆，令左、趙二人大感意外。

這個噶禮來頭可是不小，姓董鄂氏，滿洲正黃旗人，清朝開國功臣何和禮第四代孫，母親還當過康熙皇帝的乳母。因為這種關係，噶禮升遷很快，康熙三十八年授山西巡撫。他在山西任上時，貪汙了數十萬兩白銀，並大肆收受賄賂，先後兩次被人告發，被多名御史彈劾。但在康熙皇帝的庇護下，不但沒有被治罪，反而升為戶部侍郎，康熙四十八年授兩江總督。噶禮到江南上任後，為了樹威及剷除異己，震懾江南漢人官吏，接連上疏彈劾江蘇巡撫於準、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漢，導致這些官員全部被罷免。蘇州知府陳鵬年代理布政使，因性格耿直，不肯逢迎噶禮，也被彈劾罷官。噶禮還不罷休，想借文字獄除掉陳鵬年，秘密上疏說陳鵬年寫的虎丘詩句中有怒氣，是反詩。康熙皇帝雖然年紀大了，對噶禮的胡作非為也一直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但他並不是真正的糊塗，因而沒有理睬噶禮的這道暗藏殺機的密奏。

正因為噶禮歷來狂妄自大、專橫暴戾，因而當他親自來拜訪江南鄉試主考官左必蕃、趙晉時，令二人受寵若驚之餘，也開始隱隱猜到噶禮到來的目的——這個有名的大貪官是想趁這次鄉試大撈一筆！

左必蕃為人謹慎，也頗有遠見。儘管人人都知道當今皇帝公然容忍噶禮在江南大力排除異己、結黨納賄的行為，卻也派了著名清官張伯行來接任江蘇巡撫。這其中顯然別有深意，至少左必蕃是這樣認為的。

張伯行，字孝先，河南儀封（今河南蘭考）人。他出身富貴，家中相當有錢，卻沒有紈絝子弟的毛病，孜孜好學，康熙二十四年（1685）中進士，歷任內閣中書、中書舍人、山東濟寧道。自步入仕途，居官一直清正廉明。張伯行在濟寧道任上時，正好趕上災荒之年，他便自己從河南老家運來糧食和棉衣，賑濟山東的老百姓。當時，康熙皇帝命按各道救濟災民，張伯行未經請示，便拿出倉谷二萬二千六百石糧食賑濟漢上、陽穀二縣。山東布政使責備他獨斷專行，打算上疏彈劾。張伯行說：“皇上有旨救災，不能說是獨斷專行。皇上如此重視民間疾苦，是應該以倉谷為重呢？還是以人命為重？”布政使這才打消了彈劾的念頭。

康熙皇帝南巡時，聽說張伯行勤於供職，造福於百姓，對金錢從無染指，特予“布澤安流”的匾額，升其為江蘇按察使。張伯行在江蘇任上時，兩江總督正是噶禮。張伯行不但不肯與噶禮之流同流合汙，而且敢於抵制噶禮的橫徵暴斂，並有一句名言說：“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釐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取一文，我為人不值一文。”正因為如此，張伯行受到噶禮的強烈嫉恨。後來康熙皇帝再次南巡，要求舉薦德才兼備的清官。在噶禮的高壓下，江南官員沒有一人敢出面推舉張伯行。康熙皇帝心中倒是瞭如明鏡，嘆息了半天，說：“我聽說張伯行任官特別清廉，這是最難得的。既然沒有人推薦，那麼我來推薦他。”

由於得到皇帝的親自推薦，張伯行自此名聲大噪。他後來從江蘇任上遷福建巡撫時，江南百姓沿途相送，稱讚他任官數年“止飲江南一杯水”。而當時“天下言廉吏者，雖隸卒販夫皆知稱公”。

張伯行在福建巡撫任上只做了兩年，很快就被重新調回江南，任江蘇巡撫。江蘇雖然也是兩江的管轄範圍，但按照清朝制度，總督和巡撫同為省級封疆大吏，均直接向皇帝負責，二者之間不相統屬。之前，張伯行早就與噶禮不和，康熙皇帝心知肚明，卻有意將這個號稱“天下第一清官”的人重新放回江南，顯然有制衡約束噶禮的意思。儘管前一陣張伯行因被噶禮擠壓，不得不以身體多病為由提出了辭官，但皇帝不是照樣沒準嗎？這便是皇帝有心整飭江南的明證。

左必蕃腦袋靈活，心思縝密，轉念間便想通了前後的因果，眼見趙晉正與噶禮眉開眼笑地交談，便找了個理由溜了出去。這一溜，日後保住了他一條命。

但事情並沒有就此了結，噶禮離開貢院後，趙晉再次找到左必蕃，做了多番暗示，左必蕃均佯作不解。說到最後，口乾舌燥的趙晉終於明白了，對方是不想參與，心裡罵了一句“膽小鬼”，便自行出去了。之後，儘管不斷有各種買賣關節的風言風語傳到左必蕃耳邊，但他始終裝作不知道。

終於到了八月鄉試時間。本場三場鄉試的題目，頭場為四書題：“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次題為“博厚所以載物也”三句；三題為“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節。

表面看起來，一切都很平靜。直到九月初九發榜，解元為劉捷，中舉者除蘇州十三人外，其餘多為揚州有錢鹽商及權勢人物的子弟。尤其是同考官句容知縣王曰俞舉薦的吳泌，同考官山陽知縣方名所舉薦的程光奎，二人均是有名的文理不通之徒，輿論頓時一片譁然。

蘇州一千多生員在南京玄妙觀集會，推舉廩生丁爾戩為首，將五路財神像抬入府學，供在明倫堂孔子像旁邊，表示這次鄉試是“惟財是舉”。還有人用紙糊住貢院匾額，改“貢院”二字為“賣完”。貢院的大門上也被人貼上一副對聯：“左丘明兩眼無珠，趙子龍一身是膽。”諷刺主考官左必蕃對舞弊行為視而不見；而趙晉則膽大妄為，收受賄賂。又有人作打油詩諷刺說：“能行五者（金子、銀子、珠子、綢緞、古玩）是門生，賄賂功名在此行。但願宦囊誇博厚，不須貢院誦高明。登山有竹書貪跡，觀海無波洗惡名。一榜難為言皂白，聖門學者盡遭坑。”其中暗合鄉試的題目。

不過，儘管時論對主考官左必蕃和趙晉冷嘲熱諷個不停，但二人畢竟是外來的和尚，人生地不熟，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其背後另有主謀。既然鄉試的受惠者最多的是鹽商子弟，就不能不讓人懷疑到與鹽務有關的官員身上。

在清朝，製鹽業是重要的官方工業，鹽價和鹽稅收入是與田賦收入同等重要的官府財源。當時直接負責兩淮鹽務的是蘇州織造李煦和江寧織造曹寅（李煦妹夫，曹雪芹祖父），二人隔年輪管，管轄範圍涉及鹽場、運輸、稅課、稽查等。另外兩江總督噶禮也於鹽務上有重大責任：一是緝拿鹽商走私；二是官督商銷，即招商辦課，由專商壟斷鹽引和引岸，鹽商向官府繳納引稅後領取鹽引（一種憑證，准許持有人向官方產鹽機構認領鹽，屬於官方壟斷性資源），在指定地點買鹽及銷售。

曹寅到江南任織造已經有二十年。其母當過康熙皇帝的乳母，他本人也當過御前侍衛，深得康熙皇帝信任。康熙皇帝前後四次南巡，均住在曹寅家裡，關係之密切由此可見一斑。自他和李煦接手鹽務的肥差後，旁人均不敢問津，但自噶禮上任兩江總督後，情況便有所不同。噶禮一到任，就向康熙皇帝參劾說：曹寅和李煦虧欠兩淮鹽課銀三百萬兩，請求皇帝公開查處。噶禮表面是樹立清廉形象，其實是想染指肥得流油的鹽務。殊不知康熙皇帝素來將曹寅當做家人，當然沒有理睬噶禮的上奏，但也暗地派人告誡曹寅和李煦，必須要設法補上虧空。自此，曹寅和李煦大為收斂，反倒是噶禮開始插手鹽務。

以曹寅和李煦的身份位置，不方便也沒有這個能力插手科舉，那麼鄉試通弊中嫌疑最大的當屬兩江總督噶禮了。一時間，滿城風雨，謠言不斷。生員抬著五路財神像遊街時，南京城萬人空巷，人們蜂擁而出觀看，景象蔚為大觀。

兩江總督噶禮見到這般情形，當即火冒三丈，派兵將丁爾戩等十多名為首計程車子拘捕，準備按誣告問罪。士子們更加群情洶洶，普通百姓也被激怒了，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一直密切關注事態發展的江蘇巡撫張伯行自然不會坐視不理，第一個向康熙皇帝上疏，這便是本篇開頭所提到的一幕。

只見張伯行在奏疏中寫道：“今年江南文闈，榜發之後，議論紛紛。九月二十四日，有數百人抬擁財神，直入學宮，口稱科場不公，臣未敢隱匿，相應奏明。”奏疏中還對他了解到的一些情況作了描述，比如副主考趙晉受賄十萬兩紋銀，出賣舉人功名；同考官王曰俞、方名等人通同作弊；而正主考左必蕃知情不報，有意欺瞞聖上；本年江南鄉試取士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江南士子一片譁然，眾怒難犯，如果不及時查辦，恐怕要生大變。

康熙皇帝看了後還未作出反應，江南鄉試主考官左必蕃的奏疏也到了。原來左必蕃看到事情越鬧越大，擔心禍及他這個正主考，日夜惶恐不安；又聽說張伯行已經給朝廷上奏，生怕日後被安上個“知情不報”的罪名，也急忙上奏說明江南鄉試一事。不過，他沒有揭發副主考趙晉賣關節一事，當然更不敢提及兩江總督噶禮，僅僅是奏道：“撤闈後聞輿論喧傳，有句容知縣王曰俞所薦吳泌、山陽知縣方名所薦程光奎，都是不通文理者，臣也感不勝驚愕。”

先後接到了張伯行、左必蕃的奏疏，江南鄉試出了大丑聞已經是確認無疑的事情，但康熙皇帝並沒有像他的父親順治皇帝那樣立即採取火暴的行動，而是依舊在等待。他有著多疑狡詐的天性，從不輕易相信漢人大臣的話，他還要等待另外兩封密摺從江南送來。

清朝檔案最機密者，當屬軍機處的檔案，這些都是級別最高的國家機密。但自康熙皇帝開始，還有比國家機密更為機密的密摺。一般的奏摺，比如江蘇巡撫張伯行的、江南鄉試主考官左必蕃的，都是先交通政司審閱，然後再呈交皇帝。特別長的奏摺還需要“貼黃”，即在黃紙上概括要點，附在奏摺上一同呈交皇帝。康熙皇帝創造的“密摺”制度則是專奏專聞，這種密摺不必經過通政司，而是直接遞到皇帝手裡。折面上也不寫奏者姓名，只寫“南書房謹封”的字樣。這當然是為了防止洩密，除了皇帝本人，誰也不知道密摺是誰寫的，密摺裡面又講了些什麼。對這類奏摺，康熙皇帝格外重視，均即時批覆。他一度患病，右手無法動彈，但依舊不假手他人，強用左手批覆密摺，從不耽誤。

能夠擁有奏密摺權力的人，自然都是康熙皇帝的心腹。康熙皇帝正在苦苦等候的密摺，便是來自他派在江南的密探——蘇州織造李煦、江寧織造曹寅以及杭州織造孫文成（曹寅的母系親戚）。這三個人都是康熙皇帝派駐在江南的耳目，一年四季不間斷向康熙呈遞親筆繕寫的密摺，奏報內容短小精密，大部分是關於江南地方上的雨水、收成、米價、疫病、民情、官吏的名聲等等。傳說《紅樓夢》中錯綜複雜的家族關係，就是以這三位織造為背景。巧合的是，江南辛卯科場案案發的這一年，剛好就是曹雪芹的出生年。

果然沒有令康熙皇帝失望，李煦、曹寅的密摺很快就來了。二人詳細報告了榜發後物議沸騰、民憤難平的情況。曹寅更是密奏說：“今年文場秀才等甚是不平，中者甚是不公，顯然有舞弊行為，因此揚州秀才擾攘成群，將左必蕃祠堂全部拆去。後傳聞是副主考趙晉所為，始暫停息。”

康熙皇帝這才拍案而起，怒氣衝衝地道：“我勤政愛民五十年，還從來沒有見過如此膽大妄為的奸臣賊子。若任他們這樣狂妄下去，豈不是要毀掉我大清江山。”於是派戶部尚書張鵬翮為欽差大臣，會同兩江總督噶禮、江蘇巡撫張伯行、安徽巡撫梁世勳在揚州審案，務必將科場案徹底查清。

張鵬翮，字運青，四川遂寧人，康熙九年（1670）進士。傳說其容貌俊美，“貌如好女子，諸同年皆戲弄之”（《西征隨筆》）。不過，張鵬翮自步入仕途後，一直有公直廉明的名聲，“不避權貴，人皆憚之”，是康熙一朝的名臣。他曾經出任江南學政。到任後，不少富家子弟手持京師權貴人物親寫的“薦函”，打算來走後門，但聽說張鵬翮剛正無私，最終還是“躑躅逡巡，不投而去”。當時的規定，凡呈學使報冊都須交些“部科費”（手續費），但張鵬翮“兩袖清風，毫無以應，人亦絕口不索”。後來回京師任職，張鵬翮為了應付說情請託之人，特意在府邸的廳堂上豎了一尊關聖帝君塑像。每逢有人登門請託時，他便指著塑像說：“關帝君在上，豈敢營私徇隱！”這樣清操的大臣，當然深得康熙的信任，譽為“天下廉吏”。

張鵬翮為清初明臣，得到康熙、雍正兩代皇帝的嘉許，史料對其為人多褒獎有加，唯獨汪景祺在其所著的《西征隨筆》對張鵬翮的人品大力貶斥，說他“齷齪鄙穢，無志下材，刻薄寡恩，頑鈍無恥”。汪景祺為浙江錢塘人，少負才名，因而恃才傲物，“豪邁不羈，謂悠悠斯世，無一可友者”。康熙五十三年（1714）中舉人，其後兩次參加會試，均未能中進士，而剛好這兩次的主考官都是張鵬翮。科場失意後，汪景祺改投到當時炙手可熱的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幕下，寫成《西征隨筆》一書。不久，年羹堯被雍正皇帝下令賜死，汪景祺也因為《西征隨筆》中有“大逆”之言被雍正所殺，家小全部被流放寧古塔，成為雍正一朝第一起文字獄的受害者。汪景祺被斬首後，頭顱長懸於北京宣武門外。一直到雍正皇帝死去乾隆皇帝登基，其早已成枯骨的首級才被取下與身合葬。《西征隨筆》一直為禁書，直到清末民國初期方現身於世。

對於兩江總督噶禮，張鵬翮一點也不陌生。他之前曾受命調查噶禮舉報蘇州知府陳鵬年所作《重遊虎丘詩》是反詩一事，當時噶禮極盡威脅利誘之能事，但張鵬翮沒有理睬，照舊“按奸髮狀，振摘是非，無所容回”，最終的結論還是“直鵬年而曲噶禮”，證實噶禮完全是誣告。

張鵬翮與張伯行也是老相識了。他任河道總督時，“丁憂”（清朝制度，官員父母去世，官員要去職三年歸裡守孝，稱之為“丁憂”）在家的張伯行因自發組織民眾抗洪堵堤，得到張鵬翮的傾心賞識，向康熙皇帝力薦，稱其“堪理河務”。正是由於張鵬翮的大力舉薦，張伯行才進入了康熙皇帝的視野。

正因為張鵬翮剛正廉潔，不畏權貴，所以凡有重大的案件，康熙皇帝總是派他去處理。對於這樁朝野矚目的江南鄉試案，張鵬翮更是眾望所歸，被認為定然能夠秉公辦理。在這樣的狀況下，時人均認為局面對張伯行有利，而對噶禮不利，豈料事情完全出乎眾人的意料。

上諭下達的當天，張鵬翮便動身趕赴江南，一路馬不停蹄。第一次會審，在揚州行轅舉行，由欽差張鵬翮主審，兩江總督噶禮、江蘇巡撫張伯行、安徽巡撫梁世勳陪審。一切都相當順利，沒有費任何周折，副主考官趙晉便當堂供認受賄黃金三百兩，同考官王曰俞、方名也供認徇私舞弊，將事先約好的關節“其實有”三個字賣給了程光奎、徐宗軒、吳泌等人，並將有關節之人均取中舉人。欽差張鵬翮當即決定革去趙晉、王曰俞、方名一切功名，收監看管，等待皇帝的處置。

下面是提審行賄人程光奎、吳泌。二人被帶進大堂後，欽差張鵬翮聽說這兩名舉人是有名的文理不通，於是先簡單考了下二人的學識，結果吳泌連兩句《三字經》都背不下來，程光奎寫《百家姓》中，“趙、錢、孫、李”四個字中就錯了三個，唯一寫對的“錢”字也是七扭八歪，不成樣子。張鵬翮憤慨至極，一拍桌子，怒問道：“你們到底行賄多少買來這舉人功名？快從實招來。”程光奎哪裡見過這等陣勢，嚇得立即招供說：“小人出了黃金十五錠，每錠二十兩，一共是三百兩。”吳泌馬上也跟著承認自己行賄了三百兩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