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想當清官不容易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二十四日，北京正值盛夏，驕陽似火，酷熱難耐。當今天子乾隆皇帝早就去了承德避暑山莊涼快去了。京城的老百姓自然沒那個福分，只能躲在自個兒家中勉強避暑。在這樣悶熱的天氣，即使是在華蓋雲集的京師，街上來往的行人也極為稀少。

突然間，從前門方向快步奔來一名五十多歲的普通老漢，滿頭大汗，肩上扛著一副衣褡，直奔崇文門的九門提督衙門。差役認出老漢就是前門聯興帽鋪的店主張度仲。張度仲也不多說，直喊要報官。九門提督衙門大學士英廉（本姓馮，內務府包衣，漢軍鑲黃旗人，其孫女即為大貪官和珅正妻）剛好正在大堂辦公，聞訊急忙叫人帶張度仲進來。張度仲跪下後二話不說，先將衣褡放在地上，開啟一看，裡面全部是黃燦燦的金條。大致一數，竟然有六十根之多。

根據張度仲的交代，事情的大致經過是：三天前，也就是六月二十一日，位於前門打磨廠的聯興帽鋪突然來了一位熟客——盛京（即瀋陽）源有通帽鋪的夥計何萬有。店主張度仲親自將他迎進來後，還不及寒暄，行色匆匆的何萬有便將一副衣褡交給張度仲，託他代為儲存一段時間。因聯興帽鋪一向與源有通帽鋪有生意往來，張度仲雖然疑惑，但也不便推辭，當場收了下來。何萬有隨即匆忙離開，去向不明。張度仲收藏衣褡時，發現衣褡非常沉重，其中必然藏有物品，當時便起了疑心，但由於有承諾在先，也沒有開啟來瞧，只是如約將衣褡收藏起來。然而，就在這兩天，京城風傳甘肅捐監積弊案發，恐怕現任甘肅布政使王廷贊和前任布政使王亶望都要倒大黴。此刻，王廷贊正在熱河避暑山莊覲見，據傳已經被時下最受皇帝信任的和珅和大人扣押審訊。張度仲知道源有通帽鋪的背後東家就是王廷贊，當即聯想到可疑的衣褡一事，立即開啟檢查，結果發現衣褡內藏六十根金條，共重四百七十一兩。當時黃金是十分稀少之物，人們為了保值或是製作器皿、物品，常常以銀換金，導致金價居高不下。按照當時流通的情況，一兩黃金至少可換取二十兩白銀，這六十根金條就值將近一萬兩銀子。張度仲一個普通老百姓，哪裡見過這麼多錢，嚇得目瞪口呆，立即屁滾尿流地飛奔去九門提督衙門報官。

英廉得知事情經過後，如獲至寶，認定這是甘肅布政使王廷贊刻意在轉移贓款，立即發出告示通緝何萬有，並在從北京到盛京的必經之地通州、山海關設下關卡，務必要將其捉拿歸案。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六十根金條轉移案。

那麼，這六十根金條到底是怎麼回事？夥計何萬有是什麼人？他的東家王廷贊又是什麼人呢？

一切的事情都還要從頭說起。

在中國的大西北，有一塊號稱“西北明珠”的黃河沖積平原，地勢平坦，土層深厚。這裡地處乾旱區，年降水量不足二百毫米，但卻因為有黃河過境，當地人挖掘溝渠，引黃河之水灌溉土地，“歲無旱潦之虞”，因而造就了極為富庶的農業，享有“塞上江南”的美名。這塊神奇的土地，就是寧夏平原。

自秦漢開始，寧夏平原就開始了引用黃河水灌溉的歷史。這裡溝渠縱橫，其中最有名的當屬唐來渠。唐來渠渠口開在青銅峽旁，自甘肅寧朔縣南分黃河北流，經寧夏、平羅會大清渠，北注黃河。根據明朝萬曆年間的《朔方新志》記載，唐來渠源遠流長，本是漢朝故渠，唐朝武則天年間曾對舊渠大加疏浚延長，並招徠戶民墾種，因此得名唐來渠，又名唐徠渠、唐渠。如此一條歷史悠久的古老溝渠，在造福一方百姓的同時，也經歷著歲月的侵蝕、風雨的洗禮以及兵燹的破壞，因而歷朝歷代均對其進行過大規模的修繕。主持修繕工程的歷史名人先後有唐朝名將郭子儀、西夏開國之君李元昊、元朝水利名家郭守敬等人。

入清以來，先後有寧夏巡撫黃圖安於順治十五年（1658）、兵部侍郎通智於雍正九年（1731）、寧夏道鈕廷彩於乾隆四年（1739）三次大修過此渠。轉眼到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寧夏道（治所寧夏府，今寧夏吳忠）道員（地方行政長官，正四品，低於巡撫，一般尊稱為道臺）王廷贊（部分史籍記作王廷瓚）得知唐來渠年久失修，多有潰決之處。而唐來渠又剛好經過府城西面，王廷贊擔心渠水危害府城中百姓，便決意效法古人，大修唐來渠。

由於清朝沒有專門的經費撥給地方行政，而地方財政又沒有法定的收入，也沒有相應的經費預算和決算制度，地方長官一個人的收入不但要支付整個衙門的行政開支及部分屬吏的薪水，還需應付上級各種名目繁多的攤捐。在這樣的局面下，一個地方道員要拿出一筆不菲的款子來修復唐來渠，實際上是相當困難的。王廷贊卻表現出了非凡的決心，親自出面，四處借了一筆錢，為此費盡心思，才得以重修了唐來渠。

這位王廷贊，說起來也是個人物。他長年在西北為地方官，廉潔奉公，為百姓做了不少實事，因而在當地深孚眾望，是位頗有名望的好官。舉例而言，乾隆二十四年（1759），王廷贊時任張掖（今甘肅張掖）縣令，拿出帑藏，花巨資重修了自明朝嘉靖以來便已經廢棄的甘泉書院。此後，甘泉書院成為河西的教育中心，學風嚴謹，人才輩出。乾隆三十一年（1766），王廷贊時任鞏昌府（府治鞏昌，今陝西隴西）知府，出資在西鞏釋來家溝修建一座石橋，時人稱為“王公橋”（同治年間左宗棠西征時重修此橋，改名“永定橋”，當地人稱為“神橋”，至今猶存），這是老百姓對王廷讚的衷心讚譽。

就在大修唐來渠的這一年，王廷贊被提拔為甘肅布政使（治所蘭州，今甘肅蘭州）。他的前任王亶望則由於捐監賑災“有功”，“成效卓著”，被乾隆皇帝提升為浙江巡撫，前往油水更多更肥的浙江一地赴任。

清朝的地方行政機構採取省、府（直隸州、直隸廳）、縣（散州、散廳）三級制。省最高軍政長官為總督、巡撫。總督一般管轄兩省至三省（四川總督只管一省），同時兼任兵部尚書和都察院右都御史銜，又稱“制軍”、“制臺”。巡撫之制始於明朝，但當時無固定轄區，一直到清朝時，巡撫才成為一省的最高軍政長官，並例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銜，又稱“撫軍”、“撫臺”。總督、巡撫之下設布政使，簡稱為“藩臺”或是“藩司”，掌管一省的行政和財賦之出納，以及省內官員的升遷調動。國家政令均由其向府州縣宣佈，權力很大，品級與巡撫同，是從二品官。另有按察使一職，簡稱為“臬臺”或是“臬司”，掌管一省的司法、監察以及驛傳事務，為正三品官。督撫、布政使、按察使合稱為三大憲。省之下設道（道是監察區，並非行政區），置道員。道以下設府，知府為行政長官，掌管一府的政務及所屬州、縣的賦役、訴訟等事。順天府和奉天府因為分別是京師和陪都，地位較一般府要高，設府尹為其長官。府之下設縣，置知縣。

清朝初年，全國共有十八個行省。甘肅當時屬於陝西省右布政使司（府治鞏昌，今陝西隴西）管轄，並不是一個獨立的省份。康熙年間，改陝西右布政使司為鞏昌布政使司，不久又改為甘肅布政使司，並將治所從鞏昌移至蘭州。乾隆年間，裁甘肅巡撫，改以陝北總督行巡撫事，稱陝甘總督，並遷陝甘總督府至蘭州。當時的甘肅下轄區域不但囊括今甘肅境域，還包括今新疆、青海、寧夏的一部分。

對於常人而言，從正四品的道員一躍為從二品的布政使，絕對是件大喜事，但王廷贊卻是且喜且憂。在從寧夏趕往蘭州的路上，他一會兒憂心忡忡，一會兒眉頭緊鎖，全然沒有升官的喜悅，倒讓跟隨他多年的王長隨著實困惑了。

王長隨名叫王亮侯，長隨是他的職業。不過，雖然長隨號稱“官之僕隸”，還是與“契買家奴”有著本質的區別。舉例而言，《紅樓夢》第九十九回講到賈政上任江西糧道之初，一心想做好官，嚴禁地方折收糧米勒索鄉愚。跟隨賈政上任的長隨都說：“我們才冤，花了若干的銀子打了個門子，來了一個多月，連半個錢也沒見過。”於是一起向賈政告假，請求離去。賈政還不明白究竟，說：“要來也是你們，要去也是你們。既嫌這裡不好，就都請便。”於是長隨們怨聲載道地離去。只剩下些家奴聚在一起商議道：“他們可去的去了，我們去不了的，到底想個法兒才好。”奴婢一經契買，便完完全全成為主人的附屬品，終身服役不說，飲食衣服也均仰之於主人，這就是賈政家奴所說的“去不了”。而長隨只與主人有僱傭和隸屬關係，或是鬆散或是緊密，相當於“僱傭工人”，有活兒幹就來當差，沒活兒則可以離開，即所謂“忽去忽來，事無常主”。長隨的“長”字，其實是名不副實。

長隨一詞，最初起源於宋朝。當年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與宰相趙普為布衣之交，私人關係親密。趙匡胤經常事先不打招呼，微服到趙普家，點名要吃趙普妻子做的烤肉，並親切地稱呼趙妻為“嫂子”。所以，趙普下朝後都不敢輕易換下朝服，以免趙匡胤突然到來，不及換衣而失儀。有一夜，大雪紛飛，趙普認為積雪太深，皇帝肯定不會出門，不料剛把朝服換下，趙匡胤就到了。趙普急忙喚堂官（一、二品文官家人稱“堂官”，又稱“內使”。一、二品武官家人稱“家將”，又稱“內丁”）伺候換衣。趙匡胤見此堂官不離左右，舉止恭敬至誠，便打趣說：“這是愛卿的長隨吧？”天子金口一開，“長隨”的稱呼從此傳揚開去，成為堂官的別名。趙普的這位長隨，後來還出任指揮之職，“宰相家人七品官”的說法便是來源於此。

到了清朝，長隨開始興盛，大小官員普遍自己掏腰包蓄養長隨。長隨不但成為一種正式的職業，還出現了《長隨論》等多種職業書籍。正是在清朝，長隨的功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他們不但協助官員處理一切雜務，還成為官員與下屬吏役之間的一個重要行政環節。這是因為清朝地方官員採取籍貫迴避制度：自順治開始，總督、巡撫以下地方官員均迴避在本省任職，即必須易地為官。到康熙時，迴避制度更加嚴格，官員任職之地應與其本人籍貫相去五百里以外，而不出五百里者均應迴避。官員除非罷官或去職，才能回到家鄉原籍，這就是所謂的“宦遊”。這樣，官員到陌生地方上任之初，必然要面臨人生地不熟的局面，而衙門裡的辦事吏役則大多由當地人把持，自成一股勢力，根深蒂固，難以動搖。這個時候，長隨作為官員帶來的親信，就自然而然地在衙門中扮演了十分關鍵的角色。尤其在地方州縣衙門，長隨更是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行政力量，被老百姓稱為“二爺”。而在地方衙門裡，只有地方長官被稱為“老爺”，地方長官的幕友被稱為“師爺”，書吏、衙役等都不能稱爺。長隨與長官、師爺併為衙門裡的“爺們”，可見其地位和作用。

最初，官員一般任用自己的親戚朋友來擔任長隨，但隨著長隨的職業化，在官場中以此為業謀生的人便成為長隨的主要來源。尤其是到了乾隆時期，捐納開始盛行，更是出現了與長隨相關的獨特的“帶馱子”現象。

捐納，又稱貲選、開納，有時也稱捐輸、捐例。說白了就是賣官鬻爵，由朝廷將官職明碼標價，公開出售，賣官得來的錢財統一入庫，以解決財政上的不足。在清朝，捐納制度是一項很重要的制度，與科舉制度互相補充，一部分人透過科舉考試做官，一部分人則透過捐納制度做官。康熙時期，捐納官只到知縣。到雍正年間，道府以下各官均可捐納。再到乾隆時，文官可捐至道、府、郎中，武官則可捐至遊擊。

捐納官職的盛行，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導致仕途競爭更加激烈，因為官員的職位、名額始終是有一定額度的。捐官的人很多，職位的實缺卻是很少，這樣，真正落實到上任的就少了。官員從候選到候補，再到補實上任，往往要等待相當長一段時期。一些家底不厚的官員通常在候補階段就已經用盡了錢財，陷入了生活無著的困境。在這個緊要關頭，專門從事長隨行當的人會主動伸出援助之手，借錢給這些官員。當然，這些人不會白白借錢，投資一定要有所回報。一旦官員補實，長隨則跟隨他一同上任，並要求派以重任，以此作為對之前借錢的報答。這就是所謂的“帶馱子”，又稱“帶肚子”。

長隨們之所以寧可倒貼錢給官員也要謀取這份“下三爛”的差事，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謂“衙門八字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衙門中多有“陋規常例”，凡長隨經手之事都可以撈一份外快。《官場現形記》中說一個州衙門裡的長隨每年紅包“好幾千的拿”。前面提到《紅樓夢》中賈政上任江西糧道，跟他的長隨都是花了錢給介紹人作為“薦資”的，賈政卻一心要當清官，長隨們撈不到外快，僅憑薪資肯定要血本無歸，這才各自離去。

職業化後的長隨，種類繁多，有按出身劃分的，但更多的是按職能劃分。負責把門的叫做“司閽”或“門上”；負責文書籤轉的叫做“簽押”或“稿案”；在公堂值勤的叫做“值堂”；負責通訊的叫做“書啟”；掌管印信的叫做“用印”；管倉庫的叫做“司倉”；負責稅收的叫做“錢漕”；還有“管監”、“管廚”、“管號”、“跟班”等等眾多名目。

這裡花這麼多筆墨來講長隨，是因為這些編外的長隨將在下面講到的案件中起到極為關鍵的紐帶作用。

王長隨見到王廷贊如此神色，尋思新的藩臺大人可能是在擔心甘肅布政使不如寧夏道道員好做。當時甘肅地處邊陲，地廣人稀，加上天災不斷，朝廷還經常用兵，因而全省十分貧瘠。布政使要管好這一省財賦和民政，可以說是非常不容易。而寧夏道只管轄“塞上江南”寧夏平原，為甘肅下轄地域中最豐腴之處，土地肥沃，灌水充裕，一方百姓富足，地方官百無憂慮。真可謂官大有官大的難處，官小有官小的優越。

王長隨十分機靈，當即安慰道：“藩臺大人不必太過憂慮。甘肅雖然全省土地貧瘠，時有災荒發生，但朝廷卻恩准甘肅捐監。這可是一件大好事！想那王中丞（指王亶望，中丞是清代對巡撫的稱呼）在甘肅布政使任上成績斐然，全靠捐納籌集糧食呢。”

捐監，即捐納監生，屬於捐納制度中“常捐”的一種，民間生員只要捐米一千石，就可以獲得監生的資格。最初捐監只限於生員，後來範圍擴大，無出身的平民也可以靠捐納成為監生，稱為例監。捐監所收的糧食稱為“監糧”，納入地方糧庫，以備荒年賑濟。捐監不像前面提到的捐納實職那樣直接獲得官職，但有了監生的身份後，便可以直接取得參加鄉試或會試的資格。而且在清朝，要想捐納實職，必須先有監生、貢生的資格。捐監製度雖然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地方財政危機，但也成為有錢人攫取富貴的終南捷徑，對科舉制度和社會風氣都產生了不良影響。

王廷贊長嘆了一聲，哀嘆道：“我擔心的正是這個呢。”原來他發愁的並非其他，而是此次上任布政使是否能有所作為。他的前任王亶望精明能幹，連乾隆皇帝都稱讚他為“能事之藩司”，在甘肅任布政使三年，報捐的糧食已經多達六百多萬石，報捐人數和所收糧食數不僅在甘肅省是空前的，就是在全國也名列榜首。僅報捐這一項的收入，已經是甘肅省全年賦稅的七八倍。正因為成績卓越，王亶望才被升為浙江巡撫。

有如此能幹的前任，自然給王廷贊造成了相當大的壓力。他雖然對王亶望捐賑所取得的成績感到不可思議，卻也十分佩服。他是一個一心想做好官的人，希圖在其位謀其職，能夠大有作為。然而前任王亶望如此能耐，他自認為望塵莫及，欷感慨之下，竟然有些灰心喪氣，覺得前途渺茫了起來。

王長隨瞭解王廷贊一心想做清官的心思，當即答道：“大人昨夜不是還手書了一幅字——‘隨時隨處實心實力，務期顆粒均歸實在’。只要造福百姓，問心無愧，又何必一定要與王中丞比較？”

一語提醒了局中人，王廷贊頓時恍然大悟，笑道：“還是你說得對！說得好！”頓了頓，又道，“不過，‘隨時隨處實心實力，務期顆粒均歸實在’這句話，其實正是王中丞上任甘肅布政使之前向皇上當面作的保證。”

王長隨正若有所思，似乎想到了什麼，沒有回答。王廷贊叫了一聲，他才回過神來，順口道：“大人有沒有……覺得……有點奇怪？”王廷贊一愣，問道：“奇怪？什麼奇怪？”王長隨遲疑道：“王中丞在甘肅任布政使三年，報捐糧食成績突出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甘肅年年旱災，得蒙朝廷恩准收捐所致。可實際上……”他猶豫著，似乎有些不敢把下面的話說出來。

王廷贊有些不悅地道：“老王，你是個爽快性子，怎麼突然吞吞吐吐起來了？你我之間，還有什麼不能說的？”王長隨受到了鼓舞，終於下定了決心，小心翼翼地道：“實際上……沒有聽說甘肅這三年有大旱情呀……”

王廷贊聽了這話，心中“咯噔”一下，凜凜而驚，恍然間意識到什麼。只聽王長隨又忙不迭地補充道：“也許是小人孤陋寡聞，甘肅別的什麼邊遠地方發生了大旱災，咱們在寧夏也不知道。”

王廷贊裝模作樣地點了點頭，表示認可了王長隨的話，但他心中卻開始感到有什麼不對勁兒的地方。

這天實在是一個悶熱的日子，很容易令人煩躁不安。自從王廷贊心頭起了疑惑後，並不是十分漫長的旅途也立即變得枯燥乏味起來。湊巧的是，就在王廷贊一行人即將進入蘭州城之際，天降瓢潑大雨，一解連日來的暑氣。王廷贊與王長隨下意識地交換了一下眼色，各自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大旱報捐的事來。

前來城門處迎接王廷讚的除了布政使司的大小官員，還有蘭州知府蔣全迪和皋蘭（甘肅首府首縣。省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府衙門所在縣稱“首縣”或“附郭縣”）知縣程棟，以及一大群長隨模樣的人。王廷贊原以為這些長隨是前來迎候的官員隨身所帶，不由得感嘆這群官員官位尚在自己之下，排場卻遠在自己之上。誰知等蘭州知府蔣全迪介紹過了才知道，這些長隨原來就是乾隆皇帝多次下諭旨嚴禁的“坐省長隨”。

坐省長隨頗類似當今的“駐省辦”，最初只是為接待新到任的官員而設，負責為新上任的總督、巡撫等上級官員修繕官舍、供給傢俱薪炭等。但到了後來，坐省長隨逐漸演變成州縣地方官員派在省城的耳目，成為下級官員與上級官員“深相結納”的關鍵紐帶。坐省長隨們均是各州縣官員的心腹，機靈而狡詐，盤踞在錢穀刑名總會之地，負責打聽上級官員們的一切動靜，便於州縣官員及時瞭解上級的動向——凡其各上司三節兩壽、水乾禮物以及喜慶大事，一得確信，要預為具稟；官長有升遷降調之信，十天要報一次；如有奏稿要件，要抄稿送呈。而下級官員與上級官員保持“親密”關係，上級官員“交代”下級官員事情，也主要是透過坐省長隨。因而，在坐省長隨的背後，隱藏著無數見不得人的交易和黑幕。有鑑於此，乾隆皇帝曾多次頒佈上諭，嚴禁坐省長隨。如乾隆三年冬天，兩廣總督馬爾泰上任之前，乾隆皇帝再三囑咐他到任後務必剷除坐省長隨。律法中也有明文規定，禁止各地方州縣向省、府兩級衙門所在地派駐長隨，有違反者將受降級留任的處罰，縱容其行為的上級官員也要罰俸六個月。